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談奧斯卡：政治正確是獲獎的必要條件？
第90屆奧斯卡剛剛落下帷幕。提名領跑的《忘形水》一舉奪得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兩項大獎。影帝與影后毫無懸念地分別由「廣告牌女士」法蘭西斯·麥多曼和「邱吉爾」加利·奧文奪得。備受矚目的《以你的名字呼喚我》也斬獲了最佳改編劇本獎。
活字文化特邀中國知名電影學者、《52倍人生》主講人戴錦華教授對本屆奧斯卡獲獎及提名影片加以點評。
戴錦華說：
· 《忘形水》：陳舊老套，完全沒有打動我
· 本屆奧斯卡整體印象：「弱」
· 最喜歡《廣告牌殺人事件》：敘事縝密、節奏得當、恰到好處
· 最不喜歡《鄧寇克大行動》：我是「諾蘭一生黑」
· 沒有我心目中真正的女性電影
· Metoo在進展，但女性的整體狀況卻在惡化
· 我從來沒有期待荷里活或者奧斯卡能處理這些問題
·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強烈的身體在場感，盈溢的情色意味
· 《鄧寇克大行動》與《黑暗對峙》：在現實困境面前重新叩訪歷史
· 《方寸見人生》：機智、有趣，讓我深有所感
· 所謂「政治正確」：荷里活正在重新尋找它的政治正確
以下為訪談全文
Q=胡亮宇（北大中文系博士生）
A=戴錦華
《忘形水》：
陳舊老套，完全沒有打動我
Q：《忘形水》是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最有力的競爭者之一，先前更已斬獲了威尼斯金獅獎的殊榮，然而就在最近這部影片卻深陷「抄襲門」的漩渦。我們知道，今天蓬勃發展的中國電影也屢屢爆出「抄襲門」。您認為電影創作之「借鑒」與「抄襲」的界限應當在哪裡，如何能夠通過諸如行業自律的方式來杜絕「抄襲門」的發生呢？
A：我經常說，相當諷刺的是，墨西哥三傑無疑成了支撐荷里活的支柱型導演和奧斯卡的專屬寵兒，這本身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有趣事實。尤其是當墨西哥導演的作品連續在奧斯卡奪魁，而獲獎演說成了抨擊美國移民政策以及對拉丁裔種種種歧視的講壇之時，事情就更有趣了。所以，《忘形水》的入圍和如此多項的提名，成就了新的一例。儘管影片再次展現了數碼電影可能製造的奇觀影像，「陀螺」也將他某種詭異、間或酷烈的墨西哥式想像帶到了奧斯卡，但我必須說這部電影完全沒有打動我，我感到的是故事的陳舊和對老套的厭倦。
因為沒有資料和參數，我無權介入有關抄襲與否的討論。我能說的是，進入到了今日這樣的數碼時代，原創和抄襲已成為了一個全新的謎題。需要新的定義和標準予以處理。而另一邊則是一個「低端」命題，即製作者或藝術家的道德底線和道德自律問題。前者涉及「致敬」、後現代「引文」或「互文」關係，涉及數據庫、數碼生成裝置、文化產品的全產業鏈生產或生成，值得討論但難於在短期內達成共識。後者則聯繫整個社會如何重新確立道德良知或者道德底線的更大議題。
本屆奧斯卡整體印象：「弱」
Q：您能否用一個詞形容對今年參選奧斯卡電影的整體印象？
A：我很怕這種提問方法——是用一個字來形容某某物。一定要選擇一個字的話，我大概選擇「弱」，或者說是「平」。今年奧斯卡入圍影片，不論是在電影還是在文化意味上說，都缺少令人興奮的亮點。
Q：今年奧斯卡提名影片有《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黑暗對峙》、《鄧寇克大行動》、《訪‧ 嚇》、《不得鳥小姐》、《霓裳魅影》、《戰雲密報 》、《忘形水》、《廣告牌殺人事件》等九部作品，這些電影當中，想問您個人最喜歡的是哪一部（或幾部）、最不喜歡的是哪一部（或幾部）？
A：在入圍片中，我還沒有看到《霓裳魅影》，其他的已看過。觀影經驗頗佳的是《三塊廣告牌》。很久沒看到類似將荷里活的長項發揮地如此淋漓的影片了。除了女主角的精彩表現，突出的是敘事的縝密，節奏的得當，對美國小鎮生活的敏感度，帶刺的喜劇感，以及那份發乎現實止乎秩序的準確分寸，恰如其分、恰到好處。
如果讓我選一部最不喜歡的影片，大概是《鄧寇克大行動》——不過我素有「諾蘭黑」的名聲，當然並不是為了黑而黑，而是在諾蘭近期的影片序列當中，《鄧寇克大行動》也是相當弱的一部。和《黑暗對峙》一樣，《鄧寇克大行動》選擇二戰史上盟軍最危險、最黯淡的時刻講故事，其選擇自身充滿了豐富的現實意味。但是影片以如許的大場景、海陸空三軍立體作戰來講述一個「回家」／逃兵的故事。對我，這是充滿怪誕感的觀影經驗。我當然知道，諾蘭的訴求是嘗試在大銀幕重現類似密室逃脫的遊戲經驗，因此使用非電影化的主觀視點鏡頭等等，但巨幕放映的結果仍是空洞無奇。
對於我來說，我也難以內在地欣賞《訪‧ 嚇》，因為這匹票房黑馬的主題和形態都太過美國本土了——一個後奧巴馬時代的美國種族問題、美國黑人問題的特異呈現。不錯，影片恰到好處地懸念感並非來自敘事結構自身，而是來自我們關於類似主題的種種知識、經驗和慣例，然而，所謂後奧巴馬時代，卻改變了基本參數。一則，是這類B級片原本不是我的菜，一則是故事設置的社會參數相當陌生，難以體認。
沒有我心目中真正的女性電影
Q：在今年的頒獎季中，受到聲勢浩大的女權主義運動#MeToo的影響，女性題材的作品似乎備受青睞，例如《廣告牌殺人事件》、《忘形水》和《不得鳥小姐》等，都可謂是由女主一人撐起來的電影。在前日的採訪中（訪談｜戴錦華：我選擇留在自己的年代）您曾說道，您現在想「再討論一下性別問題，把性別問題納入到一個整體性的議題當中」，從性別研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這幾部「女性電影」？
A：我會說《廣告牌殺人事件》、《忘形水》和《不得鳥小姐》，都不是我心目中的女性電影。我心目中的女性電影是能夠在女性的獨特視點中見主流所未見，傳達出為主流視點所遮蔽的女性生命經驗和女性社會經驗。而這三部電影，無外乎是女性角色占主導地位，類似女性角色作為絕對主角的影片，從不罕見。當然我還是欣賞《廣告牌殺人事件》當中那個強悍的母親角色，那是一種相對於幾乎所有的男性角色的、毫不造作的、而並非觀念意義上的強悍。但我並不認為這需要在女性主義的意義上予以特別討論。
Q：另外，近年的奧斯卡以及各類電影節頒獎，似乎越來越多地受到時興的社會運動話題，以及所謂的「政治正確」的影響，如去年的黑人問題讓《月亮喜歡藍》成為黑馬，今年的#MeToo讓女性題材上位，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類「政治正確」對奧斯卡的影響？
A：當然，同性戀社群作為一個社會邊緣社群，作為某種主流銀幕上的社會呐言或禁言處，開始響亮發聲，似乎是歷史進步的明證，但與此同時，諸如#MeToo這樣的全球性運動則展示了當所謂的性少數權利爭取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時，在世界範圍之內，女性的整體狀態非但沒有得到同步改善，相反以各種各樣不同的形態在惡化。這本身是一個重要議題，但是恐怕我們很難在奧斯卡這個題目當中來處理。
我從來沒有期待荷里活或者奧斯卡
會處理這些問題
A：前面我說過這一次奧斯卡入圍片給我的感覺是「弱」或者「平」，原因之一，也是讓我覺得頗有某種黑色幽默感的是，這次的奧斯卡入圍片幾乎是一張清晰完整的「政治正確」名單，其中當然包含白男人的主流支柱型導演，也包括拉美新移民導演或綠卡導演，包含黑人導演，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黑人電影，此後是女性導演作品和強悍的女性角色，同性戀導演和同性戀題材作品，配色完整齊全。
但是在我看來，今天世界上的急迫問題，比如說難民問題、種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威脅，民粹主義興起和全球急劇的貧富分化，人工智能應用所造成的棄民問題，全無涉及。當然，我從來沒有期待荷里活或者奧斯卡會涉及或處理這些問題。
換句話說，入圍影片覆蓋了昔日的文化禁忌，也是昔日尖銳的社會矛盾所在，我們當然可以將其視為某種社會進步的標誌，然而此間的後奧巴馬時代的黑人敘事，或者說後同性戀婚姻合法時代的同性戀故事，事實上已成為合法的、至少是「無害」的主題，相反，那些社會中仍然充滿急迫性的議題卻再次處於匿名狀態，幾乎完全不見蹤影。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強烈的身體在場感，盈溢的情色意味
Q：《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此前在國內影迷中受到熱烈追捧，甚至被一些影評人稱為「重新定義了LBGT題材」的劃時代力作。但這部電影卻令人意外地並未在頒獎季上得到肯定，在金球獎上顆粒無收，在奧斯卡上也已註定陪跑，您認為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A：《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在國內影迷中受到追捧，我想不足為奇，它是「賣腐」作為全球影視業新的「經濟」增長點良久後的邏輯結果。況且只要你不「恐同」，那麼這部電影只是一個美麗的、純情的初戀故事；還有一個如此迷人、漂亮、新鮮的男主。
當我在沒有任何資料和參數的情況下觀看這部影片的時候，這部影片給我的新奇感在於，那份清晰強烈的身體的在場感，身體所攜帶的欲望張力，或者說某種盈溢的情色意味。這的確溢出了荷里活的種種慣例。
當我獲知這是一部意大利導演作品的時候，一切似乎就很容易解釋了。但是一部意大利導演製作的類似影片能入圍奧斯卡候選名單，本身也表明著一種時尚的演變和文化結構、價值的演變，儘管這並不一定能代表美國的主流社會。
畢竟，這是《月亮喜歡藍》在2017年摘取了最佳影片之後。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全程陪跑的可能性極大，也不足為奇，其入圍原本是PC（political correcteness，政治正確）配方的需要。《月亮喜歡藍》的獲獎固然在於同性戀禁忌的文化突破，更在於上面還疊著一個種族或膚色：美國黑人議題。
《鄧寇克大行動》與《黑暗對峙》：
在現實困境面前重新叩訪歷史
Q：通過《鄧寇克大行動》和《黑暗對峙》，中國觀眾一年中兩次在電影院裡聽到邱吉爾的著名戰爭動員演講，是不是可以說，英國又到了重大抉擇時刻？我們能否將這兩部電影分別視為今天西方社會的「右」和「左」兩種態度的某種縮影？
A：在我看來，真正有意味的是《鄧寇克大行動》和《黑暗對峙》同時入圍奧斯卡。在前一部的結尾處，我們聽到了彼時上任八天的英國首相邱吉爾那次著名講話，而另一部則是以邱吉爾這個著名講話作為影片的核心事件。我大概不會用左右去定義或討論這兩部電影。類似左右的區隔，在這一議題上完全沒有意義。同時，我也不會將話題僅僅指向英國。因為鄧寇克不僅指稱著二戰歷史中英軍和法軍幾乎全軍覆沒的時刻，它也是歐美「自由世界」、或者說現代文明的一個極為嚴峻的時刻。
關於它的文化意味或者它的社會意味，我很難簡單地去斷言，或許唯一可以確認的是，它們動用了一個文化慣例：即，在現實的困境面前重新叩訪歷史的危機關頭，以試圖汲取新的精神能量。至於那一現實困境的性質與內容要換個題目去討論了。
《方寸見人生》：
機智、有趣，讓我深有所感
Q：我們知道，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口味似乎一向有意與三大電影節代表的歐洲電影保持著距離，然而今年兩者的選擇卻頗為一致，除了金獅獎得主《忘形水》之外，金棕櫚得主《方寸見人生》和金熊獎得主《夢鹿情謎》雙雙入選奧斯卡「五絕」，而其他幾絕，薩金塞夫的《沒有愛》、跨性別者題材的智利電影《不思議女人》和黎巴嫩電影《你只欠我一個道歉》此前也都在歐洲電影節上備受好評。在您看來，這能否說明某種意義上美國和歐洲大陸的電影趣味，以及背後它們在現實中所面臨、所關心的問題，都有所趨同？
A：在這個問題上，我並不認為今年很突出、很特別。因為奧斯卡提名、公佈入圍名單和評獎的時間，事實上使它成了每年最後一個重要的電影獎。儘管奧斯卡本身是國別電影而非國際電影獎，但它的「待客」項目、也是特殊標準的一項，是最佳外語片。客觀上，此前國際電影節都在義務地為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選片。
所以，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候選名單大幅重疊著歐洲國際電影節的獲獎和入圍影片，是一貫事實，並非今年所獨有。同樣情況，荷里活電影或者說美國電影在歐洲國際電影節上獲獎，也是近年來一個並非罕見的事實。
你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形成的、兩個涇渭分明的西方電影的最重要流派，即，歐洲藝術電影和荷里活商業電影之間的對立或者說區隔開始消融。換言之，你可以認為，這是荷里活經歷所謂電影死亡、數碼轉型時的困境顯露，同時也是回應；它也顯現了喪失冷戰格局的依託之後歐洲藝術電影自我定位：包括社會定位和美學定位的含混。與其說這是一次雙方的趨同或者融合，不如說是今天電影工業共同困境的不同呈現。
Q：那麼特別是今年最被看好的瑞典電影《方寸見人生》，影片內容直指西方政治正確，表達了某種懷疑、嘲諷和反思的態度，您是怎樣評價這部電影的？
A：瑞典電影《方寸見人生》在我看起來是一部有趣的電影，不論是說它對於北歐式政治正確的譏刺、其間的機智和幽默，其背後傳遞出的豐富的社會信息，都讓我深有所感。
但是我一向認為，我們不能抽象地討論這種網絡上稱之為「白左」的、「政治正確」標準。因為這一社會文化的約定或表述方式的規約，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社會運動和社會抗爭的結果，曾成功地迫使種種歐美歷史中形成的歧視、偏見及其後的權力結構有所收斂。
但是大半個世紀過去，世界再度發生著劇烈的變化，二十世紀所形成的PC標準，既越來越安全無害，又越來越流於表面，懸浮在社會的尖銳問題及其結構性衝突之外。於是，人們開始討論、觸及PC與中產階級社會的偽善性議題。可我要說的是，問題在於言說者的立場和位置。如果你是站在暴力、強權一邊來討論PC的偽善，那麼你只會認可充滿真小人和偽君子的世界，進而否認高尚情操與利他情懷的存在。對於後者，我寧肯堅持PC作為一種有限的規約以對抗暴力的歧視系統徹底捲土重來。
而《方寸見人生》作為一部瑞典電影和北歐福利社會現實當中產生的作品，事實上是有它的語境和前提的。那並非某種普世表述。
所謂「政治正確」：
荷里活正在重新尋找它的政治正確
Q：近年來輿論總說政治正確影響著奧斯卡的評獎，奧斯卡的政治正確都有哪些指標？有沒有哪一年哪部片子突然很異常地「不正確」過？
A：總體說來，荷里活始終是相當政治正確的。因為冷戰終結之後，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過程使荷里活成了一個直接的獲益者。在後冷戰狀況之下，荷里活能夠覆蓋全球電影市場百分之九十甚至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時候，為了贏得更多的觀眾，它必須始終小心翼翼地保持著對某些明顯歧視表述的規避。因為荷里活要尋找最大公約數來爭取最大幅度的、對全球電影市場觀眾的覆蓋。奧斯卡尤為如此。作為美國電影學院藝術獎，代表著荷里活商業系統中「叫好」的、而不是「叫座」的那一端，因此絕少有明顯政治不正確影片入圍。但是比如說《美國狙擊手》這樣電影，清晰地反映美國主義和右翼價值取向，可能已經成為了奧斯卡中的例外，因而也就傳遞了一些關於美國的新消息。
Q：2016年《我，不低頭》得金棕櫚獎後，您曾說這是一部多年不遇的高度真實的電影，您也認為電影展現社會真實應先於藝術表達，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右派興起，種族歧視問題加重，從《月亮喜歡藍》獲獎到《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和《訪·嚇》得到提名，這是否是奧斯卡「政治正確」的延續，「政治正確」是否也是一種社會真實？
A：2016年《我，不低頭》獲得金棕櫚，在歐洲電影圈或者說藝術電影界引發了極大爭議和非議。那時我的表述是，我理解和認同康城電影節評委們的選擇，因為他們再度將影片的社會意義置於電影本體的先鋒性或審美價值之前。
對於我來說，後面的問題更巨大而重要：一邊是社會問題的加劇，而另一邊，則是各類敘事藝術：電影、小說和戲劇當中的現實主義的敘事慣例被視為落伍甚至「非法」。那麼，藝術除了作為自我指涉的反身表達，它和社會及現實的關係究竟是什麼？可能性在哪裡？
關於《月亮喜歡藍》或者《以你的名字呼喚我》、《訪·嚇》，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無疑顯現了所謂同性戀社群主流化或後奧巴馬時代的一種社會現實，但它顯然不是美國社會的主要現實。
因為今天美國社會的重要現實是白人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是拉丁裔移民、亞裔移民及主要來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所面臨的新的歧視和迫害。今天，美國黑人故事，事實上結構性地佔據了五十年代荷里活電影中印第安人的位置。即，曾經，講述印第安人故事是為了遮蔽美國社會深刻的種族歧視和美國黑人的悲慘命運。而今天，黑人的、同性戀者故事開始走上前臺，用以屏顯進步，那麼這張屏又遮蔽了怎樣的故事？——非法移民、拉丁裔移民、亞裔移民或者「美國後院的第三世界」？在這個特朗普倡導甚或執行美西隔離牆之時代，荷里活也正在重新尋找它的全球策略與政治正確之路。
（本文原載活字文化，原標題《戴錦華談奧斯卡最佳影片《忘形水》：「我感到的是故事的陳舊和對老套的厭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