生仔大晒咩?淺談日本電影與動畫中的「繁殖未來主義」|思兼
最近完結的機械人動畫《Darling in the Franxx》因為虎頭蛇尾的劇情展開為人所詬病。《Darling in the Franxx》前半段展開彷如《新世紀福音戰士》:故事揉雜了大部分想像得到的反烏托邦科幻未來:高度管控的社會、曾經興盛的前文明,過度開發熔岩能源所觸發的生態危機,以及天外來客所帶來的超科技等。然而兩者最像的是《Darling》匯集七賢人的APE,對應《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特務機關SEELE。這個組織內部構成不為人所認識,但掌握著世界存亡的關鍵鑰匙。換而言之,除了不利人類生存的環境外,主角們更有個世界陰謀需要解決。
如此種種讓不少人抱有期待:《Darling》這套動畫被製作出來最終是為了處理《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後續問題。男主角廣與女主角02很早就意識到這種社會管理體制的問題。他們一直是故事中的異端:曾於小時候逃離基地設施的他們,首先感受到體制為了保持自己內部穩定而施展的暴力(包括強行把他們捉回設施,並加以洗腦);又因為他們都不是百分百的生物意義上的人類,擁有與「完全人類」不一樣的觀點。互生情愫、互相肯定的他們,與《新世紀福音戰士》劇場版裡面明日香的最後一句對白「很噁心。」恰成對比。明日香的對白象徵兩個人重新獲得形體後隨即面對的絕對否定。《Darling》會否超越這種否定,達到某種革命性的愛的可能,成為故事一個關鍵爭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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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故事並沒有這樣發展,反而採取了我認為最濫俗的收尾:(生)孩子結局。
日本動畫與電影中的「繁殖未來主義」
在不少日本動畫與電影中,孩子常象徵未來的希望,並成為故事的母題(motif)。當然西方也會有類似的描寫,但日本的「孩子」母題有它獨立的歷史背景。其中最關鍵可以數到黑澤明的《羅生門》(1950),它改編自芥川龍之介文學作品《竹林中》(1915)以及《羅生門》(1922)。電影在盟軍仍然佔領日本時上映;一般被詮釋為戰後重建時期,日本社會各種道德價值崩壞的反映,以及其重建的希望。故事最後一幕最能夠反映這種「孩子與未來」的結局。乞丐、樵夫與和尚發現棄嬰。乞丐搶掉棄嬰的和服變賣,樵夫嘗試阻止,但由於樵夫有把柄被乞丐握住,又被乞丐駁斥「如果你不自私的話,就沒辦法活下去。」最後他沒法阻止。然而聽著嬰兒的哭聲,最後樵夫決定撫養棄嬰,從保護嬰兒的和尚手上將他接過來。嬰兒此時成為了某種呼喚最深層人性善良的象徵。
同樣的「孩子與未來」結局在前年上映的《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也有出現,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兩個月,女主角鈴與男主角周作兩夫婦在廣島時,遇到喪母流浪的孤兒,就把他接回家撫養,同樣象徵心靈方面的戰後重建。
不少敘事會把孩子浪漫化,甚至神聖化成不具實質內容的「希望」。這種「繁殖未來主義」(reproductive futurism)在文學、在媒體敘事,甚至在政治場域都隨處可見。「繁殖未來主義」放在不同脈絡時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但都是把生養孩子視為社會存續的最佳手段,而無視當中現實的向度。在戰後這種百廢待興,人心惶惶的時候,也許抽象而純粹的未來投射是必要的。然而,在這個年代,我們更常見到「孩子」的兩義性:我們既可以浪漫主義地想像孩子是人類的未來,喚醒人類基本良知的最後王牌;但我們也可以從現實層面理解,意識到等待著孩子的是個越趨敵意的世界。由剛逝世導演高畑勳所導演的動畫《螢火蟲之墓》(1988),正正提出與繁殖未來主義結局截然相反的圖景。雖然導演強調故事與反戰毫無關連,但在動畫電影中,他讓在終戰前後流離失所的兩兄妹先後死去,而非親戚因為領養兩兄妹後,整個家庭就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這結局尖銳地揭示出即使在戰爭當中,這種「繁殖未來主義」背後也是虛妄以及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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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這年代提「(生)孩子結局」這麼突兀?
剛才上面電影及動畫提及的都是領養孩子,透過人性與大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築起某種苦難共同體,以走出戰爭陰霾的道路。《Darling in the Franxx》卻是更赤裸地在少子化,人口長期萎縮的日本,提出近似「生仔救國」的想像。在最後一集後半,隨著眾主角生養眾多,該幕後景縮時地呈現了從荒野恢復到未來世界的科技水平(卻對內裡問題隻字不提)。「(生)孩子結局」無論是放在這個時代,還是放在《Darling in the Franxx》裡面,都顯得非常爛俗。《Darling in the Franxx》的爛俗在於它提出了非常實質的人類危機,而且這些危機並不是戰後百廢待興、需要重新整理過去,好好往前走的狀態;而是面對未來寸步難行,需要盡量撥開雲霧,找到出路的狀態。「孩子與未來」結局很唯心,迷信生命,甚至有點過時。現實狀況並不是一個靠信念或堅持就能有絲毫改變的狀態。01哲學之前曾經有兩篇文章檢視六十年代由情色大師若松孝二拍攝的《胎兒偷獵時》(胎児が密猟する時,1966),裡面男主角提出極具現實主義的問題,也許更能反映新一代對「孩子與未來」這種想像的恐懼:
「不管怎樣,我能接受的只是孩子在你的腹中生長,因為在胎內是幸福的,在母親腹內又很暖和,對他來說是個天堂,真正的伊甸園——如果一切到此為止,那還好。
但當他一出生,一離開母腹來到世上,穿過地獄般的血海,一離開這個極樂世界,他接著就要穿過一條昏暗狹窄的路,他會受傷,會全身是血,這對他是個絕對的地獄。
你真覺得他能忍受得了嗎?」
少子化有具體的成因:無法解決的環境危機,越來越不安定的工作/生活狀態,還有無可避免地要順著社會的競爭而擔當幫兇的家長自己。這個年代把孩子生到這個世上根本就是害了他們。這種對未來的想像是完全跟「繁殖未來主義」的強光背道而馳的。「孩子與未來」並沒有辦法讓我們看清未來,反而是看見孩子如何成為我們走向未來的負累。
即使我們不把生存狀態推得這麼極端,我們在「生孩子與不生孩子」的想像中常常陷入憂鬱與不知所措的狀態。我們一方面相信生孩子會讓現實有甚麼改變;但面對著風險社會,面對著已經過多變動的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如以前般天真地想像孩子呢?或者再推進多一步,我們將所有希望寄託在他們身上時,有注意過孩子自己的生存狀態嗎?最近康城電影節金棕櫚獎得獎作,由是枝裕和執導的《小偷家族》的結局中,小女孩百合(佐佐木光結飾)回到原生家庭,繼續被冷落與虐待,在故事最後扶著欄杆向外呆望。面對一個會虐待孩子的家庭,我們的認識竟然還停留在將未來寄託在孩子身上,而毫無愧疚地撇清自己的責任,不思考他們未來的生存狀態。這種要維持「人」的生活,默許不作為所隱含的暴力,正正是《Darling in the Franxx》提出大哉問後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