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ART 光影藝術祭】珍．雅各紀錄片《真國民．我衛我城》

作者：林雪平

任何關心城市發展的人，都應該聽過珍．雅各（Jane Jacobs）的故事：一位沒有專業資格的家庭主婦，在二十世紀的美國，革新了整個國家對於城市規劃的理念與想法。她的思想廣泛流傳，網絡上也有不少文章引介，尤其是她的名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Great Cities，1961）。該書中所描述的「街道上的芭蕾舞」，也常常被引用於市區重建的辯論當中。

但是若果我們要深入地認識珍．雅各，這還遠遠未夠。我們必須同時探究她思想發展的脈絡，才能貫徹地理解其思想的革新之處。而最近上映的紀錄片《真國民．我衛我城》更加透過搜集歷史資料，例如當年的錄音，以及訪談學者與其親友，立體地描繪了珍．雅各的一生，重新形塑她「改觀」城市的歷程。

現代主義的「上帝視角」

雖說電影橫跨珍．雅各的一生，由出生到於多倫多撤手人寰，但大多數時間都是集中於珍．雅各與現代主義規劃思潮的角力，這亦是英文片名中所說的「battle for the city」。

城市伴隨人類文明成長，但是踏入工業時代後，城市不再只是一個空間，而是成為了一個問題。城市混亂而無序，令當時眾多城市規劃師均致力於為城市設計一個完美的規劃。如電影中亦引述來自瑞士的城市規劃師科比意（Le Corbusier）的意念。他高舉理性主義來管理城市，提出了一個名為「光輝城市」的規劃模式——以巨構建築物作為中心，大廈與大廈之間以架空公路連接，地面則是綠化地與行人路，各個區域分工得井井有條，住宅歸住宅，工業歸工業。香港人對此不會陌生，因為新市鎮的規劃藍圖中有不少地方「光輝城市」的痕跡，例如將軍澳的「空中之城」。

而在二十世紀中葉，紐約的主規劃師羅伯．摩斯（Robert Moses）亦繼承了科比意的想法，在紐約大刀寛斧興建巨構建築以及高速公路。他視之為城市進步的象徵。但是正如電影中所回溯，當初科比意之所以得出上述理念，正是他坐飛機橫過巴黎市區，居高臨下俯瞰城市的時候。他以「上帝視角」觀看城市，對他而言，城市就像笛卡兒二維幾何座標。但是如此一來，現代主義的想法就忽略了城市裡的社群生活，因為無疑，那並不存在於他們的「上帝視角」之中。

以內窺鏡「改觀」城市

在摩斯的規劃中，高速公路必須穿過城市中心，才能發揮出運輸系統的最高效率。而本來居於城市中心的居民，就必須因此而被迫遷，流離失所。而珍．雅各正逢其時挺身而出，或被形容為「對抗歌利亞的大衛」。一般而言，我們很容易有一種二元想法：一方面，是代表進步，欠缺人性的哥利亞；另一方面，就是保護黎民百姓的大衛。但這是過份簡化了珍．雅各的想法，而流於膚淺的論述。在電影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珍．雅各。

若然說珍．雅各反對城市發展，無疑是誤解了她的思想。城市一直都是她所鍾愛之事。在電影中引用了Reason Magazine為她所做的訪問：她說，假若日後世人會記住她，應該是因為她𨤳清了甚麼因素會推動經濟發展。而在出版The Death and Life後，珍．雅各亦寫了《城市經濟學》（The Economy of Cities，1969）。她不單認同經濟要發展，反而是將經濟放在她學說的核心。但這不代表她與摩斯目標一致：她與現代主義者的最大分別並不在於發展觀，而是觀看城市的角度。如果說理性主義是以「上帝視角」從外部俯視城市，珍．雅各所提倡的就是從內部觀照城市，或曰「內視」。這也許比起「top-down」與「bottom-up」能夠更準確表達兩者差別。關鍵不在於「上下」，而是「外內」。何謂「內視」？首先你必須走到街上。

電影特意描繪珍．雅各「走上街頭」的第一次。當珍．雅各還是記者時，曾調查紐約哈林東區的重建情況。該區的聯合安居協會執行董事柯克（William Krik）邀請她到哈林東區內走走，在遊走過程間，她開始認清城市的真正模樣，不是居高臨下所見的街廓，而是街頭上的互動與多樣性。電影中多番強調「城市不是一件物體，而是像一個生態系統」，不同的元素不休止地互動，這才是城市的本質。所以，當她反對第五大道穿過華盛頓廣場，她不單單是說華盛頓廣場有多悠久歷史，真正讓她挺身而出的，而廣場上的互相交流的人群，乃至「社群」。對於珍．雅各而言，高速公路與高樓大廈並不是進步的象徵，而是切開社群的城市裂痕。只有走到街道上，從內部觀照城市，我們才能知道眾社群所組成的整體——即城市——是如何運作。

對她而言，城市雖然混亂，但正正亂中才可以有序，正正混亂才可以有活力。這與現代主義視混亂為問題的想法大為不同。現代主義將城市規劃視為空間運用的效率問題，而珍．雅各則將它視為是人的問題、社群的問題。一方面，現代主義者將他們眼中落後的城區像癌症一樣切走。另一方面，珍．雅各卻像拿著內窺鏡走進城市內部，理解城市內部的多樣性。

正因為這種「內視」觀，我們可以看到甚麼是現代主義建築，但我們卻無法說出珍．雅各心目中的城市是甚麼模樣。因為珍．雅各放下了「理想城市格局」的執念，轉而聚焦於「在地性」（Locality）。每個城市、每個區域、每條街道，都有其獨特的多樣性。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多樣性。正如可能很多人也沒有為意，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Great Cities的書名正正標明，這書所探討的不是別的城市，也不是關於城市的總論，而是美國的，在地的城市。

是城市理論家，也是母親

珍．雅各的觀點在當時猶如一波城市規劃的革命。在城市研究中常被引用的Michel de Certeau，也到1980年才出版《《日常生活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當中de Certeau分辨觀看曼哈頓的兩點種視點：一種是從帝國大廈俯瞰，另一種是在街頭上觀察。當中也有珍．雅各的影子。而她的革命並不止限於城市規劃的觀點，她更成功將性別議題帶到各個層面。她作為一名女性，甚至是，一位沒有學位資格的女性，卻成功顛覆整個學界。而當時她成功保衛華盛頓廣場，社區內的母親們也功不可沒。她們聚合起來，形成一股政府無法忽視的力量。就在一點上，珍．雅各就為後世留下了比單單一兩個理論更重要的貢獻。珍．雅各適逢遇上美國的反中央集權運動，在The Death and Life出版後數年，另外兩本名著也緊隨其後出版，分別是貝蒂．傅瑞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以及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為女性主義及生態主義標下里程碑，女性在歷史上亦佔一席位。這都是理解珍．雅各思想時，不能忽視的脈絡。

但略嫌美中不足的，電影中欠缺後來質疑珍．雅各的反面論述，例如影響延而今天的仕紳化問題。同時欠缺延伸，如後來受她啟發的新城市主義如何影響今日的都市面貌。不過總體而言，電影補充了許多關於珍．雅各背景與脈絡的資料。比起單純看其著作，令人更覺得她是一位有肉有血，在街道上保衛城市的抗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