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找到真相的推理小說：談安部公房《箱男》｜思兼

上篇〈偵探小說的科學觀怎樣影響日本推理小說？〉提到偵探小說獨有的「科學社會理想」，「推理」這名字也反映著這點。與此同時，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二戰前後，由於對科學本身的質疑，當時偵探小說必須要揭露「真相」這點受到動搖。來到七十年代，由於社會派推理浪潮興起，以及反推理的傾向越趨明顯，催生出安部公房的奇特作品《箱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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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部公房於1924年出生，原籍為北海道旭川市。他父親於東京行醫。其父後來到滿洲國任教，隨行的他成長大部分時間於滿洲國度過。1945年日本宣布太平洋戰爭無條件投降後，翌年安部公房「引揚歸鄉」，此後居於東京。在他的小說寫作生涯中從來談及過這段經歷。

安部公房曾有力問鼎諾貝爾文學獎。1994年時，大江健三郎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致辭時曾說：「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在，這個殊榮非他莫屬。」在2013年，日本讀賣新聞訪問當時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主席，亦曾經提及安部公房只差少少就得獎。在安部公房的寫作生涯中，因為他獨特的流徙經歷，存在主義、奇幻、超現實等寫作手法貫穿著他早期的文學作品。例如芥川獎得獎作《牆——S·卡爾馬氏的犯罪》（1951）就是類似卡夫卡《變形記》的故事，寫主人公變成一面會生長的牆的經過。此外，他在各種類型文學亦有建樹，尤其是科幻小說。他著有《R62號發明、鉛之卵》（1956）、《第四間冰期》（1959）等科幻小說，以及評論文章《科幻小說的流行》、《難以名狀的科幻小說》等。

《箱男》的坦白是種角色扮演嗎？

《箱男》則是他試驗推理小說的作品。此書於1973年寫成。「箱男」並不是故事主角的專名（proper name），而是泛指所有在「一個從頭上套下來，正好遮到腰部」的紙皮箱中生活、行動的人（群），同時也是敘事者的自稱。「箱男」代指在社會中低下階層的無名氏。隨著劇情發展，故事會出現多個曾經成為「箱男」的角色：包括一開始的箱男；以氣槍射擊箱男因而變成箱男的人，假裝箱男的人，以及假箱男的上司軍官。這處理模仿低下階層在社會裡面，總是以統整的社會問題、或者社群去被了解的狀態。

作為敘事者的「箱男」也知道，他必須要非常自覺寫作的狀態。他的日記其實也就是他對世界的供詞與遺書。正正因為他的身份處於這種匿名、與其他「箱男」混和的狀態，他對自己會留下的日記本應該寫甚麼相當自覺：他執著於「字跡沒有絲毫改變」，也向讀者坦白「寫的我與被寫的我之間令人不快的關係」。然而，在他極度想在寫作過程之中保持同一性，以及對讀者坦白的同時，他的日記就脫離了單純的記錄，而更接近文字／敘述的角色扮演；反而變得更不可信，讓人覺得他為了扮演別的「箱男」而要展現出某個角色。

故事後期偽箱男也加入這種扮演，他準備了與「箱男」一模一樣的筆記本。在故事中，他也加入了與一模一樣的啟首語，這啟首語在此書第一頁已出現過：

「這是一份關於箱男的記述／

我現在在紙箱中——是一個從頭上套下來，正好這道腰部的瓦楞紙箱——開始寫這份實錄。

此時此刻，箱男，也可以說是我本人。」

這章以寫作上極其罕見的第二人稱寫成。一開首就將讀者置換成偽箱男：「現在，你正在寫著供詞。」我們無法知道他在甚麼場景被盤問，可能是警察，可能是箱男對偽箱男的盤問，也有可能是箱男為了維持自己寫作的真確性的心理劇場。

故事有很大部分「箱男」的自述，而不是自白。有別於一般推理小說，故事中並沒有傳統推理小說中為讀者解說案件發展的偵探角色，換句話說：故事中並沒有真理。讀者變成推斷故事發展的唯一權威。有關查案的困境在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蘿莉塔》（Lolita）也有出現過，《蘿莉塔》這本書大部分是主角韓伯特自己的剖白，雖然他在文本內表達對《蘿莉塔》極為誠懇的感情，但正正因為這剖白同時也是他面對法庭審訊前的演練，這逼使我們除了扮演讀者外，還代表著潛在的法官與陪審團。

《箱男》對文體類型的挑戰

剛才提過「供詞」、「自白」等文體類型，我們可以見到安部公房透過再塑造「讀者－文本－敘事者（作者）」的關係，產生了相當有趣而狡猾的設定。對作者而言，其中一個最有效控制的方法正是文體類型。當中又以法律文本最讓人感受到當中的權力關係。當部分人把福柯（Michel Foucault）錯認為後現代主義的一部分時，他正正指出「論述」的構成本身就有各種方式限制文本可能的詮釋，指出文本意義的中心範圍仍然存在。

就以「供詞」這類法律文件為例，它建立、流傳的程序，以及取得的方法鞏固、或限制它的可信性：美國法律著名的「毒樹果實理論」強調，大部分透過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都可循此原則被排除。又例如在普通法法庭中，即使當事人可以自辯，但由於律師對於案例以及其判準熟悉，比一般人容易在論述遊戲中取得優勢，因此比較少人會選擇自辯。

因此，針對文本詮釋，我們或多或少受到它本身傳播的方式（媒體），以及它文本撰寫的方式（文體）所限。在上面提及過的供詞，〈C的供詞〉、〈C的故事〉、〈供詞續篇〉這個排列方法也令我們得知到C（雖然我們不肯定他是誰）正在對應著供詞捏造口供，這點也是針對著文本（論述）的特質才能出現的對應畫面。

上文談到「箱男」對自己是否能夠保持同一性非常自覺。這種自覺除了在他對自己筆跡的重視可見，亦在他對不同媒體與文體的操縱中反映。在〈有關封皮背面所貼照片的幾點補充說明〉中，他按照拍攝時間、拍攝地點、對於狙擊手身份的初步推測等欄目，點列式地逐項報告以求加強自己日記這本證供的可信性。在印刷本上，讀者甚至可以看到欄目與內文所用的字型並不一樣，可謂一絲不苟。

以日記本為中心的敘事亦影響我們判斷，在〈寫在其他紙上的三頁半補充〉中，我們或會憑藉對筆跡截然不同的態度判斷是否「箱男」，在那一章剛開始括號內寫著：「（不光是紙不同，由於第一次使用鋼筆，字跡也明顯不同。不過，反正會有甚麼人給謄寫到別的筆記本上，那樣一來，紙和字就能同一了，根本用不著太神經質。）」《箱男》這書很接近反推理小說的原因，正正是我們必須每次打開新的證據都要重新解謎，嘗試斷定文章是否出自「箱男」手筆，而沒有人會告訴你真正的答案。

故事到最後，敘事者說「因為線索多的話，真相也應該和線索的數量同樣多。」雖然「箱男」開始時拼命想要保持他的獨特性，以防被殺而無跡可尋。然而，小說最後一句「救護車的鳴笛聲越來越近」時，似乎有人遇害時，故事卻暗示他反過頭利用「箱男」匿名、無法區別的特性。社會中的完全犯罪正正在於匿名以及不信任，這才是《箱男》這小說讓人不寒而慄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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