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專訪（二）：從福島核事故開始，思考如何改變社會

訪談｜黃睿、任其然  

轉載自｜澎湃思想市場

小熊英二是成長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之後的一代。和1968一代的日本學生不同，他的世代已經「政治冷感」。但在學生時代，他們同樣感受到關於人生意義的困惑和焦慮，但這 一時代的年輕人已經不再通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予以表達——他聽音樂，組建樂隊，消費文化產品。

但是，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改變了1970年之後的日本社會圖景。地震和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廠發生爐心溶融事故，大量放射性物質洩露，達到國際核事故分級表中最嚴重的7級核災。在放射性物質可能危害數千萬人健康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卻未能及時、全面地公開關於核事故及後續風險的資訊，並且在日本能源並不短缺的情況下，執意重啟因安全檢查而停機的其它核電站反應堆。

在這種背景下，普通日本民眾以社交網路相約走上街頭，在80多個城市開展了反對核電站重啟的持續抗議。民眾不僅在2013年3月發動了20萬人規模的大型集會，還成功堅持連續數年每週五到首相官邸前抗議。運動撼動了能源公司、自民黨和日本政府官僚之間常年維持的利益鐵三角，政府雖未承諾放棄核能，但重啟或新建核電站已經難上加難。

小熊英二參加了這一場反核運動。在這一輪運動中，1968年的影子微乎其微——新的草根藝術家們將歌曲、舞蹈、說唱、繪畫等藝術形式都運用進來，又通過在場地安裝擴音系統，允許每一個參加者都有機會上臺講講自己的感受和意見，將原本沉悶的示威變成了充滿樂趣和參與感的群眾活動。小熊英二在其中獲得了思考，寫成了一本叫做《如何改變社會》的小書，重點討論了民主社會中是否仍然需要群眾性的社會運動，如何通過社會運動達致正向的成果等問題。

從1968年到福島，日本社會中的不同行動者、政治力量與意識形態既有繼承，也有轉變。不變的是，人們仍然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感到焦慮。從1968年到今天，小熊英二一以貫之思考的問題是——面對這種「現代」的焦慮感，人們可以做些甚麼呢？

福島核事故後的反核運動

澎湃新聞：為甚麼2011年的福島核事故之後日本會爆發大規模抗議？你本人為甚麼參加了這次運動呢？

小熊英二：首先，我住在東京，所以我參加的是東京的運動，而不是全國性的運動。為甚麼我這麼說呢？當時東京的民眾確實陷入了恐慌，因為大家都很害怕放射性物質。那是一段充滿了焦慮和恐懼的時期。直至今日，每一個住在東京的日本人都還能清楚地回憶起2011年三月的那段日子。但是，日本西部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住在西日本的人並沒有這麼強的恐懼。所以我說我參加的其實是東京的運動。

澎湃新聞：因為日本西部距離福島更遠？

小熊英二：沒錯。東京距離福島有200公里，所以很幸運地東京只是受到了輕微的污染。這還是拜當時的風向所賜，風把大部分放射性污染物吹到了太平洋裡。如果當時北風夠強的話，東京就會受到嚴重污染。因此，東京的民眾當時感到強烈的恐懼和憤怒，包括我本人。這種憤怒是指向日本政府和核能企業的，所以東京爆發了抗議運動，並且我本人會去參與，都是很自然的。

日本政府並沒有很好地應對這次核災。關於放射性物質的危害性，以及當時放射性災害的實情，政府沒有向民眾透露足夠的資訊。當時日本的許多媒體、電視臺，根本沒有播出核電廠爆炸的畫面。因此日本民眾自然會對政府感到強烈的不滿和不信任。

澎湃新聞：民眾認為政府和媒體為何沒能很好地應對核災呢？

小熊英二：原因有很多。但我在日本新聞界有很多熟人，我對他們懷有部分的同情，因為他們自己對核事故也沒有掌握多少知識和資訊。日本政府和媒體對於放射性物質、核能和核災害本身就沒有甚麼瞭解。另外許多日本媒體對於做出具有刺激性的報導也有所猶豫，怕承擔「引起恐慌」的責任。當然他們自己也沒有甚麼第一手的資訊來源，以至於對此根本無能為力。但在許多日本民眾看來，這就像是日本政府和媒體欺騙了他們，這也是人們憤怒的原因。他們的想法就是：政府和媒體知道很多事情，但卻欺瞞了我們。

澎湃新聞：既然如此，一開始的抗議者又是從甚麼管道瞭解了關於福島核災害的實情？

小熊英二：在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上傳播著各種各樣的消息，也包含了很多錯誤的資訊和假新聞。但是，真相就是從這些消息中被發掘出來的。那些對於核災難有足夠知識的人能借此搞清楚（放射性物質污染）的實際情況，許多做獨立報導的非政府組織則通過YouTube將這些人關於放射性物質的知識和對實情的判斷傳播開來。

澎湃新聞：這次運動動員了許多人，但是在2012年奪回政權的保守的自民黨政府最後還是拒絕徹底放棄核能。既然如此，您覺得這次運動的遺產究竟是甚麼？

小熊英二：其實這次運動最重要的成果是它換來了時間，換來了五到六年的時間。為甚麼我這麼說呢？在福島核災難發生的時候，無論在日本還是全世界，核能產業還非常興旺。但是在最近的五到六年裡，新的可再生能源的應用，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技術上都更成熟了，這就改變了整個局面。到了今天，不再有人認為核能是一種代表了未來的能源。但在福島核事故當時則不是如此。這一變化當然部分地是由於福島核事故本身（提醒了人們核能的危險性），但主要地還是因為新的可再生能源在經濟和技術條件上的成熟。而日本的反核運動通過阻止現存的反應堆重啟，換來了五到六年的時間。在福島核事故之前，日本有54座核反應爐。而今，只剩下9座，由於經常要定期檢修，同一時間只有5~6座在運轉。2013到2014年的一段時間，日本的所有核反應爐都已經停止運作，但並沒有造成能源短缺，這讓許多日本人瞭解到他們完全可以不靠核能生活。所以我說，這次運動至少換來了數年時間，而新能源應用的經濟和技術條件正是在這幾年裡發生巨變的。

澎湃新聞：在反核運動發生後，您基於您所做的社會學研究，已經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和專著。那麼您為甚麼還要製作《首相官邸前的人們》這部紀錄片呢？

小熊英二：因為沒有人去記錄這場運動啊！日本媒體並沒有怎麼報導這場運動，因為這是一場獨立的社會運動，和傳統的政黨或工會都沒有甚麼聯繫。而日本媒體缺乏報導這類獨立運動所需的「關係」或者說人脈。畢竟這是一場完全自發的運動，普普通通的日本公民，這些年輕人，突然間就成了行動者，突然就開始組織抗議。日本媒體與這些組織者完全沒有建立過任何「關係」，因此就報導不了。不僅如此，日本許多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也缺乏類似的「關係」。大概只有我有吧！

澎湃新聞：你怎麼會有這個「關係」呢？

小熊英二：我最早得到第一次示威活動的消息是在2011年四月，在東京。我是通過社交網路得到消息的，而那次活動的組織者恰好和我相識。我是本地的一個音樂人，因此我有許多朋友是東京的音樂人、插畫藝術家、文化活動家等。他們成為了這次運動的重要行動者。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和他們一起參加運動也是非常自然的。

澎湃新聞：如果你不是個音樂家，就不太能認識這些人了吧？

小熊英二：如果我只是個大學教授，那肯定沒法認識他們。包括文化活動家啊，插畫藝術家等。他們承擔了這場運動中的許多工作，例如插畫繪製，在示威現場演奏音樂，操作音訊設備、擴音系統等。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過程。

澎湃新聞：音樂在這次運動中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

小熊英二：音樂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對我來說，傳統的日本示威遊行真的是太無聊了。但這次福島核事故後的反核運動，卻非常有趣，載歌載舞、車水馬龍，許多普通人上臺演講。在我看來，這次運動非常吸引人。

當然。但是也因人而異。一些比較古板的社會運動者，還不習慣這種新的運動形式，因此他們並不喜歡這些音樂等元素。他們認為這樣的遊行太不嚴肅，載歌載舞意味著你不夠認真。但是在運動中，人們之間的這些分歧一點點得到解決，而我目睹了這一切過程的發生。所以我一開始覺得這場運動很有趣，是因為它載歌載舞、有擴音系統等。但是之後我繼續感到興趣，則是因為各種各樣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參與到其中來。這對於我這樣一個社會學者來說，是非常有趣的過程。

澎湃新聞：我們剛才談到為甚麼你製作了《首相官邸前的人們》這部紀錄片，原因是沒有人去記錄這場運動。但是你為甚麼要選擇影像的形式去記錄這場運動呢？這和用寫書的方式去記錄有甚麼不同嗎？

小熊英二：我覺得用影像的形式去記錄是非常關鍵的。首先這些視頻片段本身已經在網上流傳。其次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知道1960年代的很多運動都沒有以影像的形式記錄下來。我查閱了很多1960年代的文獻、檔案，但是檔案資料並不能記錄下運動現場的氣氛——現場的聲音，人們的面龐，他們穿著甚麼樣的衣服等等。這些資訊對於社會學家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他們穿甚麼樣的衣服，顯示出是甚麼樣的人，甚麼社會階層的人，參與了運動。因此我對自己說，用拍攝這部紀錄片是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使命。

澎湃新聞：你所認識的那些運動組織者現在依然互相保持聯絡嗎？

小熊英二：我和他們中的一些人依然保持很強的聯絡。當然，肯定有某些人離開了這場運動，加入了別的運動，隨著時間推移肯定會發生這樣的事。而且日本的一項研究顯示，參加反核運動的人，和2015年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運動參與者高度重合，他們中大約三分之二是同一批人。

澎湃新聞：當外國人透過你的紀錄片，看到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參與到抗議和鬥爭中來，他們對日本人和日本社會的印象有甚麼變化嗎？

小熊英二：有啊。一些國外的觀眾看完後說他們之前從來沒見過日本人喊叫。他們以為日本人是個安靜的民族，日本社會是個無聲社會。看了影片之後，他們才發現原來日本人也是人。

政治冷感和個人主義導致威權

澎湃新聞：日本人真的這麼安靜嗎？還是說日本人其實也想在政治上發出更多聲音？

小熊英二：基本上我認為所有人對政治都是有興趣的。問題是我們談論的是甚麼意義上的政治？家庭裡有政治，公司裡有政治，國家也有政治。有些人對於國家的政治失去興趣，變得去政治化，但是每個人對於政治都有一種基本的能動性。說到日本的話呢，日本當然也有很多家庭裡的、公司裡的政治。

但是日本人從二十世紀七十、八十年代開始，在政治自由得到保障的大環境下覺得自己可以變得政治冷感。許多日本人認為自己參與政治活動和發表言論的自由是有保障的，於是在這一先決條件下，他們就開始享受去政治化的生活。

澎湃新聞：他們享受這種生活？

小熊英二：是的，因為潛意識裡，大家是這樣想的：我甚麼時候不想繼續過政治冷感的生活，我就隨時可以回來參與政治。但我覺得這是有某種危險的。世界上的每種權力都可能惡化，都可能致力於鎮壓言論自由和政治活動。我擔心這會成為日本的未來。

澎湃新聞：你在《1968》一書中認為「現代式的不幸」，而非「近代式的不幸」，導致了1968年日本學生「尋找自我」的運動。與1968年的日本類似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當今正在世界許多地方發生。當這些地方的年輕人面對「現代式的不幸」時，是否可能尋找到新的道路？

小熊英二：確實，這類問題是現代性的問題。 1960年代後期的年輕社會活動家們，是第一代必須應對這類新問題的人。 儘管他們有局限性，沒有足夠的知識來表述新的情況，但他們已經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抗議新的變化。 我們也從他們的活動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更從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進展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想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做得更好。

對於東亞和世界的新一代， 我不應該說太多，因為不同社會的情況是不同的。不過我覺得，現代社會造成了個人主義和政治冷感的態度，而個人主義和政治冷感本身又會導致許多現代性問題。這些問題來自與社會的隔絕和孤立，而原子化的、被割裂的人們面對威權時是很脆弱的。換句話說，人的原子化會導致威權主義。現代社會中的人，往往是個人主義的和政治冷感的，同時他們還抱怨威權主義。我認為這是自相矛盾的。

澎湃新聞：我們成天抱怨說人越來越原子化，孤獨、無意義。你覺得可以如何克服這種情況？

小熊英二：這個太難回答了，哈哈。我們應該多和朋友聊天，和朋友一起行動，並且共同享受行動的各種後果。

世界上的每一個現象都有很多方面。很多時候，結果似乎令人失望。例如，許多日本知識份子抱怨日本反核運動的結果並不理想，因為這是和他們自己的期望相比。但我是社會學家，所以從運動一開始，我就知道這種運動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我知道每一項活動或運動在開始時都是非常自發的，但這種自發性不會持續半年以上，甚至不到三個月——巴黎的五月風暴乃至前些年的阿拉伯地區的社會運動都是如此。我參加了反核運動，但是從運動一開始，我就知道核能產業已經在走下坡路。所以我的期望是，如果暫停重新啟動核反應爐之後，新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推廣開來，經濟形勢發生變化，那這一運動將真正贏得勝利。我記得，大概是在2012年，一些活動家問我說，我們應該將這場運動持續多久。我回答說：如果你能讓反應堆停運幾年，那麼整個核工業都會被迫改變。我對新型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經濟轉型等方面的知識有一定瞭解。我知道每一場社會運動都不會持續很長時間，而其結果總有很多方面，這就是為甚麼我說我們應該享受和朋友聊天，並且和朋友一起享受參與如何改變社會，並且享受每一個結果，因為每一個結果都有很多方面。我們應該樂觀，也應該現實。換句話說，不要過於悲觀，也不要過於浪漫。

澎湃編按：1968年，衛星通訊技術的普及讓全世界得以同時觀看在越南發生的一切。美軍的炸彈在熱帶爆炸後的琥珀色煙霧、越南村民流下的鮮紅血液，讓戰爭第一次具體而又可感地展示在發達國家市民客廳中的彩色電視機上。觸目驚心的電視畫面成為了重要的導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幾十萬人走上了街頭。從美國的民權運動，到法國、德國、義大利的學生／工人運動，再到日本的學生和市民運動，儘管派系林立，反抗物件各有不同——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官僚主義，「反戰」和反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卻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連結。

在1968年，全球對哲古華拉的狂熱崇拜達到了頂峰——他在1967年10月於玻利維亞被殺，死時正在貫徹古巴的新革命計畫，古巴四處可見的餘韻——「直到勝利，永遠」。1968年，越南戰爭和激進化的黑人解放運動驚醒了美國曾經封閉而自洽的自我認同，人們開始意識到，國內外的痛苦、災難，在帝國框架裡是同構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剛剛經歷了上一年「六日戰爭」的慘敗，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進攻下流離失所。戰敗後，阿拉伯左翼以馬克思主義武裝了其反殖民運動，填補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蘭興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戰中的社會主義陣營也並不太平。從羅馬尼亞到波蘭，再到最終爆發於捷克斯洛伐克，東歐開始了對蘇聯模式的幻滅，呼喚「民主社會主義」。1968年，日本的學生和市民在校園和街頭與防暴員警拉鋸，成為1950年代開始的新左運動的最高峰……

而這一切，又都免不了被中國「繼續革命」的聲音所激發、感染、召喚。

時隔50年，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提起1968，人們想起的，是法國的五月風暴、「激進哲學」、新浪潮電影、搖滾樂、嬉皮士。能夠象徵反抗、激進、自由解放聯想的符號，如今統統可以購買。哲古華拉的頭像遍佈另類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東京大學「全共鬥」畫風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僅僅讓抗爭成為了景觀，而最終幫助了資本主義大獲全勝。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過記憶實現了遺忘。毋寧說，50年之後，人們樂於沉浸在同質化的對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懷舊裡，而不願意沾染上那個時代的血腥氣，不願碰觸屬於不同地區全然異質的掙扎。那些異質的掙扎所勾連出的世界圖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在1968五十週年之際，推出系列專題文章，嘗試從世界不同區域的不同問題意識出發，重組一張1968年的拼圖，以此重訪1968年的世界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