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第一個烏托邦主義者（02/07）

作者｜葉雯德

在人類思維對社會的諸多構想中，恐怕沒有一個有「烏托邦」那麼有名。這個字早已成為人類詞彙中有關完美與空想的代稱，我們對它過於習慣，以至於全然忘掉這是一拼湊出來的能指，一部虛構小說的題名。《烏托邦》（Utopia）一名建基於希臘語“eu-topos”，意即幸福之地，不過它的同音字“ou-topos”卻是指不存在的地方。這部在1516年出版的拉丁語小說記載了作者摩爾出使比利時法蘭德斯地區時，與冒險家希斯拉德所作的詳盡討論。

希斯拉德抨擊歐洲君主連年發動戰爭，指責政府一方面用苛法懲罰竊賊，但另一方面持續進行圈地運動，迫使農民鋌而走險，更諷刺英國政府為了促進牧羊業而趕絕農業的行為，無疑就是讓羊吃人。希斯拉德接著分享他在美洲歷險時在烏托邦島的見聞：這個島人口不超過六千戶，君主由人民投票選出。當人口開始過多時，島民會在大陸上殖民，等島內人口減少時他們又會回來。這個社會最特別之處是他們沒有私有財產，對寶石、黃金一類東西毫不珍視；全部物資集中起來按需分配，醫院等公共服務都免費。所有人都要進行農務與手工勞動，沒有失業人口，最高工時不過每天六小時。法律相當簡明；犯罪的人會受到社會譴責，但真正的懲罰是用黃金鎖鏈鎖住罪犯，迫使他們侍奉其他人，直到自己行為改過。

烏托邦島是個接近完全平等的社會，人們比較容易犯的罪不過是通姦、婚前性行為和不信教。《烏托邦》長期備受爭議，這不但因為書中描寫的「最好社會」既有平等主義色彩，同時又是那麼單調而不自由，烏托邦這個理念自其誕生之時似乎已經隱含了反烏托邦的意味。此書讓人更不解的是究竟摩爾是真正想透過此書表達他的願望，抑或只是想要對理想主義作嘲諷與提防。

同樣受爭議的是《烏托邦》作者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本人。他恐怕是歷史上同時受共產主義國家與基督教奉為聖人的唯一一人。這位16世紀英國的人文主義學者、大法官、亨利八世的首相，被馬克思主義者奉為空想社會主義的開創人，在十月革命之後，列寧就將摩爾的名字刻在亞歷山大公園的紀念碑上，與其他共產主義先行者並列；而在19世紀末，羅馬教廷也為摩爾封聖，奉他為政治家的守護人，就連改革成信奉新教的聖公教會也將他封為英雄。這些對立的陣營都對他給予如此高的評價，這只意味著摩爾的偉大與他的爭議性都不能被忽視──正如《烏托邦》可以用兩種視角去閱讀，摩爾的生平也最少有兩個方向去被理解：作為政治家典範與作為不合時宜的保守主義者。

政治家的典範

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於1478年2月7日誕生在倫敦，父親約翰在亨利七世時曾經出任國王法庭的法官，在如此家境中，很自然湯瑪斯自小就受到最優良的教育。摩爾年少時當過坎特伯雷大主教莫頓的侍從，這位大主教深受文藝復興思想影響，對人文科學（studia humaniora）有深厚的研究，也因此培養出摩爾的宗教信仰與人文關懷。成年後的摩爾擔任過議員、律師，甚至大法官與首相等公職；他同時又深諳古典文化、歷史學與修辭學，除了《烏托邦》外，他也寫過拉丁詩集以及同情前朝國王理查三世的史學著作，後來成為莎士比亞劇作的靈感來源。這種全面性可說是文藝復興時期文人的特質，然而摩爾比起其他人文主義者仍然顯得更有堅忍精神，這不單因為他是一位賢明剛強的政治家，他同時是恪守紀律的天主教徒。他雖然不是聖職人員，但一直自律遵循苦行生活，穿著粗毛內衣、自我鞭打。這兩重性格使得他最終因為拒絕簽署亨利八世用以強化獨裁權力的《至尊法案》而被判以叛國罪，斬首處死。

摩爾對天主教教廷的堅貞與耿直性格最為人所稱道，他謹守原則，不畏強權與死亡，這都確實是罕有的政治家特質。然而，單單把他的個性看成是政治家的最高標準，就會忽略了摩爾本身的複雜性。正如《烏托邦》並不只包含了一個對美好社會的構想，它同時是摩爾對當時英國社會不公的批評。我們不能把摩爾與他的思想抽象成一種普世的平等主義精神，而不注視他的特殊歷史意義。如果我們把他放置在當時歐洲的局勢去看，他的性格卻顯出不合時宜的悲劇性，他的高尚品格倒顯得十足的保守。  

不合時宜的保守主義者

摩爾在生的時代，整個歐洲都處於重大的政治變動之中。1485年，英國的玫瑰戰爭以亨利七世擊敗理查三世、建立都鐸王朝作終結。1492年，哥倫布奉西班牙國王之命橫渡大西洋尋找前往亞洲的新航道，但意外地發現美洲，開始了殖民主義。1517年，馬丁路德寫成《九十五條論綱》，觸發了宗教改革與基督新教的誕生。在殖民地的拓展下，世界市場對羊毛與毛織品需求增長，英國由13世紀就開始的圈地運動在這個背景下進行得更加激烈。這些表面上獨立的個別事件都反映著歐洲歷史的新方向：封建制度的瓦解與資本主義的誕生。我們今天處身在資本主義時代，可是從來沒有人能為這個時代找到一個開端紀念日，這一方面是因為資本主義化是一個綿延的過程，另一方面是因為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事件往往沒有那種革命的浪漫情懷。在英國，這個發展趨勢的導火線只是一個庸俗事件：亨利八世的婚姻問題。

亨利八世的第一個王后是西班牙公主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她原本許配給亨利的長兄王儲亞瑟，但亞瑟未登基就英年早逝，亨利七世為了維持英國與西班牙的關係，將凱瑟琳轉嫁給次子亨利，不過這個安排並不符合羅馬教廷的法律。直到亨利八世登基，在長期的外交斡旋下教皇才批准二人合法成婚。然而，婚後十多年凱瑟琳一直未生下子嗣，亨利八世相信這是因為自己違反了聖經對胞弟再娶兄嫂的禁令所遭受的天譴。亨利最後搭上凱瑟琳的侍女安妮，決意要與凱瑟琳離婚。雖然作為一國之主，但亨利不能任意離婚，他多次派人游說教皇克勉七世准許他廢除婚約。但凱瑟琳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的姨母，教皇雖然畏懼崛起中的英國，但他更不想得罪查理五世，因此遲遲不批准離婚。亨利八世一不做二不休，不再另想辦法與教廷交涉，而是要徹底與羅馬教廷決裂，自己改革教會組織來給予自己宗教上的合法地位。

亨利八世得以脫離羅馬教廷、成立英格蘭教會，當然不能單靠軍事力量。事實上他這個改革雖然如此重大，但沒有因此引起內戰，因為英國社會已經有成熟的改革條件。在路德宗教改革開始後，亨利八世雖然曾命令摩爾與路德筆戰，但也阻止不了英國新興中產階層對教廷向外國徵收稅款的不滿。深得亨利信任的湯瑪斯．克倫威爾（他的後代奧立佛在一個世紀後廢除過英國的君主制）品格頗為齷齪，他不斷向亨利獻計，逐步協助他剷除國內忠於教廷的力量，又用刑法、賄賂和籠絡等方法誘導國會通過禁止什一稅、廢除教皇地位的法案。在英國成立了獨立於教廷的教會，將王權奉為最高地位後（雖然如此，但此時英國教會仍然屬於公教），亨利八世終於可以與凱瑟琳合法離婚，與安妮再婚，雖然安妮後來又因為囂張得罪克倫威爾和生不出子嗣而被叛通姦罪處死。

與摩爾比較，亨利八世、安妮王后和克倫威爾真都是庸俗下流之輩，不過卻正是這些人物和他們的卑劣行動，而不是摩爾和他的正直品格，得以將英國推向發達與現代化，更早脫離封建主義更殘酷的連年內戰與經濟不發達。摩爾雖然明確批評英國由封建主義發展到資本主義所發生的各種殘暴現象，但是他所擁戴的羅馬教廷或者是全民耕作事實上都是更腐敗更落後的社會制度，只不過與圈地運動和宗教改革比較，這些保守事物反倒沾上了一股和諧寧靜的光環。摩爾真正受爭議的地方不是他究竟是否真的正直人（畢竟他批准過燒死新教徒），而是在歷史的暴力發展過程中，他代表的那種烏托邦主義、人文主義理念究竟有什麼有什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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