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回應#metoo：性、契約與風度

作者：齊澤克

編譯：沈河西 

編者按：在以「我也是」（#MeToo）為代表的反性騷擾運動爆發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為了在性接觸的過程中排除暴力和支配關係，雙方有必要簽署一份性契約。思想家齊澤克對這種試圖將性立法的傾向表達了質疑，近日他在The Philosophical Salon網站上發表原題為《Sex, Contracts and Manners》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裡，齊澤克對當下的反性騷擾運動提出了批評，尤其是那種把性簡化成一紙契約的做法，他認為低估了性行為的複雜性，性行為中有很多默會無言的部分，但變成契約就會變成傷害，是以禮貌為名行傷害之實。

正文

在西方，至少我們已經強烈意識到性關係中的強制和剝奪。然而，我們同樣也應該銘記於心的是成千上萬人每天都在調情，在玩勾引遊戲，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找一個可以上床的炮友。現代西方文化的後果就是兩性都被期待積極參與到這一遊戲當中。當女性為了吸引男性注目而穿著大膽暴露，當她們為了勾引他們而將自己「客體化」時候，她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被動的物體獻出去：她們是自身「客體化」的積極主體，她們在男性的凝視下操控男性，玩曖昧的遊戲，也包括在任何時候全身而退的權利，儘管這看似和先前的「信號」是矛盾的。

這一主動的女性角色是她們的自由，讓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義者們傷透腦筋——比如那些最近禁止女性用香蕉及其它形似男鞋生殖器的水果進行教學和遊戲的穆斯林，再比如我們身邊最普通的男性沙文主義者——因為女性挑釁他們並拒絕他們的攻勢而就要跳起來。女性的性解放並不只是意味著清教徒式的擺脫被「客體化」（變成男性的性客體），而是在於有權積極地自我客體化，她可以隨時參與，也可以隨時退出的自由和權利。在不遠的未來，宣稱這些簡單的事實還可能嗎？還是說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壓力會迫使我們在玩這些遊戲時都得附加一個正式的法律的宣言（比如聲明同意）？

沒錯，性是被權力遊戲、暴力淫穢等東西所穿透的，但有一點很難承認的就是這些都是內在於性本身的。有些頭腦清楚的觀察者已經意識到，唯一滿足政治正確標準的性關係就是有虐戀傾向的伴侶間達成的契約。因此，政治正確興起和暴力興起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政治正確的前提就是要把性化約為雙方契約式同意。在這種互相同意的奴隸制當中，契約的市場自由否定了其自身：奴隸貿易變成了對於自由的終極肯認。這就像拉康那個「康德與薩德」的問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變成了現實。在我們對這一問題嗤之以鼻，認為那帶有挑釁意味的矛盾之前，我們應該反思這一矛盾是如何在我們的社會現實中發生作用的。

「我也是」運動在全球各地風起雲湧之後，關於建立性契約的呼籲也應運而生，其目的顯而易見：在性接觸的過程中排除暴力和支配關係。其想法就是在實施性互動之前，雙方簽署一份文件，聲明自己的身份，雙方同意進行性行為，以及列出條件和禁忌（用安全套、開黃腔、告知對方其健康狀況、宗教信仰等等）。聽上去很好，但很快就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和矛盾。

在任何時候從性互動中退出的權利也會為新形式的暴力開啓方便之門。要是女方一看到男方赤身裸體，開始嘲諷他，讓他滾蛋呢？要是男方也對女方這麼做呢？你還能想象出比這更侮辱人的場景嗎？顯然，你只能通過彬彬有禮和善解人意來化解類似僵局，顧名思義這沒法納入法律。如果你想通過在契約中加入新的條款來避免暴力和傷害，你就會失去性互動裡一個核心特徵，那就是在說出來的和沒出來的事物間有一個微妙的平衡。

儘管我不是《慾望都市》的粉絲，但有一集我覺得很有意思，米蘭達勾搭上了一個喜歡在做愛時飆髒話的哥們兒。由於她喜歡在做愛時保持沈默，他就引誘她說出任何她腦中浮現的髒東西，不必克制自己。起初，她是拒絕的，但馬上她也陷進了這個遊戲，一切順利：他倆乾柴烈火，直到……直到她說出了一些實在讓情人不太舒服的東西，最終導致他倆關係告吹。她自己都沒意識到觸碰到了例外區域：是的，你可以隨心所欲說出任何你想說的，你可以把你腦中的黃色畫面和盤托出，但是除了那個地方。

這個事件的教訓很重要：即便所謂看似普世的自由談論也是建立在例外之上的，而非建立在那種極端野蠻的感受之上。那個被男方視為禁忌的小細節本身無足輕重，我們只能猜測他對此過於敏感。十之八九，是因為那種被動的體驗傷到了他的男性自尊。在性的互動裡充斥著類似的例外狀況，當你想順利進行魚水之歡但又不想直白說出的時候，當極端的情感暴力可能隱藏在禮貌的外衣之下的時候，當適度的暴力本身也可以被性化的時候，心照不宣是唯一繼續下去的途徑。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這樣的契約應不應當具有法律約束力？如果沒有的話，怎麼避免有的渣男簽了這一契約，又出爾反爾呢？如果有法律約束力的話，你能想象一旦違反所可能造成的法律夢魘嗎？當然這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為由凱瑟琳‧德納芙等法國女性名流簽署的公開信背書。問題不在於「我也是」運動走得太遠，以至於都快變成大清洗，也不在於克制和諒解是必要的，而在於「我也是」運動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這一運動在低估性互動之複雜性的時候，不僅模糊了舉止下流和犯罪行為間的界限，還把極端的無形的心理傷害掩飾為禮貌和尊重。

在一個行之有效的父權支配的社會裡，女性甚至都不會把自己體認為一個被羞辱被剝削的受害者，她只會把她的服從視作世間秩序天經地義的一部分。

我們還得牢記的是，父權制的支配關係腐化的是兩端，也包括受害者，或者按照亞瑟‧庫斯勒的說法：「如果權力腐敗，反過來說也成立。迫害腐化受害者，儘管或許是以更微妙但也更悲劇的方式。」因此，我們也應當討論女性施予的操控和情感暴力。最終，為了回應男性的支配，女性以其所能以任一方式發起絕望反擊。而且我們也得承認，在那些傳統父權制在很大程度上日漸式微的地方，男性遭受的壓力不亞於女性，因此恰當的策略應當是同樣要處理男性的焦慮，並在女性為爭取解放鬥爭和男性的顧慮間達成協議。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於他們的傳統權威受到挑戰的慌忙回應，女性解放的鬥爭也得向男性證明，接納被解放的女性如何能幫助他們自己釋放焦慮，也讓自己過上更滿足的生活。

把性契約化的主要問題不僅僅在於其法律形式，而且在於其隱含的偏見：一紙契約顯然偏重那種隨意的性，也就是由於彼此不瞭解對方，想要避免對於一夜情的誤解。但我們同樣有必要把注意力引向長期性的關係，在這類關係裡，充斥的是各種形式的暴力和支配關係，儘管比韋恩斯坦那種強迫的性來得更微妙。

最終，沒有法律和契約能在這兒起到作用——只有社會道德的革命方能奏效。但是當我們正面對著看似更迫切的「真」問題的時候，為什麼要來討論禮貌和規矩呢？這麼做的話，我們不就退回到了德‧昆西那句對於被看成簡單藝術的謀殺的著名調笑的水平了嗎：有多少人一開始放任恐懼和經濟災難，最後卻只是在派對上出盡洋相？然而禮貌和規矩茲事體大。在千鈞一髮的狀況下，它們事關生死，是這條薄薄的紅線將野蠻從文明中分離。

最近爆發的公共領域的粗言粗語讓人驚訝，這一事實很值得注意。在1960年代的時候，特殊場合的粗俗是和政治左派聯繫在一起的：革命派學生經常用通俗的語言來凸顯與官腔的區別。今天，粗俗的語言幾乎已經變成了極端右翼者的專利，因此左派意外地發現自己被置於捍衛公共利益和體面的境地。禮貌不僅意味著遵守外部的法律，也不盡然是一種純粹的道德活動。那是一個曖昧的含糊不清的領域，在其中你沒有被嚴格強制要做什麼（如果你沒做，也不算犯法），但儘管如此你也應當這麼做。這裡我們處理的是含蓄的不成文的規則，是靈活的處事方式，在此過程中，主體往往處在不假多想的關係裡，需要見機行事察言觀色，這種習以為常的慣例和期待深深地嵌入了我們繼承下來的道德觀念裡。政治正確之自我毀滅的死結也就在於此：它試圖明確表達社會習俗，甚至為之立法。
 

（本文首發澎湃文化課，原標題《齊澤克質疑反性騷擾運動：模糊了舉止下流和犯罪行為間的界限》。感謝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