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新自由主義共謀？——Fraser論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糾結與困境

譯者按

何春蕤教授在2017年出版了《性別治理》（gender governance），集結了她這幾年對於台灣性別運動的觀察與批判。該書許多篇章都能在分散四處的專文中找到，該書的序言也公開在【苦勞網】上，指出「團結抵抗的急迫性」——這個提醒是針對個人主義式、以契約交易關係為主的平權思維而來。

透過該書，何老師呼籲眾人：「趁早開始找尋不同的路向，掙脫性別治理所擁抱的西方文明標準和道德絕對主義」。事實上，不只是性別，性治理（sexuality governance）或其他以認同政治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也似乎循著自由主義的老路亦步亦趨地建置而成。

在台灣，社會主義的鬱鬱寡歡與自由主義的欣欣向榮經常被極簡地化約為兩岸不同政治經濟型態的糾葛，難以跳脫出冷戰結構所挾帶的政治焦慮，也因此何教授在討論台灣時一定得參照「不那麼西化」的中國。另一方面，挑釁性／別政治正確的基進主義，也可能被解讀為無處可去、「朝向保守的知識菁英主義」。不過事情真那麼簡單嗎？所謂「西方文明」真是鐵板一塊，毫無掙扎或分裂嗎？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同盟」並非台灣特有，但那些自相矛盾到底是行動實踐上出了差錯，還是理論層次上的困境？高穎超曾在多次演講中提到（據了解尚未發表），當今的政治立場已非光譜，而更像是馬蹄形，越基進的兩端越接近。

這些觀察都有描述上的正確性，但似乎都只把故事說了一半。於是我摘譯了Nancy Fraser的這篇Feminism’s Two Legacies: A Tale of Ambivalence，結合自己的理解向大家介紹Fraser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觀察。本文刊登於《南大西洋季刊》（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4, 2015, 699-712），而它也儼然是2013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的財產》（Fortunes of Feminism）之精華版。

這篇文章梳理了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與困境，以及它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恩怨情仇——或許可以作為何老師新書的前導閱讀，且稍稍回應社會現實與解放運動理念之間的扞格。事實上，Fraser並沒有給出解方，而作為一名提問者，我覺得她真正對話的對象不是文中引用的那些社會理論家，而是其他對性別政治有不同想像的女性主義者。

因此，讀者若有興趣，或許還能將這篇對應到Catharine MacKinnon、Judith Butler、Iris Young、Wendy Brown、Seyla Benhabib等女性主義哲學家和女權行動者（這裡只是舉例）的著述和理論，相互觀照參考，或許更能體會文中所商榷、批評或同情的對象為何。

根據Fraser，第二波女性主義源於1960年代全球性的解放能量；當時的青年男女走上街頭、創造出新型態的抗爭運動，不僅橫跨了北美、南美，也到了歐洲和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他們反（越）戰、反帝國主義，也熱衷於種族平等、性解放、文化多元、參與式民主。

在這被後世稱作「新左派」（New Left）的浪潮中，「女性解放運動」應運而生；這波女性主義很快就成為相對獨立、強悍的社會運動，挑戰了所有形式的男性宰制。集結了所有女人——不分階級、年齡、族裔、膚色、性傾向、國籍——超越同期其他基進主義（radicalism），成功改變了社會圖景，深遠影響著一代人對自我的定義與理解。

然而，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成功當然不可能毫無爭議或疑慮。以後見之明而言，那場社會運動亦須放在自1930年代以降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歷史脈絡來檢視——那也是資本主義一次重大的轉變時刻。當時第二波女性主義能迸發，和國家管控式的資本主義（state-managed capitalism）在戰後逐漸式微有關。

當時出現了新的資本主義：金融化的（financialized）、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式的。相伴而生的女性「解放」運動，在今天看來不免有些尷尬，因為那場運動其實可以有兩種發展方向：第一種情況，它揭示了一個可能藉由參與式民主和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來實現「解放」的願景；相反地，另一種情況則是接受修正自由主義，以賦予女人與男人同等的個人自主、自由財產、生涯選擇、成為社會菁英的機會等等。

這就是Fraser所指的「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矛盾（ambivalence）」——在兩個情節之間遊走，徵象著兩種社會發展的想像，於是女性主義被迫必須同時回應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事後來看，顯然歷史偏好了後者：自由主義式的（女性）個人主義，使得這項解放運動不知不覺中與新自由主義成了Hester Eisenstein所稱之「危險結盟」（dangerous liaison）。

不過，這並不表示第一種社會想像從此消聲匿跡；恰恰相反，對Fraser來說，當代的危機為女性主義提供了再次選擇的機會——再度串連女性解放運動與社會正義運動，想像一個「毋庸拋棄共同責任，仍能對抗父權宰制」的新社會。與此同時，女性主義如何擺脫消費、投資等市場邏輯的桎梏，則至為關鍵。

女性主義的發展軌跡：從分配正義到認同正義

關於第二波女性主義的發展，應該也是Fraser最有名的論點，即劃分了資源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認同政治的差異承認（recognition）與政治上的代表性（representation）三個主要階段。想像成一齣由三個場景組成的戲：起初發酵於「新左」的女性解放運動，以挑戰戰後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男性宰制為職志。

在第一幕中，女性主義者加入了其他的基進潮流，揭露並推翻了原本政治想像中根深蒂固的性別不正義。堅持「個人即政治」的路線，女性主義者對抗著資本主義中深遠的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之後，隨著烏托邦主義式的動能逐漸減弱，第二波女性主義走向了認同政治的路線，這也是第二幕的開端。

女性主義的社會轉型能量被引導至「以差異為前提」的政治想像——當新自由主義奮起反撲社會保障制度時，女性解放運動把關注移到了文化政治的範疇。但當新自由主義促成當代社會危機時，女性主義的社會動能再度復興，加入了其他的解放力量，旨在使失控的市場能受到民主控制，而這也是剛開啟的第三幕。

再更細緻地說明三個階段，第二波女性主義崛起時，當時先進發展國家仍享受著戰後的經濟利益，透過凱恩斯主義對抗差點失控的經濟危機。在收編了一度失序的勞工運動，這些國家也發展出「福利國」的政策，以重建跨階級的社會連動秩序。誠然，這些階級抗爭的成果是建立在社會內部的性別與種族不正義之上，遑論外部的新殖民主義式的剝削。雖然當時的改革措施的確某程度上重新安排了社會資源的分配，但階級間的政治妥協，卻也促成了消費主義的發展，為日後的社會矛盾埋下伏筆。

以美國社會為例，自1960年代開始，戰後的「黃金時代」逐漸消散，當地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種族隔離制度、反對越戰、尋求社會正義。很快地，他們便把矛頭指向了社會民主政治（social democracy）企圖自然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特徵，諸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功倫理學；官僚體制、企業文化、社會控制；性壓抑、性別歧視、異性戀正典等。

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義萌芽的脈絡——當時的女性主義者質疑社會民主政治與發展型國家中普遍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尤其是福利制度中的家長主義（paternalism）和中產家庭，其中充斥了資本主義社會擁戴的男性中心主義。爾後，女性主義者試圖將性別正義的議程自「社經資源分配」向私領域延伸，以包含家務勞動、性生活、生育決定，卻也因此被迫面臨一個難題：是否應支持自由市場的邏輯，以提升經濟上的平等？

最後，女性主義者大多選擇了先追求經濟自主，來對抗父權對個人生活的宰制。然而到了1980年代，共產主義的殞落，保守勢力佔據了歐美政治版圖十幾載，備受仰賴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讓幾乎快消亡的純粹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奇蹟似的起死回生。這次再從歷史的垃圾桶裡撿回來，「新自由主義」給了社會平等主義的理想重重一擊。

這一擊，透過加速的全球化現象，使得社會民主制度的承諾被全世界拋在一邊，而這也讓原本欲寄託階級正義於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運動不知所措。因此，女性主義者轉移重心到政治權利／權力上，以因應「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t）的社會變遷。自此進入了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時代——以尊重「差異」的認同政治手段，強調文化差異多於經濟平等，重新定義性別正義。

這運動路線上的轉移，讓女性主義者不再專注於挑戰市場經濟中的性別結構，而傾力挑戰意識形態中的性別刻板印象。結果有好有壞：新路線延展了原本「性別平等即階級流動」的政治議程，擴充了正義理論的內涵，卻也分化了社會抗爭的動能。當然，這絕非女性主義者的本意；反之，他們相信提升女性尊嚴與政治地位，有助於提升性別結構中的經濟平等。

偏偏這思想上的轉移——原本是透過改善經濟情況來提升女性地位（經濟論），變成透過承認女性價值來提升經濟能力（文化論）——卻正中了新自由主義的下懷，剛巧符合了個人認同結合消費主義的邏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相對剝奪感增強，導致認同政治逐漸式微，女性主義和其他批判社會理論又重新瞄準了政治經濟的檢討，再也沒有人敢輕忽全球金融資本對民主、自決的反挫力。

因此女性主義來到了新的階段——重啟經濟批判的動能，卻也不忽視文化的面向。不僅如此，女性主義者也開始思考：如何透過具有解放意義的抗爭行動，挽回漸弱的民主政治之正當性？在面對無法逆轉的「全球化」時，如何能串聯不同社會中的政治意見，卻又保有所有人、所有聲音都被平等對待的「代表性」？

女性主義的內在矛盾：經濟自由的話術與魅惑

雖然以上對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診斷，或具有描述意義上的正確性，但Fraser也承認，光是主張第二波女性主義「因拋棄分配正義的目標」而因此與新自由主義合流，是既不準確也不公允的。這個過於簡化的講法，容易使人誤以為女性主義純粹忘卻了政治經濟批判的重要性；或誤解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思潮天不時、地不利，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女性主義者本身真的無辜嗎？Fraser認為，那個「合流」的結果不是一個意外，而有更深沈的緣由——策略上的親近性。也可能出於女性主義本身的內在矛盾，使得它既近似於自由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又能與集體平等主義（solidary egalitarianism）接合。某程度上，女性主義甚至可能為新自由主義取得霸權地位做出了貢獻，因為這光靠市場上的行動者不太可能達成，而後者也無法單憑己力推翻福利制度。

Fraser表示，自由市場主義者可能揭發了福利國家的家長思維、官僚系統、沒效率、壓迫等特性，但各種解放運動更進一步拆穿它的男性中心主義、侍從主義（clientelism）、它單一的文化多數社群主義（monocultural majority communitarianism）及它「以保護之名」發動的新帝國主義。在這情況下，急欲擺脫政府管制的新自由主義者，一下子多了許多盟友。儘管目標大相徑庭，這些同床異夢的「自由主義者」卻給了社會主義連環攻擊。

從這個角度來說，女性主義並非單單只是強大敵人的受害者，而是與之一同創造歷史的參與者。由於社會保障制度隱含的性別階序（比如不把負擔家務的女人視為社會保險保障的「勞工」），在越來越不信任福利制度的狀況下，主流的女性主義選擇一條危險的路——為了對抗「宰制式的社會保障」，他們沒有試圖摸索「解放式的社會保障」，而選擇了直接放棄社會保障。也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大聲疾呼著個人主義、自由意志、菁英政治。

透過選擇性地保障／補助「有薪勞動」，進一步正常化女人的經濟依賴、制度化男性中心視角對家庭與工作的理解，這些不平等的待遇導致女人無法充分參與社交生活與公共事務。這批判強而有力，卻暴露了一個矛盾，因為其給予的方案竟是傾向「保障女人充分工作權」與同工同酬的主張，於是仍舊忽略了社會對「無薪勞動者」的歧視，也使得追求「男人般的自立與成就」成為正典；而這偏偏正好符合了偏愛競爭多過團結之勞務市場階層化的邏輯。

Fraser試問，若當時的女性主義者拒絕了「男人本位的成功價值觀」，而更傾向追求無薪勞動者公平待遇——不分性別，而以階級意識對抗「經濟依賴／經濟獨立」的對立時——是否有機會阻止社會保障制度的崩潰？事實上，第二波女性主義中兩種聲音都有：所謂的自由或基進女性主義是較重視市場參與的，而社會女性主義則傾向維護並擴展社會保障體系。當然前者，也不總是追求「雙薪家庭」，或有意識地與市場勾連，但他們的確把解放運動的重心放在性別上的差異，而輕忽了性別間的階級。

然而，近來女性主義的矛盾似乎獲得緩解，幾乎都向市場靠攏了——主流的女性主義敘事一致避開自由市場基本教義，著眼於生活中方方面面的性／別壓迫，堅信「有工、有酬，則有尊重、有生活」的論點，彷彿「性別歸性別，階級歸階級」。這在在顯示了女性主義並非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兩者同盟也不是巧合。事實上，新自由主義不可能隻手逆天，第二波女性主義對其崛起確實有所推動。

如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論證：純粹的經濟利益不足以改變歷史走向，因為自由市場的誘因並無法讓眾人一同放棄原本熟悉的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要能產生普遍的響應，以促成社會變遷，需要一種精神（spirit）和魅力，讓人相信無止盡累積無意義的資本是為了追求更高的道德價值——即自我與家庭生活的救贖。

早年資本主義的「精神」是支持「救贖論」的喀爾文主義，那今天新自由主義的精神是什麼呢？根據Luc Boltanski和Eve Chiapello的《資本主義的新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資本主義會週期性地自我重整，在其失落時吸納並收編對它的批判。當它整編再出發時已是嶄新面貌，也被賦予新的道德高度，以籠絡舊信徒、招納新粉絲，讓他們相信「付出勞動，換取資本」的真善美。新自由主義現身時，已將新左的批判力道化整為零——強調水平合作、彈性工時、社交網路與能動性、個人自主與創造力，以取代高度組織化、僵硬封閉的階序文化。

這種「新精神」與性別何干？Fraser認為那所謂資本主義的新精神，當然包括了男性陽剛式的浪漫情懷，憧憬著自由奔放、冒險犯難、無拘無束、無牽無掛、自我滿足的個人主義。但它這次也考慮到了「女人」，各式各樣女性的需求——年輕單身的女人、已婚或有小孩的女人、不同種族、膚色、國籍、性傾向的女人。所有人（不分性別）全都（必須）進入全球勞動市場，所有人參與競爭——有限的工作機會、薪資、消費能力、物質條件。

但拒絕了「深化女人經濟依賴的家務給薪（family wage）方案」，將女性勞力釋出自由市場，真的提升女人的社會地位且促進性別正義了嗎？中產女性從此毋庸服膺性別規範了嗎？還是更不自由了？其他勞工、低薪、無薪階級的女性「期待透過財富積累，突破傳統保守的性別秩序」，真的受到同樣階級中的男人的尊重嗎？成效似乎不彰，但可以確定的是，大家都想也都在追求並累積資本。

除了中斷家務給薪方案，第二波女性主義對福利國家長主義的特徵，也被新自由主義借來批評「奶媽國家」（nanny state），並以眾多「協助女人自力更生」的微型貸款制度（microcredit）和菁英專業化的婦權NGO等形式現身。這個發展也被延伸至符合新自由主義需求之全球治理的領域，諸如國際組織中的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s）。這些都使女性主義者重新擁抱自由市場、管理技術、官僚階層等——彷彿只要行為主體是「女人」，就算是性別平等了。

結論

如同喀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曖昧令人難以置信，新自由主義和女性主義之間的糾葛也是令人坐立不安。Fraser大膽假設，若兩者間真存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親近性，那就是它們的共同敵人：傳統權威——所有具有宰制能力的男人（父親、兄弟、牧師、耆老、丈夫），以及以他們為中心所建立的倫常秩序、國家、政府，和其他可能有能力制衡或控制市場的機制。

不過，當然女性主義也有跟新自由主義分歧的地方，即對待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態度。比如婚姻制度對女性造成系統性的社會脆弱性，因而正當化女人對婚姻帶來的保障之嚮往和需求。然而，女性主義批判因此貶低家庭價值，卻忽略社會脆弱性乃是以「市場邏輯評估個人貢獻」為前提所致，而不自覺加強了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性。

可是新自由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性別平等」或女性解放只是表象，而非其真正目的——自由競爭的假設從來都不是行動者的自由，遑論彼此之間平等與否。不過，我們當然不能斷然認為第二波女性主義是失敗的，也不該輕描淡寫地覺得解放運動成就了新自由主義，更不能因此視市場化為歷史必然的結果。

那我們應該或可以怎麼辦呢？Fraser一口氣提出了很多問題與假設，試圖揣測抗爭運動的三個面向（包括資本創造的階級、福利制度的性別盲、弱勢群體的貶斥）如何相互勾連、如何兩兩合致、如何收編抗爭意識及行動。但她沒有真正給出理論上的解答或實踐上的方案——或至少我自己覺得後面一整大段都是些極其空泛、心靈雞湯式的信心喊話。

不過她最主要的建議是：讓1960年代女性主義的動能和理想，重返歷史與政治的舞台。所有解放運動（包括女性主義）應直面並承認當時策略上與資本主義的危險合流，並重新擁抱修正後（即開了性／別天眼）的社會保障制度——將去宰制的理想建立在社會團結與社會福利的正當性之上，但不因此忽視消極自由對維護個人尊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