柄谷行人：丸山真男的思索與追求
保馬 編者按：
真男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的開山之人，對日本現政治學及現代政治問題發表了諸多頗有見解和深度的論述，其政治學被日本學界稱為「丸山政治學」。保馬今日推送乃柄谷行人先生對其代表作《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1956-1957年）所寫之序。本篇序言值得一讀之處不僅在於，在本篇序言中，柄谷行人對全書的行文邏輯進行了梳理和歸納，指出了全書可劃分的兩個階段並論述其要點，而且在於本篇序言給我們勾畫了丸山真男的思想脈絡，指出創造一個自主的、每一個個體的社會聯合體是他的不懈思索與追求。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重新理解丸山真男這位「遲到」的思想巨匠具有不一樣的意義。
柄谷行人 /文 陳力衛 /譯
丸山真男作為一個學者，在日本思想史和政治史方面留下了許多重要著作；同時，他又是一個思想家，終身投入到活生生的政治輿論場上。上述這兩個方面互不可分，本書內容也充分顯示了這點：它彙集了作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約十年間發表在雜誌上的有重大反響的論文和評論，其中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意識，雖然並沒有那麼系統地組合在一起，而丸山自己，則是終其一生都在思考之、追求探索之。
這些論文的寫作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5 -1951年，當時日本正處於包括蘇聯在內的「同盟國」佔領統治之下，當然實際上是由美國來佔領接管的。在這一階段，一方面到處都在讚揚美國的民主主義，而同時日本共產黨也具有強大的號召力。但這一狀態隨著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蘇對立的日益加深而銷聲匿跡了。第二階段是日本從佔領統治下獲得新的獨立並迅速恢復了經濟生產，隨之民族主義也開始復興。比如，曾列為戰犯的岸信介當上了首相，他所推進的政策正是要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改為軍事同盟。所以，1960年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運動成了空前高漲的市民運動。
丸山的各篇論文正是應對這一政治狀況而寫的。因此，在第一階段，他主要考察了戰前和戰爭期間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形成；第二階段則主要論述了戰後美蘇對立下顯露出來的政治及文學問題。這些論述在當時分別給予人們以強烈的印象，展示了知識份子的思考和意見的可能性。
第一階段裡之所以就戰前的法西斯主義展開批判是因為戰後開始的一系列審判和反思。我們知道不僅在日本國內，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軍」在德國和日本都開設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審判戰爭犯罪，即著名的德國紐倫堡大審判和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這些情況相互交織，烘托出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戰前的法西斯主義到底是甚麼？對此，當時的意見大體分為兩種：一是從美國式的民主主義的觀點來批判法西斯主義；另一種看法則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壟斷資本與國家權力相互勾結的產物。
但是，丸山的看法明顯不同於這些觀點，比如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及運動」一文中，他首先注意到德國法西斯與日本法西斯（天皇制法西斯主義）的不同之處。丸山認為納粹主義是從魏瑪民主主義中「自下而上」的革命。與此相反，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則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亦即是由天皇制和軍隊及國家官僚組建的絕對主義體制所導致的，也就是由於民主主義欠缺的結果所產生的。這一分析並不是說要讚賞納粹主義，將之視為民主主義的產物。丸山只是想要考察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特徵，以免其被掩蓋在一般的法西斯主義批判之中。
在「軍國統治者的精神狀態」一文中，丸山關注到以下幾點：德國紐倫堡大審判中納粹領導人都對其行為承認自己所負的責任，而且申訴自己的正當性；但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日本的戰爭領導人從不主張自己的正當性，當然也就不承認自己的責任，只是強調一點：聽從了天皇旨令而已。而天皇也說，受明治憲法所規定的立憲君主制的制約，自己所處的地位沒有直接下命令的可能。天皇得以免除東京審判的理由正在於此。但是，這樣一來，對於日本的那場戰爭就誰也不去擔負責任了。丸山稱之為「不負責任的體制」。
如果說日本法西斯主義是這樣的話，那麼將之單純地解釋為出自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或者當作封建制的殘留所引發的問題都是無法解釋得通的。應該將之作為更為根深蒂固的日本社會的特性，從思想傳統上來審視之。實際上，丸山在本書裡闡述的各種問題，之後又從歷史的角度更為深入地再次加以追問。反過來說，丸山后來就日本思想史所展開的論述，許多問題都是由這本書中他自己考察的問題作為出發點引發出來的。
第二階段，也就是針對20世紀50年代美蘇對立和日本經濟復蘇過程中發生的種種狀況和問題，丸山將視點傾注到大眾社會的一些現象上來。迄今為止，他一貫是在共同體與市民社會這一對比上，即人們是屬於某一共同體，還是作為一個自律的個人（individual)，在這一比較上來考慮問題的。這可以說是他的基本出發點，在追究日本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不同之處時也是如此。但是到了第二階段，他就法西斯主義問題開始導入了新的視點。
那就是，他觀察到了另一個側面：在大眾社會，亦即個人既不屬於共同體也不屬於市民社會時，法西斯主義是由四分五裂的原子化狀態產生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德國魏瑪時代儘管有民主主義，但還是產生了希特勒獨裁體制，那可以說是因為已經是大眾社會了。而且這一點也可以對應戰前的日本。儘管當時實際上還處於半封建的社會，但同時隨著城市化的擴大和大眾媒體的發展，也已經呈現出大眾社會的種種現象了。
在大眾社會裡，原子化的個人是無法自律的，他們不斷要受到媒體的影響和操縱，而且原子化的個人也不能僅僅躲進自己封閉的私人空間裡，不時地還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後來丸山這樣寫道：
原子化的個人一般對公共問題不甚關心，但正是這種不關心往往會突然轉化為狂熱的政治參與，也就是說他們為擺脫孤獨和不安而焦慮，正因為此，這種人才會全面歸依權威主義的領導，會全身投入那種國民共同體、人種文化之永存這一觀念所表現出的神秘的「集體」中去。
從農村共同體出來的人們，在城市裡不是作為市民，即一個有自律的個人，而是作為一個原子化的個人浮游於其中。工人階級也基本相同。這便是法西斯主義滋生的溫床（hotbed）。而這種狀態，不光是在丸山寫這本書的當時，而且現在也仍然處在進行之中。即使達不到戰前法西斯主義那種程度，類似的現象隨時隨處都可能發生。
一般來說，市民是指城市居民，或不屬於勞動階層的中產階級。所以，提倡市民運動的丸山的想法曾被人視為基於西方個人主義的市民主義，也被批評為知識精英主義。但是，丸山所說的市民不單是指城市居民或個人主義者，他說的市民是指可以與他者自主地構成一種社會關係（結社）的個人。
在歐洲，自立的城市都是始自各種工商業者之間結成的聯合體，也就是說，市民社會不單是原子的個人的集合，而是始於個人之間結成的組合。由此才能產生民主主義。在日本，城市是原子的個人的聚合，也就是說，那裡沒有市民社會，也就產生不了民主主義。民主主義並不單單建立在議會選舉上，或集會的喝彩之中，它只有以每個人的自主的社會關係為基礎才有可能實現。換言之，民主主義並非是由一定的制度和某種狀態所保證的，它實際上是通過「不斷革命」的過程得以實現的，即要不斷地更新個人之間結成的自主的社會關係。
毋庸置疑，民主主義並非只終結於議會制民主主義。議會制民主主義只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民主主義在某種制度上的表現而已。但是，我們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都不會看到一個完全體現民主主義的制度，人們至多只能談論某種程度的民主主義。在這一意義上，「不斷革命」才是真正符合民主主義這個詞的。
1960年的反安保鬥爭中，丸山用以鼓舞市民運動的，正是出於這種觀點。（順便插一句，我在那年剛剛進入丸山執教的東京大學，也參加了這場鬥爭。）但是，當時丸山被學生運動組織者們輕視為「市民主義者」，在這之前也被舊左翼批判為非馬克思主義者，之後，到了60年代末，他又成為新左翼攻擊的對象，被說成是具有特權的進步的自由主義派教授。更有甚者，到了80年代又遭到後殖民主義者的攻擊，說他是民族主義者。但是，那些批判沒有一條是看清了丸山所處的背景，以及所經歷過的體驗來說的。
丸山實際上所從事的研究，並不是市民主義或自由主義之類，而一以貫之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早在他1934年進入大學時就開始了，當時，日本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分為兩派，一派稱作講座派——政治上屬於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另一派稱作勞農派——政治上屬於勞農党（戰後成為社會黨左派）。前者的名稱緣於他們刊行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1932-1933年）。
勞農派將明治維新視為資產階級革命，維新以後的日本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主張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另一方的共產黨系的講座派則認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是絕對主義國家，在先於社會主義革命之前，必須要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以掃除封建主義殘餘，也就是要打倒天皇制、地主制。即所謂的二次革命發展階段論。
講座派的觀點只不過是將俄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生搬硬套到日本，亦即對共產國際理論的一種盲從。在1927年時，立憲君主制已經形成，而且普通選舉法也已成立，不去針對當時緊迫的社會問題，反而首先高喊「打倒君主制」的口號，簡直是愚劣之舉。由此招來的只是鎮壓，而且被廣大群眾所孤立，其結果是出現了大量的思想轉向者。對此，勞農派倒是在議會政治中從事合法活動。兩派並非敵對關係，非合法化的共產黨員也有作為勞農黨員參加選舉獲勝後當選議員的例子。
勞農派的認識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正確的，但某種意義上又是錯誤的。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天皇制、地主制等封建殘餘的制度會自然消滅的。也就是說，他們從來沒有從日本社會的「政治、觀念的上層建築」來進行考察。之後，勞農派中雖然也產生了以宇野弘藏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但是，除了經濟學領域之外，特別是在歷史學和文學領域倒是講座派擁有廣泛的影響力。儘管共產黨遭到破壞並出現了大量的轉向者，但講座派提出的問題反倒在以後一直是作為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留下來了。
丸山一直對講座派抱有關注。哪怕是他們被鎮壓被消滅，這種關注依然未變。講座派的理論中，值得矚目的是關於以天皇制為首的、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社會殘留的各種「封建殘餘」，他們試圖從地主制等經濟基礎來對其加以說明，但以受挫告終。但是，他們的失敗可以說再次給人以契機追問：天皇制到底是甚麼？說得再通俗一點，那就是留給我們了這樣一個課題：觀念、政治的上層建築的維度雖然根本上受制於經濟基礎，但它本身也具有相對自立的構造，所以必須闡明這一點。
比如，歷史唯物論認為，國家就是統治階級所持有的一個暴力裝置，但僅靠暴力又無法維護持續性統治。權力在基於暴力的同時，也基於服從者的積極同意。所以，其固有的問題是政治層面上的問題無法還原到經濟基礎上來。丸山努力在思考這一點，對他來說「政治學」就是從經濟基礎上來觀察分析相對自立的政治上的層面。而且，那是觀念的上層建築的歷史，也就是與思想史的問題意識相重合。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丸山一直在思考講座派引發出來的問題。本書的各篇論文都是先導入德國的馬克斯·韋伯、卡爾·施密特，以及美國的政治學、心理學來加以闡述，所以，丸山也被視為只是倚仗西方得來的新知識的非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也被批判為以西方為典範來尋找日本的缺點的那類近代主義者。但是，這些批判實際上都沒有說到點子上。他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出自對講座派的關注，他在同法西斯的鬥爭中一直獨自思考著這一問題。
我們看丸山的工作，應該與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比如馬克斯·霍克海默和埃里希·弗羅姆）等做一比較，他們在馬克思主義運動敗給納粹後，從其體驗和反省開始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他們為了闡明敗給納粹主義不是靠經濟基礎能夠說明的那一部分因素，導入了迄今為止被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遭排斥的佛洛德的精神分析法。丸山當時無緣於法蘭克福學派，也沒有關注佛洛德。但是，他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考察正可以說是應對了下面這段佛洛德的話：
馬克思主義的力量不在於它對歷史的見解，也不在於它的以此見解對未來的預測，而在於它深刻理解了人類的經濟狀況對學術、倫理及藝術反應的影響。因此，它乃發現了從前完全為人忽略的整個因果關係。然而我們不能假定經濟的動機是決定社會中人的行為的唯一動機。不同的個人、種族及國家在相同的經濟狀況下有不同的行為，足見經濟的因素不是唯一的決定原因。我們不能理解的是研究活人的行為如何能忽略心理的因素呢？不僅這種因素與經濟基礎的建設有關，而且即使人受這些條件控制時，也只能動員其原始的本能衝動——如自存本能、攻擊本能、愛的需要、求樂避苦衝動等。前次演講曾側重超我的地位，因為超我代表古代的風尚及理想，並有時抵抗新的經濟情境的壓迫。
但是，與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不同，丸山在日本的研究工作並沒有被視為直接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問題上，只是被認為單純地吸收了歐美的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新動態。然而，丸山的真髓並不在此，我們只要看看下面兩點就一清二楚。第一，他最親密的朋友就是論述魯迅的竹內好和寫過司馬遷的武田泰淳這些文學家，這也意味著丸山始終是把中國掛在心上的。第二，當那些批判他的左翼們統統轉向後，或者1990年，隨著蘇聯的崩潰，社會主義理念遭到根本質疑的時候，丸山的姿態都沒有過一絲動搖。他一貫追求的就是「社會主義」，但他將之稱為「民主主義」。那既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主義），也不是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前面講到過，那是要創造出一個自主的、每一個個體的社會的聯合體。而且，那是要在「繼續革命」中完成的，丸山真男是畢其生涯都在探索思考之的思想家。
（本文摘自《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商務印書館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