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品、山寨與性工作⋯⋯理解「低端」全球化的人類學著作（下）

前文回顧：

廢品、山寨與性工作⋯⋯理解「低端」全球化的人類學著作（上）

新媒體時代的熱點已經飛速轉向，然而藉「低端人口」為入口，我們可以進入更複雜地理解世界真實運作的視角。接上篇，我們將繼續推薦有關「低端」空間或群體的人類學研究，這一次將走出北京邊緣，看香港繁華之地十分破敗的重慶大廈，還有紐約龐大的地下經濟網絡，理解所謂「低端」群體如何在全球特定空間和人群展開。

「重慶大廈在香港，但它不屬於香港。它彷彿是一個來自發展中地區的外星孤島，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這才是令大家畏懼之處，而並非什麼犯罪問題。這也是我為什麼將此書取名為『世界中心的貧民窟』」。

對許多香港人來說，星期六晚上十一點路過重慶大廈，彷彿是出國旅遊一般——平日南亞、非洲少數族裔成了香港彌敦道黃金地帶的主流人群。在這座大樓，人類學家麥高登教授前前後後邂逅了一百二十九個國籍的人，從阿根廷到津巴布韋，還有不丹、伊拉克、牙買加乃至馬爾代夫來的人⋯⋯很多人是以遊客身分來香港非法工作。

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這本書中，麥高登就以民族誌的方式記錄了大廈中一小群人們的互動和生活方式，也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概念叫作「低端全球化」。他回答了這樣一系列問題：重慶大廈為何存在和值得關注？大廈的歷史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如何相處？他們怎樣塑造各自全球化的生活？他們去過哪些地方、做過什麼事情？他們的跨國旅程、技巧和方式是怎樣的？他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跨國生涯？

與香港尖沙嘴和中環的商業區相比，殘舊不堪、建築質量低劣、昏暗擁擠的六十年代大樓重慶大廈恍若隔世。這是一個「陰暗得讓人擔心的地方」，內部結構如同迷宮，許多逃生出口被鎖住，曾以頻發的火災聞名。這棟大廈的租金如此低廉，而它的形象，也總與犯罪聯繫在一起——盡管實際上那裡的犯罪率並沒有更高。再向前追溯，重慶大廈在上世紀其實年代已惡名昭彰，它曾是西方嬉皮士和背包客的逗留地。八十、九十年代，惡名繼續蔓延，1994年王家衛的電影《重慶森林》再次加強了大廈的黑暗象徵。不過，就是年代初的香港華人和發達國家的人，其實很少造訪重慶大廈——在有些種族主義的人看來，與那些來自窮國的同胞打交道是難為情的事情。

實際上，很少有單獨的一棟樓具有研究價值，而位於尖沙咀的重慶大廈卻是一個例外。可以說，重慶大廈是香港的他者。然而大廈的狹小空間卻綻放出無窮的經濟力量和人力物力——它是全球化的交匯處，尤其是交織了亞非發展中國家相關聯的低端全球化網絡。麥高登稱之為「世界中心的貧民窟」，也是「世界上最為全球化的大樓」。

麥高登這樣定義「低端全球化」，人與物在資本投入低和非正式經濟（半合法合非法）情形下的跨國流動，其組織型態經常與「發展中國家」聯繫到一起。雖然作為全球化代表的跨國公司是各種新聞報紙財經版的主要討論對象，可它們對普通老百姓意識層面上的影響微乎其微。麥高登認為，重慶大廈中的全球化，本質上才是世界上大多數人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經歷著的全球化。

低端全球化沒有辦公大樓、律師或是宏偉的財政計劃，相反，很多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人直接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集裝箱和貨車來運送貨品。他們背井離鄉尋求更多機會，不論打臨時工，還是以避難者或者性工作者的身分——總之，他們的世界由金錢主宰。

圍繞重慶大廈，麥高登講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實際上，重慶大廈的每一格小世界都有自身獨特的運行策略和故事。比如，大廈中的商店流動率極高，近幾年手機鋪大量崛起（很多是山寨仿製品），這趨勢反應出撒哈拉以南非洲消費者的需求變化。而這個生態系統中，勞動分配與種族有明顯的關係：香港的華人店主，南亞裔的經理和職員，還有非洲及世界其他地方來的顧客。廉價旅館的職員就睡在大門旁的地板上，他們在電視機上往往收看自己家鄉的頻道，對自己家鄉發生的新聞瞭如指掌。而許多長年居住大廈的居民，卻常常只是窩居自己店舖的一隅，對大廈根本沒有全面的了解。

重慶大廈有它吊詭的地方，它某種程度上算是「貧民窟」，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和非香港華人的少數民族，一定程度上被香港的主流經濟排除在外，大廈也因社會歧視而被隔離開來；然而，重慶大廈也並非典型的貧民窟，大廈中大多數作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其生活樣貌還是相當資產階級的，他們代表了南亞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努力奮鬥的中產階級，「世界中心的貧民窟」正是他們的希望之光⋯⋯

《地下紐約》與《重慶大廈》一書類似的地方在於，他們都在講述「一座城市，兩個世界」的敘事。這本書的空間主角紐約與香港類似，也是萬象之都，世界焦點，而作者要追蹤的都是繁華都市的「低端」鏈條。

本書作者蘇西耶．凡卡德希（Sudhir Venkatesh）——一位「記者派」的社會學家（沒錯，這位算是社會學中的民族誌堅持者）沒有書寫華爾街等檯面上的經濟活動，或是社會名流紙醉金迷的生活，而是深入探索這座慾望城市暗中依賴的底層數以萬計的地下交易，以及底層住民在「地下經濟」之中的謀生之技——販毒、暴力、出賣靈肉。地下紐約的毒販、老鴇、非法移民親，帶領凡卡德希潛入紐約底層世界。他紀錄了全球化都市和地下經濟網絡的運作，以及這當中的隱形互助群體。

凡卡德希還是研究生時，就開始研究妓女和毒販，後專門探討犯罪組織和毒品交易等地下經濟議題，也常為《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和《華盛頓郵報》等媒體撰文。前作《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曾雄霸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更榮獲《經濟學人》年度最佳書籍。不難看出，凡卡德希是一個相當媒體化的作者，一個以大眾為訴求的說故事的人；相較而言，他的理論分析沒有那麼厚實，理論在現實中得到某種奇妙的對證。在寫作《地下紐約》這本書時，他正經歷與妻子離婚的悲傷，他將自己的情感痛楚向採訪對象——一位性經理人傾訴，這交織進入他的田野經驗，也寫進了這本《地下紐約》之中。

的確，這本書的中譯本取了一個富有媒體色彩的、聳人聽聞的副標題：「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但實際上，凡卡德希描寫的不盡然是「底層」——比如〈 性是一本護照〉一章之中，很多主角便是賺得很多的高級妓女，或是組織高端賣淫的性經理人，這本書展現出那種真實的貧富、人種、階級界限曖昧、混沌，相互交纏的地帶。

富者與窮人、上流與底層、白皮膚與黑皮膚，在紐約龐雜的地下經濟之中，他們完全是互相交織：上流社會私下中介高端賣淫的精明算計，有意跨出固有區域、打進高端市場的黑人古柯鹼毒販的地盤之爭，以及性工作者和買春客彼此間毫無心機的互助關懷。一道不可言說的隱形界線存在，但又有千絲萬縷的連結跨越了各種限制，勾串起兩個極端世界。而他們的共同願景，則是美國夢的不同變形——作為來自印度的美國移民，作者凡卡德希對此同樣深有感觸。

比如，拉丁裔女性卡拉，想要透過白人女性瑪歌進入高端賣淫的世界；而許多瑪歌那樣的經紀人，也始終夢想旗下工作者包含各式種族，以滿足有錢白人的各種需求——儘管真正願意模糊這條界線的人屈指可數，但她們努力嘗試跨越。

在卡拉與瑪歌的合作中，凡卡德希發現了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在地下紐約的應驗。瑪歌如此評價卡拉：卡拉有野心也有臉蛋，但文化涵養不足，而這一部分是可以培養的，她要學會欣賞美食、談論政治與歌劇，也要學習白人的性愛姿勢——在布迪厄定義的「文化資本」中，這正是跨越社會階級的、實現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

「一切都和製造連結有關」，「這不但是生意，也是一種世界觀」——從瑪歌的人生經驗、以及其他勞工階級的行事方式之中，凡卡德希發現了某種全球化的理念：大眾必須跨越各個邊界與界線（儘管很多屬於違法的範疇）。對於這個不見天光的世界來說，產生連結意味著學會跨越不熟悉領域的溝通方法，迅速取得社會資本，進入一個眾人期待與標準都可能不同的新世界。比如，性經理人、高利貸調解者，他們要想成功，就必須跨越真正的邊界，創造另一套規則與標準，才能作為「地下大使」跟不同階級打交道，從中獲取利益，而「說話技巧」就代表了生存與慘敗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