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品、山寨與性工作⋯⋯理解「低端」全球化的人類學著作（上）

事件回顧：「低端」⋯⋯？

在此前《理解「低端人口」，從這5本書入手！》一文中，我們推介了從哲學和文化研究層面理解「低端人口」的相關著作，許多讀者留下了熱忱討論及建議。其中一點便提到，此類寬泛的批判理論無法直接觸及具體的情境——比如這次北京的實在問題、經驗與抗爭。

的確，北京所謂「低端人口」的來龍去脈，是要專文探討的複雜現象——這脈絡要從毛時代的城鄉分隔政策，追溯到改革開放的人口大潮，乃至今天過於擁堵膨脹但生氣勃勃的城市，及其正在且將持續經歷的（世界上許多地方已經歷著的）都市更新規律；當然，還有相當「中國特色」的運動式社會治理在發揮作用——這種運動式治理還體現在今冬北京整治城市天際線、各地的「煤改氣」當中。

而這些問題，與其說是社會矛盾的突發激化，毋寧說是那些早已存在的發展問題終於以激烈的形式在我們面前清晰觸目地浮現出來，新動向與舊因由交織一處，複雜難辨，我們在這情形之下針對「切除」而展開行動和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不可能真正「清理」和「切除」掉低端人口和邊緣人群，實際上，任何一個大都市都不可能不依賴邊緣人群參與的經濟網絡而運作。

新媒體時代的熱點已經飛速轉向，然而藉「低端人口」為入口，我們可以進入更複雜地理解世界真實運作的視角。接上篇，今天我們推薦有關「低端」空間或群體的人類學研究，看看所謂「低端」如何在全球特定空間和人群展開。

人類學家最會講故事，如果想知道全球化的低端鍊條上一個個小小生態圈的生態肌理、人們的遭遇與處境，最好去他們那裡尋找。今天推薦的幾本人類學著作「富有同情但不煽情，好看但不失學理」，記錄了京郊髒亂的垃圾回收帶，香港繁華之地十分破敗的重慶大廈，還有紐約龐大的地下經濟網絡的「低端生活」。

「北京折疊」的人類學解剖，京郊是廢品的匯聚地，垃圾場上有拾荒者的家園

郝景芳獲雨果獎的科幻小說《北京折疊》，講述北京成為「變形金剛般折疊起來的城市」，分為上流、中產和底層三個世界，不同空間由不同階層居住。清理垃圾的拾荒者被折疊在第三個世界。儘管垃圾自動處理的技術已經成熟，但折疊城市運作負責人並未應用，因為不想第三空間龐大的「低端人口」失業。

這個故事聽起來不夠科幻，因其靈感正來源於小說家在北京城鄉結合部生活的真實經驗。現實中，京郊撿垃圾的外來人口建立起了自己運作的廢品經濟，而胡嘉明、張劼穎合著的《廢品生活》就研究了這個現象。

《廢品生活》帶我們走進北京郊區城中村的「垃圾」世界，了解都市生活之中「隱形人」（正正是所謂的「低端人口」）的生活。這本書的書封寫道：「看似不起眼的垃圾，成為探索現代化秘密的線索；平日裏視而不見的拾荒者，為我們講述當代盛世的另一種版本。」在研究方法上，二人並沒有聚焦收廢品人處在社會邊緣位置的宏觀原因，沒有簡單譴責他們受到的剝削和不公正待遇，而是記錄和平視，詳實捕捉主人公生活的豐富細節和微妙體驗，理解他們在城市暫居的溫情空間。這種寫法參考了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理論（Actor-Network-Theory，簡稱ANT），把垃圾視為參與社會政治關係的物質，「描述」拾荒的社會事實是如何被建構和生成。

《廢品生活》把「廢品」作為我們理解今天城市化的重要範疇。中國二十年來驚人的經濟奇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雙重發展，正是伴隨「廢品」崛起而發生的——拋棄是為了消費，消費則拉到生產。大衛•哈維以「丟棄文化」（culture of disposability）描述歐洲和美國在七八十年代的「後現代文化形式」，使用和丟棄一次性物品充斥著我們的生活，成為現代人「喜新厭舊」的性格；鮑曼的說法類似，今日人們盡是看到五光十色、繁花似錦的消費世界，是因為城市垃圾被清理到郊外、乃至出口到其它發展中國家，才能維持金玉其外的虛幻表象。一個生產掛帥、消費萬歲的現代社會，正是建立在有足夠容納人類文明廢物的垃圾場。然而，我們處理垃圾的速度已經遠趕不上垃圾的增長，各國政府在垃圾之戰中早就泥足深陷。《廢品生活》捕捉的是中國北京一隅的垃圾盛世。

北京邊緣垃圾圍城，就是在正規的垃圾處理體系之外，自發形成的廢品經濟體系。一群外來人口天天與垃圾和廢品打交道，垃圾成為生產原料，而他們的城市生活、獲取收入的方式，主流社會則一無所知：

「城市生產的垃圾，就像磁石一樣，緊貼著這些住在城市外部的底層移民，很多時候與他們的工作居住點為鄰，成為他們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一時又成為他們的求生圈，為他們提供最低溫飽策略，一時卻又成為執法部門控訴他們違反公共衛生標準的因由。」

《廢品生活》引領我們去端詳凝視這些人──不僅僅是發掘他們的卑微與掙扎，更是發現他們如何在卑微與掙扎構建自尊和「意義」，以此捍衛人之為人的完整。同樣也審視廢品經濟如何有機地參與到中國的轉型社會過程，如何與階層斷裂、政策壁壘、城鄉經濟文化差異、農民工流動性和城鄉隔閡等問題，糾纏在一起。實際上，廢品、他們居住的廢品場、北京的城鄉交合區，以及他們的老家之間，形成了一個非常特別的社會實踐空間，也形成了一個特別的老鄉社群。有年輕母親在垃圾場上育兒，還有拾荒的第二代生在此地，他們已成為城鄉結合部的「老北京」。

胡嘉明、張劼穎指出，我們對於「撿廢品」往往有理解上的誤區——以為只有那些毫無資本、沒有學歷、無法去工廠工地打工的「可憐人」才靠垃圾賺錢。實際上，收廢品的群體其實非常專業，要靠特別的人際關係網絡和空間資源才能進入。而這些收廢品的人從老家來到北京，廢品不但為他們帶來城市生存的收入，他們當中的人還靠收廢品養育兒女，供孩子上大學，靠它在老家建起新樓，甚至買房住進了城市的商品房銷區。比如，其中一位自稱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王大哥，他與其說是拾荒者，不如說是「低端企業家」，靠聰明與意志力精打細算，憑收垃圾闖蕩北京。不過，與很多經營廢品的人一樣，他的未來規劃並不屬於這塊骯髒的城鄉結合部，而是回老家買房（現代的電梯房），在家鄉實現奮鬥的滿足感與尊嚴。

再比如，《廢品生活》有寫到城市邊緣有很多沒有營業執照的食品小作坊，也就是新聞上看到的那種「來源不明的黑心小吃」。不過，人類學家從食品製作者的角度講了這個故事：大量外省農民工為了服務城市化需求，居留在北京的邊緣地區，他們無力在市區消費，又沒有條件自己做飯，所以就有其中一部分人就做起了無經營牌照、低成本的食品生意，服務附近上千萬的農民工。

不過，今年中國環保部和國家標準委已宣布不再大量進口外國垃圾，加之今冬的外來人口清理，這意味著《廢品生活》所調研的京郊廢品回收地帶，或許也將伴隨這種轉型而離散和充足，踏上不同的經營道路。

此外，除卻《廢品生活》，項飆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張鸝的《城市裡的陌生人：中國流動人口的空間、權力與社會網路的重構》等著作，也對北京邊緣那些典型的外來人口社區做了深入的田野研究。比如北京豐台「浙江村」的發展、繁榮、拆除、重建，有關空間轉型、企業互動和社會關係重構的故事，都可以到人類學家的深描之中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