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異鄉人：鮑曼的現代性與矛盾性丨杜雲飛
學者對「現代性」的討論向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傅柯在《何為啟蒙》中認為現代性是一種批判的態度，是同自身建立起關係的方式；哈伯馬斯在《現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中將現代性定義為與古典和傳統對立的時代精神的現時性；對馬克斯·韋伯而言，現代性表現為世俗化/理性化導致的祛魅，而技術現代性同人的解放的現代性之間存在著悖論。關於種種討論，不一而足。
齊格蒙·鮑曼則在《現代性與矛盾性》一書中，將現代性獨到地定義為「對秩序的追求」。鮑曼從結構主義語言學最基本的命題——語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係具有隨意性，但又是約定俗成的——具備的張力中看到了用語言去命名和定義事物的嘗試。在此處，鮑曼的分析也許來自黑格爾的反面，後者的《精神現象學》提出語言中的「否定性」（科耶夫的闡釋著重強調這一概念），即試圖用語言符號取代實在之物的在場，通過用語言否定物來確證人的主體性。布朗肖曾揭示過這一語言的暴力性質（註1）。鮑曼認為，試圖用語言去描述世界的規律、去把握世界的秩序，實則是一種秩序/混亂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為了保障語言的明晰性和功能性，語義含混、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狀況都被視為混亂——秩序的「他者」；語言的命名/分類功能成功地區分了兩個世界：井然有序的社會和含混偶然的自然，而語言行為在這一過程中成為了施加於世界的暴力行動。
與秩序相對立的混亂，是不可界定性、不連貫性、不一致性、不可協調性、不合邏輯性、非理性、歧義性、含混性、不可決斷性、矛盾性，是純粹的否定性。然而，「秩序所代表的肯定性正是為了反對否定性而建構了自身，混亂的否定性卻是秩序自身構成的產物，是它的（反身的）可能性的絕對必要條件。」（頁11）將這一對立的範式——對一切不可同化之物加以否定——擴展開來，就是現代性的基本邏輯。現代社會建立於設計、操縱、管理等行為之上，承諾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理性指導下的可理解性和對世界的掌控，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幾何學在轉喻層面上是現代性思維的原型，分類學、目錄學、統計學是現代性中至關重要的策略來源。從與現代性一併誕生的矛盾性角度來看，處置「廢棄物」和建立秩序同等重要，因此，現代社會又可以被視作另外一些隱喻，如「園藝社會」（為了有序的美觀而處理雜草）、「醫院社會」（為了健康的有機體而處理疾病）等。
現代性是種族大屠殺的必要條件
鮑曼1925年出生於波蘭的一個貧苦猶太家庭，二戰爆發後全家逃亡蘇聯並加入軍隊，1954年的反猶清洗之後離開軍隊，在華沙大學任教，1968年被波蘭驅逐，1972年後任教於英國里茲大學。作為親身經歷了種種波折的猶太學者，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納粹實施的大屠殺在鮑曼的思想中至關重要。對鮑曼而言，要想真正地反思大屠殺，就（1）必須避免將納粹理解為非理性的野蠻行為，(2)必須避免將大屠殺僅僅視為德國單一國家的政治行為，（3）更必須避免將奧斯維辛僅僅視為針對猶太人的反猶主義行動，否則，對大屠殺的任何紀念和反思都是不完全的，災異將永遠保持為將臨的狀態。用鮑曼的術語，（1）是對大屠殺的前現代化，（2）是對大屠殺的異邦化（exoticize），（3）是將大屠殺邊緣化為一個一次性的歷史事件。如果只是將大屠殺歸因於上述三種解釋，將其視為現代文明的一次例外或斷裂，恰恰是在開脫罪責。而且，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的反猶主義並不及法國的排猶運動，用德國對猶太人的仇視來解釋大屠殺是講不通的，我們無法用普遍性的現象解釋獨特性的事件。事實正如鮑曼在另一本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所表明的，大屠殺是絕對的現代性事件，在現代官僚科層制度、效率原則、理性精神、科學思維中，並沒有可以拒斥納粹暴行的任何可能，恰恰相反，現代社會旨在清除矛盾性的一切建制，都在或多或少的意義上充當了大屠殺的幫兇。
在理智領域，現代性對矛盾性的圍剿，體現為將知識不可控制的領域或無法歸納的剩餘物去合法化，這正是「基礎性哲學」（理查·羅蒂語，註2）所面對的時代背景，而這種哲學最初的目的是在根基上痛擊諸種獨斷論學派，並追求理性知識的確定性，如斯賓諾莎將「理念」嚴格地二分為知識的一類和虛假的一類，完全不為中間情況留有餘地。在鮑曼看來，在現代進程中存在著與基礎性哲學對稱的基礎性政治，這種政治同樣以理性/技術作為治理國家的不二法則，如馬克斯·魏因萊希（Max Weinreich）在《希特勒的教授們》一書中提及諸多科學家主張由國家貫徹實施某種規劃，從而確保社會機制的穩定，「確保在人群中沒有雜草的蔓延」，與荷里活電影中的瘋狂科學家形象別無二致。鮑曼指出，這些科學家並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方面的動機，也沒有顯示出任何反猶主義的情緒，甚至許多猶太科學家也試圖推行全社會範圍的科學計畫，比如精神病學家考曼（F.Kallmann）就曾提出對18%的「問題」人口實施強制性絕育的優生學計畫。
正是「造園—培育—外科手術」式的政治治理術在消滅矛盾性的過程中構建了理性社會的宏大幻象，並為種族屠殺提供了潛在發展的可能。納粹時代的德國科學家並非是在統治者的逼迫下違心參與了邪惡實踐，種族衛生學（Rassenhygiene）和人種學（Ressenkunde）在納粹之前很早就已經成為了德國許多科研機構的重要課題。納粹的滅絕計畫是社會進化論和優生學學說的邏輯延伸，正如傅柯對納粹的生命政治分析——「使人死是為了使人生存」，為了維護自我的生存權利，必須否認他者，將他者去人性化，他者是「病態的機體……他必須被消滅，從而使得社會機體的其餘部分能夠保持健康。」（頁72）《殺人的科學》一書的作者繆勒-希爾認為，是科學家崇尚的客觀性為野蠻行為敞開了大門，如果處死精神病人和流浪漢在經濟上是明智的，在技術上是可行的，那麼為了社會的效益最大化，這似乎是理性的選擇。科學管理劃分的嚴密性只要求承擔技術責任，卻削弱甚至取消了道德自省和倫理反思。「紀律取代了道德責任，唯有組織內的規則被作為正當性的源泉和保證，現在這已經變成最高的美德，甚至可以否定個人良知。」（註3）集中營是現代社會工程的一種操練，是以人為的規劃去促成無矛盾性的同質性的實踐，當目標導向的行為被推衍至極端，通過讓科學獨立於 道德判斷並借此展開大規模的行動，現代性為大屠殺提供了手段，種族大屠殺以其冠冕堂皇的技術合理性無視了倫理道德的制約。
矛盾性的建構：異鄉人狀態
鮑曼在討論矛盾性的生成時，再次使用了隱喻形式，將「異鄉人」視為矛盾性的典型形象。鮑曼認為，社會中最基本的關係是朋友—敵人的二元對稱關係，二者互為內外，構成亞里斯多德形式邏輯的矛盾律關係。在日常生活中，朋友作為敘事主宰(narrative domination)出現，正是朋友界定了敵人。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合作語用學確定了朋友的身份認同，它基於合作、責任、道德義務和禮物交換的範式；而鬥爭語用學導致了敵人的出現。按照齊美爾的觀點，友誼和敵意的對立是所有社會交往活動的二原質，他者或者被認同為另一個和自身一樣的主體，或者被認同為與自我勢不兩立的客體。而異鄉人的出現，打破了這種默契的對立，威脅到了社會交往的可能性。異鄉人作為不被理解之人和不可決斷者，超出了「我」的認知能力，脫離了與「我」的利益關係，因而抵抗並瓦解了朋友與敵人的對立狀態——德里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聲稱「三」是解構的重中之重，正是不可決斷性（undecidability）有力地駁斥了邏輯的連貫性和科學方法可以控制人類存在的真理的天真想法。正是因為不可決斷者「既非/亦非」的性質，它終結了暗含在對立背後的秩序關係，將不確定性的混亂引入了世界之中。
民族國家與傳統的共同體在朋友—敵人的集體建構上具有一種一致性，作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國家將朋友界定為「本地人」，不斷提倡文化的同質性，分享相同的歷史記憶，從而促進了本土保護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產生，民族國家的宗旨在於建立齊一性（uniformity）。民族國家被設計為針對異鄉人而非敵人的建制，有關通婚、通商和共生（commensality）的嚴格禁令是最常見的文化隔絕和限制接觸的方法，這些措施將異鄉人定位於恒久的他者，定位於無家可歸者，也定位於被污名化的虛擬社會身份之中。猶太人的同化過程可以看作異鄉人的「去疏離化」（de-estrangement）和「馴化」（domestication），他們努力通過文化適應「當地語系化」的要求，其實再次證明了他們原初生活方式的低劣和污點，再次證明了異鄉人初始狀態本身就是有罪的。鮑曼揭露了民族國家對異鄉人狀態（strangehood）的歧視與壓制：「對異鄉人是無根的、完全異己的偏見，是本地人對異鄉人的最嚴重指控。正是通過這種不公，本地的生活形態才能支持和再生其自身的自給自足性和其身份的最堅固的支柱。」（頁118）異鄉人與生俱來持有一種世界主義的、反愛國主義的、不結盟的性質，他們的自由首先表現為完全的不確定性，這導致了對他們「具有危險性」的惡毒誹謗。為了去除異鄉人身上不同於本地人的差異性，文化同化是本地人共同體的集體防禦性反應，甚至引發了經由醫學方式對他者異質性的矯正，乃至通過驅逐或毀滅異鄉人的種族主義清洗。
鮑曼特別提及猶太哲學家舍斯托夫（Lev Shestov）在《對無限性的頌揚：論非獨斷思想》中的思考。舍斯托夫正面攻擊了對普遍的絕對性的尋求，他認為，哲學家對終極體系、對完滿秩序的尋求、對任何未知的、不可控制的事物的根除，實際上都建立在對可靠的家園崇拜之上，這種普遍性的尋求只會退化成對人的種種可能性的徹底壓制。「在門窗緊閉的家內找到的真理，在家以外幾乎毫無用處；在一間因害怕有風而從未通風過的屋內做出的判斷，會被乍起的狂風吹去；在禁閉之中誕生的真理和判斷的普遍性，只是那種奠基在控制欲以及對開放空間的恐懼之上的抑制之外裝。」（頁122）那些定居的、得到庇護的人和安全的本地人只有在權力的幫助下才能夠保持其脆弱的「秩序性」，為了維持其秩序，付出的代價是壓制了人的無限可能性。
卡夫卡在很多作品中「未被宣判卻已有罪」的形象，正是異鄉人存在狀態的最佳注釋。作為異鄉人，就意味著時刻被無緣由地拒絕，意味著無法行使自身界定、自身認同的權利，意味著自身的意義只能來自本地人的賦予和恩賜，意味著放棄自主能力的純粹被動狀態，意味著永遠生活在矛盾性之中。異鄉人的漂泊命運讓他們處於具體、特定、明確等詞的對立面，他們是卡夫卡筆下沒有歷史的人、超出具體時空的人、必須四海為家但毫無安全感的人，也是被同化的猶太人集體無意識中的無家無根性:「離開這兒——這就是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