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專訪（一）：六十年代的日本戰後一代的抗爭理想與現實

訪談｜黃睿、任其然  

轉載自｜澎湃思想市場

1968年前後，日本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參與運動的學生們，戴著寫有這些組織名稱的頭盔，手持長木條，佔領各大學校的建築，和被派來攻佔校園的員警「機動隊」對峙。

「全共鬥」、「革馬派」、「中核派」……這些日文詞也許會讓大多數人一頭霧水——1968年前後，日本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參與運動的學生們，戴著寫有這些組織名稱的頭盔，手持長木條，佔領各大學校的建築，和被派來攻佔校園的員警「機動隊」對峙。1968年底到1969年初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更是把這樣的場面推到了高潮——這邊是「全學共鬥會議」的學生佔領大講堂，在校門口掛上「革命無罪，帝大解體」的標語，那邊是員警噴水、架雲梯、施放催淚彈，直升機不斷盤旋……

1968年底到1969年初的東京大學安田講堂事件中，「全學共鬥會議」的學生佔領大講堂，在校門口掛上「革命無罪，帝大解體」的標語。

在今天，人們回看1968年全球範圍內的社會運動時，常常以為這些運動和法國、美國的運動沒有甚麼區別。人們還詫異於，為何同樣是規模龐大的左翼運動，在日本收穫的榮光卻遠低於西方國家——日本1968年的歷史不僅僅不像法國的「五月風暴」那樣在國際上被當作浪漫或自由解放，還往往在日本國內帶著負面色彩。比如歷史研究者安藤丈將就在其著作中抱怨到：「日文漢字『新左翼』，總是被理解為採取暴力革命的『極左』……這個詞已經被日本員警和媒體給污名化了。」

在小熊英二看來，1960年代是日本從「近代」向「現代」轉型的時代。「近代」是開始工業化的時代，而「現代」則對應已經完成工業化的戰後世界。這兩個術語在英文中對應於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區分的現代性（modernity）和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

在1968年，「現代」已經到來，這意味著日本擺脫了戰後的貧窮處境。經濟快速發展，年增長率保持在10％以上。人們追逐的家用「三神器」，從洗衣機，冰箱，黑白電視變成了汽車、彩電和空調。而快速工業化的社會，製造了更多的專業崗位，推動了高等教育的擴張。越來越多家庭把孩子送去大學讀書，以便在急劇工業化的日本社會中找到好工作，隨著教育熱潮，整個1960年代，大學入學率從10%飆升到了35%以上。

在戰爭剛剛結束的1950年代開始，直到1960年代初，日本人曾經發動抵制《美日安保條約》的浩大社會運動。進步政黨、工會、大學生和知識份子在運動中攜手投入，一起喊著馬克思主義、反戰和反帝國主義的口號。1960年6月15日，全國超過500萬人走上街頭，數十萬人在東京包圍國會。在街頭鬥爭之外，學生和進步知識份子還組織「歸鄉運動」，試圖將安保鬥爭的理念傳播到保守的、支持自民黨政府的農村地區。

但到了1960年代，隨著經濟發展下的自民黨政府擴大公共開支，福利水準的提高分化了工會和進步政黨——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的支持者。以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作為鬥爭方法、主體的運動，逐漸式微。更糟糕的是，派系鬥爭在運動組織中不斷湧現。比如曾盛極一時的學生組織「全學聯」，到了1960年代末已經山頭林立，「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中核派」、「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等等不同派別為了爭取資源和支持者互相鬥爭，陷入強烈的宗派主義困境。

而與此同時，在日本的大學校園中，擴招導致了教學資源的緊張和教育品質的低迷——幾百上千人擠在教室裡聽教授用麥克風「大規模批量教育」，課程設置重職業技能、輕人文素養，大學人滿為患，學費還年年上漲，許多學生背負沉重的貸款。出身中下階層的年輕人擠過獨木橋考上大學，卻發現自己畢業後只有成為低端白領一途；另一方面，屬於精英階層的東京大學學生享受著較好的教育，卻也因此產生了自我反思，不願乖乖成為企業需要的冷血而高效的理工人才。大學生們一方面懷念過去大學作為「探求真理之地」的崇高地位，一方面也對「庸庸碌碌地度過一生」感到極度恐懼。學生們常常考慮的問題是：「如果不想在資本的龐大機器中充當一顆螺絲釘，究竟甚麼才是人生存的意義？」

也在這一時代，衛星通訊和彩色電視的普及為日本人帶來了世界各地的即時畫面。看到越南北方遭到美軍轟炸屠殺的影像，日本政府和企業卻在為美國提供軍需物資的過程中大發其財，這讓學生們的憤懣找到了出口。1967年10月和11月，2000到3000名學生先後兩次堵截前往羽田機場的高速公路，以阻止首相佐藤榮作訪問南越和美國，事件中京都大學學生山崎弘昭不治身亡。1968年初，數千學生和數萬市民在佐世保抗議美軍核動力航母進駐，和員警爆發大規模衝突。在這些運動中，抗議者受到員警粗暴打壓的畫面，引起了觀者對學生的同情。最終，在1968-1970年，一系列更激烈的運動爆發。或因學校的審查、鎮壓激起眾怒，或因學校領導層的腐敗行為敗露，許多大學的學生佔領了校園、要求大學改革。

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小熊英二，是研究日本社會運動的重要學者。他曾在2009年出版上下兩卷本，多達2000多頁的專著《1968》，探究那個時代日本社會的變遷動力。在全球紀念法國五月風暴50週年的時刻，小熊英二發表了數篇文章。在他看來，日本的1968年有其格外獨特之處。其一，這場運動和1950年代與1960年代初的運動不同，它生在經濟最快速發展的時刻，是第一次面對現代問題產生的強烈焦慮導致的；其二，大眾媒體（如電視）和小眾媒體（電話、油印機）的發展使反抗的圖像深刻衝擊人們的感官，甚至在有著天壤之隔的另一時空也能迅速激起反響（儘管觀者並不理解圖像中的鬥爭究竟在何種實際的政治文化脈絡下發生），讓運動更具爆發力和表演性；其三，這場運動也是冷戰體系在東方的具體體現——人們通過反戰運動，反抗一個由美蘇兩大國支配世界的國際政治體系。

正在「自我否定」——反省祖國在世界上的侵略罪行和自己在社會上的優勢地位，急切地希望擺脫無意義感、做一個真正的人的年輕一代，迎頭遇上以經濟和效率為唯一目標、不擇手段打壓學生運動的學校與政府，使得年輕人「尋找自我」的衝動取得了政治運動的形式。正因如此，運動的核心參與者多持有高度道德化的追求，希冀一個純粹、理想的未來，不接受任何妥協。毫不妥協地追求純淨理想的學生運動，遇上高速發展的經濟形勢，最終導致了運動的極化——在極少數運動者轉為極度激進的「赤軍」的同時，大量的運動參與者在失望中回到課堂，畢業後依然成為了日本的產業生力軍。伴隨自民黨補貼、收買政治力量，維持保守的政治氣候，1970年代，日本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時代落幕了。

從「近代」到「現代」：1968年的日本校園

澎湃新聞：我們知道1968年前後在日本和世界其他地方都發生了一系列社會運動。作為這一領域重要的研究者，你在1999年出版了兩卷本2000多頁的研究成果——《1968》。你為甚麼會對這些事情產生興趣呢？

小熊英二：因為我覺得1968年是一個從近代轉向現代的轉捩點。

在1960年代的發達國家，近代的問題——比如貧困和不發達問題，大多數都解決了。但在這些問題之後，新的問題湧現出來了——焦慮、競爭和缺乏穩定感的問題。比如，人們開始大批量進入高校學習，這意味著高校畢業生增加，導致了嚴重的競爭，使得他們畢業後就業品質惡化，增加了對未來的焦慮。學生，換句話說即相對有特權的人，因為這樣才參與了運動。在逐漸發達起來的國家中，學生不得不面對現代帶來的新問題。這就是我對這段時間和運動感興趣的原因。

我當學生的時候，已經是1980年代了。那時很多學生都比較政治冷感了。然而，即使他們不熱衷政治，他們也沒辦法避開同樣的問題——競爭，不穩定感，焦慮，等等。不同的是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日本學生，並沒有以社會運動的形式表達他們的焦慮。這可能是因為這一代日本學生已經逐漸習慣了面對現代社會的這些狀況。這與期待大學畢業過上高品質生活的六十年代學生相比是很不一樣的——1980年代的學生沒有太多期待。這一代學生表述問題的方式是文化運動。也許是因為一些日本的文化，比如音樂、動漫和漫畫，能夠應對不少問題，比如人在競爭社會中的孤立感等等。這些文化具有某種能量來吸引處於困境中的人們。但是，僅僅依靠文化運動，我認為是不能滿足我和我們日本的年輕人的。另一方面，1980年代的日本經濟仍然可以為大多數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而到了2000年代福島核災難發生時，這種情況已經在逐漸改變，這也是2011年會爆發新的社會運動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對1960年代的興趣在於，為甚麼這些人參加了這場運動？一開始的時候，我有這樣一種預設，我認為他們是「過去」那種人。換句話說，我以為他們是近代的產物，他們因為貧窮之類的問題而參與社會運動。但是研究了這些運動後，我發現情況並不是這樣。他們是第一代必須應對現代帶來的新問題的人。

澎湃新聞：你研究了很多1968年日本社會運動的材料，在這之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幕？

小熊英二：我查閱了許多檔，在其中發現的當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年輕的女性活動家承認說，他們不滿足於馬克思主義和所謂的「政治議題」（political issues）。她無意識地感受到：他們要處理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之前的政治術語中尚未表達的新問題。我還發現，關於那一時代的許多回憶錄或文章中，當時的活動者試圖尋找新的詞彙和表達方式。他們承認自己用到了許多傳統的政治詞彙，比如馬克思主義的詞彙，托洛茨基主義的詞彙，等等。但是他們意識到，這些術語不屬於他們自己。他們也沒有發明新術語的能力。

我再講一個故事。這是硬幣的另一面。在1968年的日本大學（一所名為「日本大學」的學校，簡稱「日大」），學生運動非常強大，學生們抗議大學裡的行政腐敗。而校方則找了許多打手來壓制學生。運動的領袖試圖和打手們對峙。他對著打手們齊聲喊口號——只是喊，而沒有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我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當時喊了甚麼。他們就是齊聲喊了某種口號，大概是「打倒他們」之類。可是他們為甚麼不用傳統學生運動慣用的詞彙呢？

小熊英二在《1968》中，引用了日大「全共鬥」領袖之一鳥越敏郎的記述。在1968年5月24日舉行的未經學校許可的集會上，學校派來的打手們圍過來毆打正在靜坐的學生。學生們圍成橄欖球賽中列陣爭球的隊形，把集會的主席團保護起來。這時日大學生運動的靈魂人物秋田明大一把跳到桌子上，大喊：「一起喊口號！」這一叫使敵我的氣勢瞬間逆轉了。如小熊英二所說，在當時日大的暴力鎮壓體制下，這一叫確實是「賭上性命」的行為。

澎湃新聞：「傳統」指的是全學聯一類的組織嗎？

小熊英二：是的。1960年代末，日本的全學聯運動已經失去了許多學生的支持。所謂全學聯，是「全國學生聯合會」的縮寫。它是一個科層化的組織，把各個大學的學生社團統一在其中央委員會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學生團體——如日本共產黨或新左派團體，不斷爭奪全學聯中央委員會的控制權。許多學生都孤立在其外，並且厭倦了這些團體之間的暴力衝突。

在1960年代後期，日本社會正走向經濟繁榮。所以傳統的政治術語，比如馬克思主義，在日本都不再流行。但全學聯和新左派的領導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許多學生對這些解釋並不滿意。因為經濟繁榮消滅了貧窮問題，而學生面臨的新問題又沒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表達出來。很多人都在尋找新的理論——比如馬庫色、列斐伏爾、沙特和吉本隆明。

澎湃新聞：說到當時的社會氛圍，你在論文中引用了一位詩人的觀察，他當年走訪了學生運動風暴中的校園後指出：「考慮到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都會找到穩定的全職工作，大學就把自己定位為培養工商界所需人才的機構。但學生們仍將大學視為純潔的象牙塔，對過去的大學懷有鄉愁式的感情，這種反應也是十分真誠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學生才是更加保守的。」你可以解釋一下學生為甚麼會更加「保守」嗎？

小熊英二：這要看我們如何定義「保守主義」了。如果我們將其定義為威權主義，那麼學生就不是保守派。因為他們不站在日本當局一邊，他們反對它。但是，如果我們將保守主義定義為一種對過去的事物的堅持的話，它可以是對當局的抗議。例如，法治的想法似乎是保守主義的一種，因為法治意味著維護傳統秩序和傳統正義。但是如果當局或政治強人試圖修改日本憲法，就會以反對修憲的形式出現一種保守主義。這是保守主義，但它同時也是反威權主義的。所以當我說那時候的學生「更加保守」，我是說他們以一種懷舊的形式表達對當局的抗議。

2017年5月，日本和平憲法70週年紀念期間，日本民眾保衛和平憲法的遊行。日本現行憲法於1946年在美軍佔領下制定，與戰前憲法相比，大大降低了天皇的地位，限縮了國家權力，增加了大量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條文，尤以其第九條（俗稱「和平憲法」）在世界各國憲法中獨樹一幟：「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日本右翼勢力自五十年代即一直謀求修改憲法。在自民黨2012年提出的修憲提案中，雖然沒有刪去放棄戰爭權的條文，卻刪去了不保持軍隊的規定，增加了「前項規定不得妨礙自衛權的行使」一句，並要改自衛隊為「國防軍」，賦予國防軍以保衛本土之外的多項國際職能。日本進步力量自五十代以來一直堅持反對修憲。

澎湃新聞：這種懷舊具體是怎樣的？這些學生的社會理想是怎樣的？

小熊英二：按照我的理解，反抗權威需要在心理上有個立足之處，類似你要有自信心。那甚麼能提供自信呢？ 懷舊便是其中的一種來源。這意味著找到反對當代權威的新價值觀。而這並不是日本所特有的，因為許多革命都建基在懷舊情緒之上——比如文藝復興，比如對原始共產社會或伊甸園的嚮往。人類的許多革命都有懷舊情緒。這也是對當代情境的另一種表述反抗的方式。

如果我們將「傳統」定義為「當下失落的東西」，那麼當前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作為「傳統」。例如，就日本1960年代後期的學生運動而言，一些學生提及戰前時代理想化的大學生活圖景，以此來批評現實中大學的情況。這是一種過度理想化了的圖景，但它也是學生們抗議的基石。當時的日本學生反對大學中的腐敗，他們運用的語言是過去的：「大學最重要的角色應該是揭示真理」。這樣理想的大學並沒有真正在歷史上存在過。每一場懷舊都是一種理想。因為懷舊是一種表達理想的形式，它抗議的是當下的問題。

澎湃新聞：對1968年的這些運動，你在《改變社會》一書中提到了其中的「道德主義」問題。道德主義在運動中的表現是甚麼？

小熊英二：在東京大學的學生運動中，學生們的道德主義是這樣的：他們宣稱自己應該「自我否定」，否定作為「高考戰爭」贏家的自己。他們認為自己是社會精英，並宣稱畢業後應該拒絕獲得優越的社會地位。然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運動過程中逐漸遠離了這種道德主義。

澎湃新聞：你在書中指出，道德主義在運動初期沒有太多的問題，但是卻在運動的落潮期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在運動舉步維艱的境地下，學生卻不願就大學改革和校方做任何交涉，因為做出妥協似乎就是當叛徒。這導致許多對這種氣氛敬而遠之的學生離開了運動。那麼你覺得道德主義在那時是不可避免的嗎？

小熊英二：我認為是可以避免的。最上層的精英活動者中，盛行著強烈的道德觀念。日本沒有那麼多的頂級學府。下層大學和中產階級學校的活動者們要更務實一些。我記得我引用過關於東京大學中運動人士的研究。研究中指出，東京大學參與運動的學生，在總體上非常道德主義。但我認為這在日本的社會運動中其實並不太具有代表性。不過東大的主導作用相對較強——這是因為媒體廣泛報導了東大的運動情況。如果東大的運動沒有在媒體上曝光，情況就可能會不同。

澎湃新聞：所以其他大學的學生會模仿東大學生的行動？

小熊英二：一開始，其他大學的學生活動家把這種道德主義看作是屬於東大的「特權貴族運動」。然而東大的運動吸引了媒體的報導，於是其他大學的運動開始也受到媒體上東大學生運動的形象的影響。尤其是1969年。當時，運動進況已經改變。1968年的運動是各地非常自發的。但在日本媒體大力報導東京大學的抗議運動之後，東大的故事在日本其他大學中廣為流傳。1969年1月東大的運動結束後，其他大學的許多學生開始模仿東大。

記憶、代際衝突，與日本的世界想像

澎湃新聞：今天的日本人是如何回憶1968年的？人們有對於68年的懷舊情緒嗎？

小熊英二：與歐洲人相比，許多日本人不會談論1968年。我在一篇新文章中寫過，與歐洲社會相比，日本社會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經濟繁榮很多，從而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商業文化就沒有太大變化。這是與歐洲國家相比的一個巨大差別。在歐洲，社會的許多領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都因為經濟不景氣而被迫改變，比如女性要參加就業，從而推動了女權議題。歐洲人把這些客觀帶來的積極變化視為1968年的遺產，但我其實懷疑這些變化是否都是由1968年的運動造成的。

今天的日本人關於1968年的學生運動有很多種曲解，比如「1968年的所有運動都是暴力的」、「他們都是激進左派分子」，等等。其實這些都是當時受大眾傳媒影響的扭曲形象，過度強調激進的左派學生團體與員警之間的暴力衝突。也會有一些日本青年將1960年代理想化，就像其他國家的青年一樣。但我認為他們並不熟悉1960年代到底發生了甚麼。換句話說，他們通過理想化這段歷史來抗議當前的問題。不過，高估1968年的情況，主要是在歐洲很流行，而不是在日本。

澎湃新聞：1968年之後日本出現了一些更激進的運動，比如赤軍，日本人是怎麼看這些運動的？

小熊英二：他們開始活動的時候，1968年的運動已經在日本衰落了。他們是孤立的小組織。他們除了更激進化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他們的組織很小是因為他們從事的是劫持人質一類的活動，這些活動只有非常小的群體才能完成。我不認為當時有很多日本人支持他們，就算在年輕一代中也不多。他們的暴力活動因為大眾媒體的密集報導而在海外成名。但他們在日本的真正影響力相當小。一方面，他們的活動孤立於人民。另一方面，員警鎮壓了他們。經濟條件也是他們得不到支持的原因之一，1970年代的日本政權是很穩定的。經濟幫助了日本執政的自民黨以經濟補貼的方式重新穩定社會秩序。比如他們在地方上發放了很多補助，進行公共工程，等等。這些補助起到了控制地方上人口流向城市的作用。要知道，在1960年代，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帶來了許多問題。這也是當時學生運動的一大背景。

1967年8月8日，滿載著供美軍使用的航空燃油的列車在東京新宿車站內發生爆炸事故，周邊300米左右瞬間化為火海。這引發了次年10月21日反戰團體在新宿站舉行反對為美國提供軍需物資的規模約2000人的示威。為阻礙輸送軍需燃料的車輛繼續通過新宿站，示威者強行沖入站內破壞鐵路設施。在此過程中，近2萬名圍觀群眾加入了破壞車站和襲擊員警的行列。事實上，自1955年開始，高度經濟成長導致了嚮往現代物質生活的農村年輕人大量湧向城市，農業靠老人和女性支撐。1968年東京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千米15484人，遠超紐約倫敦。擁擠的大城市存在交通堵塞、事故頻發、污染嚴重、住房難等問題。當時日本國內生產總值沖到世界第三，但人均收入卻在世界20名開外，勞動時間極長，人們從50年代吃不飽飯的「絕對貧困感」變成了嚮往更多消費與娛樂的「相對貧困感」。借學生運動中抗議者與警方發生衝突的機會，趁亂向機動隊投石子，對於一些因單調勞動和生活困苦而鬱積了許多不滿的進城務工青年來說，就成了一種不要錢的娛樂。

澎湃新聞：在國際上，1968年的各種社會運動都避不開越南戰爭的背景。在日本，反越戰運動的情況是怎樣的？

小熊英二：首先，當時日本人民中，反越戰的情緒非常強烈。這主要是因為當時日本人民普遍強烈反對一切戰爭。此外，電視報導中播放著美國空襲下的越南，這讓日本人想起了遭到美國空襲的經歷。所以日本人對越南人民產生了強烈的同情。

澎湃新聞：日本人代入了越南人的角色？

小熊英二：是的。我讀過那時候的各種文章。日本人看到長著相同面孔的亞洲人被美國轟炸，就產生了強烈的同情——甚至保守派和右翼也是如此。當時一些民意調查顯示，超過80％的人反對空襲越南。在這種背景下，出現反越戰運動是很自然的事。

接下來日本人開始反思自己的歷史。在看到美國軍隊屠殺越南人的報導之後，日本人受到了刺激，這些報導讓日本人想起了在中國的戰爭罪行。我讀過一些文章，其中作者提到，來自越南的報導——美國軍隊的戰爭罪行，村莊著火，平民和農民被殺死——激起了他們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記憶。這是我說的，日本人從將自己作為二戰受害者的「受害者意識」向承認二戰中犯下罪行的「加害者意識」的過渡的開始。

澎湃新聞：你會認為這種轉變也和1968年的運動有關嗎？

小熊英二：這很難說。 當然，這些運動促成了這種轉變。但是，很多人直接通過觀看電視報導就已經完成了轉變。所以，運動肯定有效果，但是我們無法證實它的貢獻。

澎湃新聞：在1968年的日本，學生和他們上一代的關係，尤其是和家庭的關係，是怎樣的？

小熊英二：很多日本家庭當然會試圖阻止孩子參與社會運動，因為很多家長希望他們的孩子好好讀書，從大學畢業，找份工作，等等。當然也就有許多的年輕的活動家反叛他們的父母，這也是他們開始反思歷史的原因之一——他們的父母是對戰爭負有責任的一代人。反思戰爭和戰爭中的罪行，是這些孩子們反叛自己父母的行動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是不是可以說，當時的學生一代，和他們的父母對戰爭的看法是很不一樣的？

小熊英二：是的，因為他們對二戰沒有直接的記憶了。而他們的父母一代一般是這麼想問題的：「我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我們被日本政府動員，強迫參與了戰爭。」所以他們不喜歡戰爭，但也不覺得戰爭是自己的責任，而是日本當局的責任。但是越戰確實也讓這代人中的一部分開始了反思。

澎湃新聞：在你的著作中，我們讀到關於六十年代學生運動中性別問題的一些有趣的細節雖然有不少女性參與運動，但在被抗議的學生佔領的校園裡，女性往往被安排從事僕役性的工作，例如燒飯、倒茶、急救和做會議記錄。當女性活動家被男性學生領袖強姦，組織也不會加以追究，甚至這些被強姦的女性為了避免給革命組織抹黑，也不會在社會上公開提出控訴。可以說1968年的日本社會運動是一場男性主導的運動嗎？

小熊英二：對，我認為這與德國非常相似。我讀過一篇描述德國女權運動如何興起的文章。1968年的時候，女性活動家的角色是從屬於男性活動家的；但後來，女性活動家開始抗議男性活動家，這是德國女權運動的開始。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女性活動家的角色直到1969年之前都是服從於男性活動家的。但是在1970年6月的反安保鬥爭失敗之後，出現了很多對運動的反思。她們開始思考運動有甚麼問題，為甚麼失敗了，等等。 在這種思考的過程中，女性活動家開始抗議男性主導的秩序。

澎湃新聞：可以說日本女性解放運動開始於女性運動家抗議社會運動中男性活動家的霸權，而非像美國那樣起源於中產階級女性對於家庭主婦生活的反抗？

小熊英二：沒錯。

（未完待續）

澎湃編按：

1968年，衛星通訊技術的普及讓全世界得以同時觀看在越南發生的一切。美軍的炸彈在熱帶爆炸後的琥珀色煙霧、越南村民流下的鮮紅血液，讓戰爭第一次具體而又可感地展示在發達國家市民客廳中的彩色電視機上。觸目驚心的電視畫面成為了重要的導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幾十萬人走上了街頭。從美國的民權運動，到法國、德國、義大利的學生／工人運動，再到日本的學生和市民運動，儘管派系林立，反抗物件各有不同——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官僚主義，「反戰」和反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卻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連結。

在1968年，全球對哲古華拉的狂熱崇拜達到了頂峰——他在1967年10月於玻利維亞被殺，死時正在貫徹古巴的新革命計畫，古巴四處可見的餘韻——「直到勝利，永遠」。1968年，越南戰爭和激進化的黑人解放運動驚醒了美國曾經封閉而自洽的自我認同，人們開始意識到，國內外的痛苦、災難，在帝國框架裡是同構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剛剛經歷了上一年「六日戰爭」的慘敗，數十萬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進攻下流離失所。戰敗後，阿拉伯左翼以馬克思主義武裝了其反殖民運動，填補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蘭興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戰中的社會主義陣營也並不太平。從羅馬尼亞到波蘭，再到最終爆發於捷克斯洛伐克，東歐開始了對蘇聯模式的幻滅，呼喚「民主社會主義」。1968年，日本的學生和市民在校園和街頭與防暴員警拉鋸，成為1950年代開始的新左運動的最高峰……

而這一切，又都免不了被中國「繼續革命」的聲音所激發、感染、召喚。

時隔50年，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提起1968，人們想起的，是法國的五月風暴、「激進哲學」、新浪潮電影、搖滾樂、嬉皮士。能夠象徵反抗、激進、自由解放聯想的符號，如今統統可以購買。哲古華拉的頭像遍佈另類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組合AKB48也在日本拍出東京大學「全共鬥」畫風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僅僅讓抗爭成為了景觀，而最終幫助了資本主義大獲全勝。

而1968年最沉重的部分，也通過記憶實現了遺忘。毋寧說，50年之後，人們樂於沉浸在同質化的對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懷舊裡，而不願意沾染上那個時代的血腥氣，不願碰觸屬於不同地區全然異質的掙扎。那些異質的掙扎所勾連出的世界圖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