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天演論》是為政治目的？五四是一場反啟蒙運動？｜董牧孜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讀現代文學的人必定聽過王德威這句發問，說五四文學的權威太高，倒令晚清成了「被壓抑的現代性」，而晚清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和開放性實則甚於五四。當現代新知激活的新夢幻，與千百年來文學等級體系中的末流文類「小說」相遇，一大批科學色彩的作品被譯介和創作出來，今日的研究者就也有「沒有晚清，何來科幻？」的衍生之說。

清末民初的連續性不可分割。不只文學，從晚清到五四的社會文化激盪交疊，當傳統遭遇西學，科學發展滲透進日常生活，天朝上國的幻覺不斷動搖，「物競天擇」的觀念也在大眾之間流行傳播，至於此後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社會實踐，更如萬花筒一般更新了五四時期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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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有哪些不可錯過的文化思潮？答案還需還原到具體的社會脈絡之中。4月25日，李歐梵、彭小妍及王道還教授從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例行的研究茶座之中小聚，敘談「清末民初的西方思潮：進化論，啟蒙理性，與惟情哲學」。

《天演論》是譯者嚴復「做」出來的？

維多利亞時代科技有大躍進，達爾文的科學革命橫空出世，又引發人文革命。同時期，在中國晚清，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也成了「暢銷書」。據文學家喬治·艾略特吐槽，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文筆很差。不過嚴復優美準確的文字卻成了《天演論》成功流行的關鍵。

眾所周知，嚴復的翻譯引介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對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解讀。不過，嚴復並沒有直譯原書標題《演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而是取中國人熟悉的「天」字來講演化；更出乎意料的一點是，他的譯本1898年出版，只比原著晚了四年出版，算得上「與時代同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道還教授便由此出發，分析《天演論》是怎麼由譯者和研究者「做」出來的，對既有的《天演論》研究再做批判。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幾乎成了今天我們理解達爾文演化論的八字箴言，胡適也在筆記中寫下印象中的《天演論》是談論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然而，「適者生存」的字眼從未出現在《天演論》的原文之中，而是來自民國的二手翻譯，屬日文漢字。物種演化強調的是變化與後天努力無關，生物個體的發展是天賦決定。達爾文最初的用詞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斯賓塞在1867年建議以「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取而代之，後來達爾文年接受並部份採用了這種用法。

王道還指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嚴復翻譯《天演論》的最大影響在於認知和修辭上的衝擊，而非科學上的更新。實際上，演化論對於西方社會石破天驚的革命性意義，是當時的中國人所不能理解的，因為二者的世界及宗教完全不同。嚴復翻譯《天演論》有強烈的政治目的導向，他透過對斯賓塞和赫胥黎的改寫，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套說詞以描述自身處境、提出改革主張。

清末民初的西潮帶來許多新事物，包括大量翻譯而來的新名詞、新觀念，就如達爾文的理論在其母國也是新名詞，對其同儕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新觀念。劉禾提出現代中國的現代性受到翻譯語彙的塑造，如今這在學界是非常流行的研究觀念——乃至成為了陳言套語，這反而限制了我們對於《天演論》之類科學翻譯的理解。王道還強調，因為無論翻譯還是原版本都不能靠表面字義的理解，而需進入具體的義理脈絡才能釐清，而科學與人文的溝通要有彼此同情的理解，才可能穿越認識上的鴻溝。

民國知識青年的困惑：求「真」的途徑是理性還是情感？

從晚清到民國，民間的革新思潮更為踴躍。

今人普遍認為，五四運動帶來了科學理性啟蒙的時代。中國大陸往往視之為革命啟蒙的「青年節」，台灣流行將其看作重釋傳統、文藝復興的「文藝節」，北大教授陳平原認為後者是「小家子氣」的說法，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彭小妍卻說：「二者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不論歐美還是中文學界都常說：五四時期知識分子雖然吸收了龐雜且各式各樣的思潮理論，但只是現買現賣，根本沒有深思熟慮。但彭小妍認為，五四時期種種難以規範、五花八門的文化雜音並非「拿來主義」，而是達到了認識論的層次。在她看來，五四知識分子事實上參與了一場連結歐亞的啟蒙與反啟蒙辯證，也就是情感與理性的辯證。

何謂反啟蒙？不是反對啟蒙，而是啟蒙的悖反。也就是說，理性與情感是啟蒙的一體兩面。我們如何認識宇宙和人生、自我與世界？透過情還是理性？換句話說，求「真」的途徑究竟是理性還是情感？這場有關認識論的論爭，具體展現在蔡元培領導的美育運動、梁啟超領導的人生觀論述、以及人生觀派對「唯情主義」的提倡之中。

至於五四知識分子如何連結歐亞？舉例來說，中國1923年的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之中，主張科學啟蒙的丁文江、胡適、陳獨秀，與宣揚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的梁啟超、蔡元培、張君勵等人生觀派針鋒相對，雖然科學派是主流，但人生觀派將西方的生命哲學同中國宋明理學糅合在一起，串連起了德國的倭依鏗（Rudolph Eucken，1908年諾貝爾獎）、法國的伯格森（Henri Bergson，1927年諾貝爾獎），以及日本的西田幾多郎（京都學派領導人）等歐亞學者的反啟蒙理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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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觀派知識分子從中國傳統中尋找對應的思想來批判柏格森，認為明代陳白沙的「明」與「覺」的工夫以及王陽明的「良知」（即真情、直覺），都是主張真情與理性是一元的，與陸王心學派的「心即理」哲學命題相通。相應的，柏格森認為「直覺」無法取代「理智」，落入了二元思考的架構與窠臼之中。

五四時期的人生觀派雖然一直被視為維護傳統的保守派，不符合主流看法，但彭小妍強調，他們連結跨歐亞的反啟蒙論述，企圖為傳統尋找現世意義的努力，更貼近今天以非理性為首的西方學術流派。李澤厚便曾在專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的一個簡短段落中提到這一點，人生觀派的某些主張，例如科學不能解決所有人生問題、對非理性的強調等，比起科學派的決定論更符合於二十世紀思潮。

這也提醒我們，當「保守」成為無意識張貼的標籤，或許也令人理所當然地忽略了一些有價值的思想枝蔓。對於方才紀念過五四運動九十九週年的我們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