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行為藝術？丨朱青生
作者：朱青生
作者簡介：現為北京大學漢画研究所所長，漢画研究主編，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網》專欄作家、專家，《中國當代藝術年鑒》主編。他在中國藝術批評家網對行為藝術進行了詳細解析，使大眾對行為藝術尤其是中國的行為藝術有一個正確理性的認識。
行為藝術，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於歐洲的現代藝術形態之一。它是指藝術家把現實本身作為藝術創造的媒介，並以一定的時間延續。當今的行為藝術表現形式，大都與血腥、暴力相關，引起不少人的反感的藝術。
對行為藝術的界定本身，是否已經違背了行為藝術的真正意義？之所以產生行為藝術，是因為在此之前所有的藝術形式所形成的定義都可能被破壞或挑戰，也都應該被破壞和挑戰，而行為藝術恰恰就是為挑戰和破壞藝術的一切定義而誕生的。因此我們永遠無法界定甚麼是行為藝術和甚麼不是行為藝術。
但是，如果行為藝術變成了所有的政治行為和日常行為，那麼我們也就沒有行為藝術可言，或者至少行為藝術的創造性價值和推進文明、反抗霸權和壓制的積極作用就無從真正地集中推進和展現。因此，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並不是要得到一個結果，而是要借助中國批評家年會的同仁們來思考和判斷，為行為藝術這個中國的獨特的現象進行階段性研究和總結。
現在有不少中外藝術界行內和行外之人認為，很多利用審美和傳播的手段所進行日常行為和政治行為是行為藝術。比如認為毛澤東和希特勒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行為藝術家（鄭也夫），解放軍抗洪是最大的行為藝術（李琦）；一位整容醫生將他整容的過程看作是行為藝術（韓嘯），一個朋友則想「某天讓四輛破車並排在王府井上一起踩刹車，把道路堵死，拔鑰匙走人」（方丹）。正如理論家彭鋒在此次會議所提出的難以辯駁的標準，我們並不討論它是否是好的行為藝術，而只是討論它是否為行為藝術。確實，這句話啟發並引起與會者的反覆思考，最終我還是覺得行為藝術因為其方法和日常行為、政治行為之間沒有界限，單純考察其藝術意志或追究其進入藝術圈與否，或者是否具有美感，也許對以物化的作品如繪画雕塑和書法，可以歸結為藝術，而利用審美和傳播的手段所進行日常行為、政治行為是否可以作為行為藝術成立？探討各執一詞，終無結論。
是否「純粹的」行為藝術就沒有，或者必須拒絕和排斥具有功利目的，以與日常行為和政治行為明確地區别，劃清界限？如若深究，任何一個藝術活動或藝術作品都是人的問題的變現，只要人的本質具有政治性和利害關係，任何一次行為藝術都難於擺脫政治意義和功利目的。甚至，在行為藝術初創時期，選擇行為藝術作為藝術的方式，本身就具有極強的政治訴求，即反傳統和反體制，還暗含著追求其他藝術門類和形式所不具備的特性，卻暗含對當時的「道德底線」的挑釁，對法律規範的抗議，因為道德可能是統治階級協調和安定人間的設置，而法律則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團是維護權力的工具。特別是在意識形態上，思想變得對存在的現實「司空見慣」，知識在規範中已經異化為權力，以對觀念、語言和圖像的突破為己任的行為藝術本身的出現就是一種政治。所以，這個問題實際上指向了對行為中的功利程度評判，其實很難衡量。我們再後退一步，把判斷一個具有審美和傳播特征的行為是否作為行為藝術，界限設在「此次行為」的直接動機和目的之上，因此經過這次討論會，我個人更為傾向於將如何定義行為藝術分别歸屬於兩個不同的定義范疇。一個是行為藝術與政治行為之間區别的判斷，另一個是行為藝術與日常行為之間區別的判斷。
第一個定義範疇是防止將政治行為藝術化，這是本雅明最早提出來的一個社會學研究的題目，成為法蘭克福學派進行社會批判的重大面向，也就是說，通過權力、媒體和現代複製技術，政治權威會將意識形態藝術化，將專制權力美學化，把他們的政治行為和統治方法利用藝術作為工具，擴大其效果，以達到灌輸、影響和宣傳的目的。甚至當這種宣傳已經變成一種政治潮流和意識形態的習慣之後，會造成群眾暴力，引發群眾運動（馬爾杜塞，阿倫特），使群眾誤以為具有道德的正當性，在美學的趨向性（藝術的激情）的激勵之下，完成對異己分子和少數人的壓迫和殘害，進行種族滅絕和階級鬥爭。所謂行為藝術，恰恰相反，它不是功利活動的美學化和藝術化。當然，有些行為藝術的出發點可能有其政治的針對性，但是其作品本身不是政治行為，其政治針對性恰恰是為了抵消和清除某種正在發生的政治行為。因此這個行為根本上是藝術行為，而不再是功利行為，其作用只是引起人們對問題的警醒，只是這種警醒不是通過理論的陳述和知識的證明所能完成的那一部分。
第二個定義範疇是與日常行為的區別。日常的各種行為通常有其動機和目的，當然也有完全出於非功利目的的惡作劇、搗亂，甚至娛樂行為。它與行為藝術的區別在於，行為藝術是具有藝術史的邏輯脈絡的，就是說要有新貢獻；而且每一次行為藝術所承擔的意義和呈現的方法在人類整個文明史上只能出現「一次」，不能重複。作為行為藝術的作品與日常行為相比，必須具有兩個特徵，第一，它在所有人類行為的上下文中，包括在現實環境的上下文中，是一個獨特的、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作品」 ，而這個作品與其他發生過的行為藝術作品之間有一個發展的關係，也就是說，所有的行為藝術是在了解其發生之前的「所有」行為藝術的基礎上所做的新創作。行為藝術是一個藝術史上的行為。第二點，行為藝術的方式、形式以及價值，是有新的貢獻的，它不是過去有過的任何一個行為的重複和復制，而是一次史無前例、新的、具有獨特意義的作為。
行為藝術的作品之所以是行為藝術，從理論上來說，此行為應該除了單純考察其藝術意誌或追究其進入藝術圈與否或者是否具有美感之外，必須還要具有與政治行為和日常行為的明確界限。行為藝術只能是藝術，而並不是為了其他的目的甚至遊戲而做出的行為。也許，為藝術而藝術的最嚴格的界限應該在行為藝術中執行。對於意義的意義的創作，這種行為才是藝術。這也是我作為個人意見提出來與業界探討。
行為藝術是中國的特殊概念。行為藝術對應的國際藝術門類：諸如行動繪畫、偶發藝術、表演藝術、人體藝術。還有一種特殊的方案藝術（Project Art），實際上是觀念藝術的一個寬泛而極端的形式，即通過藝術家有意識的設計和操作，對於人的肉身與生命、對於人間的社會與現實、對於自然與環境、對於制度、理想和神聖所進行的一種活動，這種活動動用所有的媒體和所有的方法，其中整體上體現為人的行為，而這種行為未必是藝術家要在場，也未必要動用自己的身體，觀眾可以參與，也可以作為旁觀者在不同的場域和時間出現。行動的過程可以作為作品的一部分，也可以僅僅記錄和展示活動的結果。這種無可定義的藝術在西方會看作當代藝術的特例來探討，而在中文環境中間也將之歸結為行為藝術。因此，中國的行為藝術的概念是無法找到一個西方的概念與之相對應的。如果我們在國際範圍之內討論這個問題，應該將之翻譯成怎樣的一種概念，這本身是一個不可互換的事情，並不能直接翻成body art或performance，happening。我們長期以來已經習慣於引進和模仿國際已有的藝術，行為藝術的本身恰巧給了我們藝術家和理論界一個個案和機會，讓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藝術整體的現象，並且這個現像在國際上找不到對應的表述方法的時候，我們必須從基本問題入手，來重新建立自己的敘述理論，來重新定義什麼是藝術的問題。這也是中國藝術批評迄今，將行為藝術選擇為自主主辦的第一個學術課題的潛在原因。我們希望通過對行為藝術的討論，而這個討論又沒有西方的先在的實踐和固定的術語系統，使得我們的理論和批評工作被逼迫和提升到一個思維的境界。更何況中國的藝術家的三十年的實踐中的有些作品也不能歸屬到上述的西方四種藝術和project art之內，或者即使可以歸屬到這些範疇中，其意義和範圍也有重大的貢獻和突破。因此討論中國行為藝術三十年本身又有一個推進和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的任務，這是一個機會，這是一個中國的當代藝術可以在國際範圍之內，在一個特殊的點上引領世界和提示問題的機會。我們難以預料我們的會議會有怎樣的成果，但是不管怎樣這個機會已經到來。
中國的行為藝術的藝術史價值具有特殊的歷史針對性，因為行為藝術具有特殊的政治境遇，這種政治境遇體現在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相期而行，其興衰糾結及其意義的豐富、特異都與中國的社會特色相關，有什麼樣的中國才有什麼樣的中國的行為藝術。
而中國的行為藝術的歷史淵源，又有與其他的民族文化和歷史階段迥然不同之處。其中至少有以下四點可以作為依據：
一、世界藝術的第一古義，所有藝術首先是人的行為和行動，而作為審美對象的藝術品在作為作品（無功利）被創造之前，只是行為藝術的「用具」和「場所」和「痕跡」。
二、獨特行為，造成對歷史、傳統和現實的巨大衝突，從而引起人們觀念和實際行為的震撼和變化。 （彭德）
三、禪宗，作為智慧和覺悟在印度與中國文化合流的過程的重大成果和精神遺產。 （禪宗的宗教性，自由讓渡在先，把本性/自性和中道「苦集滅道」確定為真諦。法相唯識、中觀）
四、知識分子／文人的特立獨行（《世說新語》），以表達對社會的反抗、批判和覺醒，或者表現個性和超常的智慧。 （無所不是行為藝術，無所不在的行為藝術）
雖然我們不能把古代的和行為藝術類似的活動叫做行為藝術，但是這種淵源為中國的行為藝術蒙上了極其鮮明的色彩，在方法論上具有重要的比照價值。中國的行為藝術的來源和定義肯定是對國際當代藝術發展的引進，但是，一經引進，每一個作品中間都可以分析出與歷史淵源和民族文化之間或多或少的關聯。
而且中國的行為藝術也與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藝術的傳統有著密切的意識形態的共通性，並且在這種意識形態中充滿了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張力。其中至少也有四個根據：
一、造反有理：對於體制和傳統的革命。文革正面遺產。反傳統是大繼承。
二、社會和現實批判。
三、以政府和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統治者進行對抗（對抗成為一種創造，無論是從政治對抗，還是倫理對抗）。
四、利用現代社會的媒體和傳播為被壓迫和被損害的人們伸張正義與尋求輿論支持。
但是正如幾位批評家所強調的，中國的行為藝術的真正價值和重大貢獻還是基於對正在經歷著歷史劇變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的關切和表達。無論是對自我狀態的怪誕而絕對的呈現，還是對社會普遍狀態的象徵和觸動，抑或是對現實問題的真相的揭露和抗議，其三十年的作品匯聚在一起看起來是如此的奇異和獨特，又是如此的混雜和強烈，使得我們對於中國行為藝術的討論變成了對中國一切問題的討論的一次思想的巔峰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