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終於成為媒體紅人了　這會是壞事嗎？

譯按：

作者 Stuart Jeffries 為衛報藝文版專欄作家，即是 2016 年出版的《深淵大飯店：─法蘭克福學派眾生相》（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之作者（書評參見拙文）。作者從第一、二代法蘭克福學人對文化工業及公共領域之學理出發，反思當前哲學普及的風潮，是否會摧毀哲學？是危機，或是轉機？

新世代的哲學搖滾巨星開始對大眾談哲學，不過他們的TED演講、電視節目、跟暢銷書可能正在摧毀它。

五月，有位名人參賽德國版的「誰想成為百萬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身穿俐落剪裁的藍色夾克、開領的黑色襯衫，蓄著時尚小鬍子、長髮飄逸的哲學家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辯才無礙地回答挑戰，直到主持人提問「以下哪條是英國報紙二月的頭條？A） 達爾文為外國部長； B） 狄更斯拿下BBC； C） 莎士比亞訓練冠軍； D） 托爾金贏得全英音樂獎。

可以理解地，普列希特在可能輸掉贏得的六萬四歐元前放棄。正確答案是C：克雷格‧莎士比亞（Craig Shakespeare）是萊斯特足球俱樂部教練，在他帶領下球隊奪得了2016年英超聯賽冠軍。

儘管這是為了從事公益，但某種程度上普列希特參賽綜藝節目，可能也是德國哲學的警訊。其他德國哲學家肯定對普列希特這種媒體寵兒不以為然：蓋布列爾（Markus Gabriel ）說他是「哲學戲子」（philosophy performer），施羅特岱克（Peter Sloterdijk）則說他的「專業是大眾化」（popularizer by profession）。

但是普列希特並不打算悔改。身為德國哲學新一波的耀眼明星，他認為成功就是走出象牙塔、面向大眾。對他而言，這是必要的。九零年代在科隆求學的他，早預見哲學家過著耀眼精彩的生活，走出自己的路，而不是像教授般，是一群「死氣沉沉的中產階級、穿著路人棕或是海軍藍西裝」的無用學院派。

無疑地，普列希特實現了他的夢想，吸引了更多閱聽人。讚譽為「非小說類的『搖滾巨星』米克‧傑格（Mick Jagger）」，普列希特的《我是誰》（Who am I? And If so, How Many?）暢銷超過一百萬本，並且有三十二種語言版本。他的電視節目就叫做《普列希特》（Precht），收視率近達一百萬。

時至今日，德國哲學跟海德格那時候截然不同了：不再是黑森林隱居，而是商業競爭。例如，2011年上市的雙月刊《哲學雜誌》（Philosophie Magazin），其主編Wolfram Eilenberger就在「編輯的話」中，開宗以「走向市場的哲思刊物，讓大眾自己找到答案」為旨。

《哲學雜誌》目前有十萬戶訂閱，證明Eilenberger 的做法是值得的。的確，這看起來是德國對思想的新尋求、新的成熟管道。2017年，德國哲學正蓬勃發展：過去三年德國哲學系的學生增加了三分之一；哲學從業者走上TED演講、寫暢銷書、上TOP的電視節目，還有像是每年六月吸引超過一萬觀光客的「科隆哲學祭」（phil.cologne）。

德國哲學變了：從前，「愉悅的」、「誘人的」、「好消化」這類字眼不會用來談論康德、黑格爾。好處是德國哲學前所未有地走向了大眾，壞處是哲學明顯被用作炫耀性消費、以取悅知識分子的自我形象。

超過七十年前，德國最有名的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話事人阿多諾跟霍克海默提出的「文化工業」—— 也就是那些充斥著愚蠢名流列隊及殘害智商電視節目的——正是對大眾欺瞞與服膺的工具。在《啟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將文化工業視為僵化消費者想像力與自發力的存在——「藉此，快速、觀察力、經驗不可否認地用在文化工業上，但永續的思想則否」。到了2017年，這些德國哲學家則是走到了前輩所警告的路上。

核心問題是：德國哲學可以供尋常生活消費，同時又不會因此變得僵化或是過於簡化嗎？尤甚之，德國哲學應該是對尋常生活提出批判，而不是合理化它。偉大的德國哲學家如黑格爾、叔本華、海德格、馬克思、及法蘭克福學人等提供了深刻剖析尋常生活的工具；這才是德國哲學有意義的做法，而現代的哲學大腕卻忘記了德國哲學曾擅長的事。

而若果如此，新興的消費主義哲學，反而是哲學的衰退。德國哲學正走上歌德所寫的浮士德交易——拿哲學的深沉換來大眾的膚淺。

1969年4月22日，阿多諾正要在法蘭克福大學講堂中開始講課——「辯證思考之介紹」（An 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Thinking），一群學生打斷了上課，在黑板上寫：如果阿多諾善終，那麼資本主義就永不停歇。三個女大生圍著他袒胸露乳，灑著玫瑰鬱金香花瓣。

阿多諾抓著帽子大衣衝出講堂，之後就取消講課。致此鬱鬱寡歡，數月後在阿爾卑斯山的度假中過世，享壽66歲。

這場「乳房行動」（Busenaktion; breast action）在施羅特岱克1983年《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述說道：一方面以裸體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則是唯一知曉當今批判何意的失意人……不是赤裸裸的權力使得哲學家沉默，而是赤裸裸本身的權力如此。」

就其他文化而言，學生抗議中斷了哲學家的演講並不是什麼大事。但在有著康德、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的德國哲學傳統就非如此——這是國家的榮耀所在，卻被如「乳房行動」的事件摧毀了長久對德國哲學家的尊重。

對哲學家尊重的文化傳統，是緣自黑格爾以來的德國哲學與國家認同。籠罩在拿破崙拿下德國、普魯士晚近軍事勝利的陰影，黑格爾想像著一統的德意志，而且就此一統天下的進步史觀。從普魯士到一統的德意志，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家不但將國家認同建設到自身的思想體系，也承載著家鄉命運的責任——這是其他國家所做不到的。

當然，像是距黑格爾一世紀多後的阿多諾，則非在普法戰爭、而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陰影中書寫。奧斯威辛是對德國國族主義哲學化的污點，阿多諾則是對黑格爾的新教進步哲學所感到厭惡的猶太人；在希特拉及大屠殺後，德國哲學則不再走向人類歷史盡頭的世界舞台。

阿多諾不是國族主義者，儘管如此，他因在德國語言文化中滋長而有著深刻綿密的連結。從加州流亡回來後，阿多諾提出德文與哲學有著特殊的連結。「就歷史而言，德文雖然還是需要適當分析的過程，得以表達超越自身現象的能力」，也就是說，阿多諾似乎是說：如果你想要適當研究哲學，忘掉英文、法文、阿拉伯文跟希臘文——唯有德文直搗哲學核心。在納粹大屠殺之後，阿多諾成為國家的良心（至少在西德如此；阿多諾跟法蘭克福學派對東德則認為是假馬克思主義）。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寫道，「新的定言令式則是從希特拉施加在不自由的人們：為了不讓奧斯威辛重蹈覆轍，要有新的想法做法。」這是德國哲學家對德國人所述說的道德義務，希望德國人可以聽進去。

對於某些德國人而言，只是聽進去沒用。1969年對阿多諾的學生抗議，是因為他們認為阿多諾雖然是馬克思主義者卻輕視他們的訴求行動。如同馬克思1845年的名言：哲學家只是用不同觀點理解這個世界，重點是改變它。而，法蘭克福學人——尤其阿多諾——只是在德國哲學走向了自身呼應世界失敗的大戲之中罷了。

為了瞭解在阿多諾死後的德國哲學，而且是媒體寵兒的「可怕的孩子們」（Les enfants terribles；譯按：法國Jean Cocteau 1929年小說，圍繞在缺乏上一代教養而隨意妄為的野孩），我們需要了解這位88歲的德國哲學耆老——哈伯馬斯；他曾經參加希特拉青年團，擔任阿多諾的助理，並且在七十年代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話事人，就此改變了德國哲學。

某種程度，他完成了智識上的弒父反叛。「我不認同批判理論的基本前提——工具理性在無法逃逸的整體幻覺系統取得了主導權；洞見只存在於孤立個人的稍縱即逝中」，哈伯馬斯在1979年訪談中如是說。對他而言，這種洞見是侷限的，太菁英、太絕望了。

確實，哈伯馬斯的志業是建立起橫跨哲學、政治理論、社會學與法學的知識體系，而且輸入了在市場資本主義下得以擁有自主性的樂觀希望——這是阿多諾與早期法蘭克福學人認為不可能的。哈伯馬斯1981年《溝通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預見了「無限的溝通社群」——人們透過論述理據可以藉此互相學習並且質疑既有信念。

基本上，哈伯馬斯為阿多諾悲觀、菁英哲學觀與新消費主義復興的搭橋者。與其對人類命運感到絕望，溝通理論則試圖改變人類命運；儘管哈伯馬斯並不試圖抹滅掉阿多諾的開宗明訓——避免另外一個希特拉的出現—— 但他更樂觀的哲學觀則是更通徹地避免奧斯威辛的發生。哈伯馬斯是從生活世界中直接改變，而不只是阿多諾滔滔不絕關於人類命運的論述。也就是說，哈伯馬斯比阿多諾更前進。

哈伯馬斯敢挑戰英美哲學家，這也是他如此革命性的原因。對於阿多諾而言，英美哲學只是技術資本主義的手匠，而他跟其他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應該是批判而非合理化權力；而哈伯馬斯則不只是從康德、黑格爾及馬克思等，更是從實用主義者米德（George Mead）、哈佛的正義論者羅爾斯（John Rawls）、牛津的J.L.奧斯丁（J.L. Austin）找到靈感。阿多諾雖曾待過牛津，也在美國十載，但他對英美哲學只有輕蔑。哈伯馬斯的基進轉移，開啟了當今德國哲學新星前仆後繼的大道。

的確，最近的新星如普列希特與蓋布列爾（Markus Gabriel）也認為哈伯馬斯開啟了哲學參與媒體的狂潮。哈伯馬斯是大辯之士，八零年代在報紙上跟歷史學家就納粹大屠殺的咎責展開「史家之辯」（Historikerstreit; historians’ conflict）；1999年，施羅特岱克也曾攪動德國戰後知識圈的一池春水：他在演講用了「Selektion」而非「Auswahl」為基因工程的人類生殖可能來辯護。哈伯馬斯立刻投書稱呼施羅特岱克為法西斯。哈伯馬斯在激辯中有很大的效應：扮演著為德國人驅逐罪孽歷史並且激化改革的哲學家，其中一個結果就是梅克爾在擔任總理的道德責任，例如在歐洲面對難民危機時張手歡迎。

雖然哈伯馬斯藉著公共平台檢驗德國的戰時恥辱，也頌揚德國新型的憲政愛國主義與「溝通理性」的理想國版本，然而同樣新一波的哲學家就沒有在他們心靈雞湯的節目和書中這樣做。

2002到2012年間，儘管他的想法備受爭議，施羅特岱克依然是德國知名的哲學家。他跟德國哲學史家Rüdiger Safranski所主持的《哲學四重奏》（Das Philosophische Quartett）邀請另外兩位來賓激辯時事，這種形式是英美電視節目難以想像的；直到十年後，ZDF電視台擔心收視率，還是換了普列希特這類貨色。

德國哲學淪為個人崇拜的娛樂節目，大概就是《哲學四重奏》改名為《普列希特》之時；新主持人普列希特雖沒有像法國對手Bernard-Henri Lévy開領到肚臍，但是憑藉他的帥氣面容搏得媒體寵兒也相去不遠。這聽起來有點酸葡萄，施羅特岱克告訴德國媒體「新主持人就像那個通俗小提琴家André Rieu——五十歲以上的歐巴桑總是懷著晚期理想主義的心情聆聽他表演」。

但事實是，德國哲學當今的處境遠比普列希特的電視表演還來得細微——像是蓋布列爾2015年全球暢銷書《為何這世界不存在》（Why the World Does Not Exist）就是肯定了德國哲學可以同時既深遠又成功。

蓋布列爾的書封是隻獨角獸，適切地表達了文中說明為什麼不可能的東西——不只是獨角獸還有精靈，甚至當選美國總統的希拉里（Hilary Clinton）跟英國總理的科賓（Jeremy Bernard Corbyn）的平行時空，還是可能存在的。著作熱賣不只是因為抨擊了科學傲慢跟後現代的相對主義黑洞，也證明維根斯坦設下的原則「可言說的，則可言說清楚」。新書《我不是個大腦》（I Am Not a Brain: Philosophy of Mind for the 21st Century）則破除了哲學前人說的大眾不能也不該讀哲學。僅有37歲的蓋布列爾展現出德國哲學家依然可以找到世界廣大的讀者，而不需要變得滑頭或是膚淺。

普列希特與蓋布列爾等哲學家不只是迎合自然需求。德國哲學不太能像BMW、德意志銀行或是Adidas吸引人，它的新媒體操作技巧、媒體寵兒外在正朝向世界。然而當德國工業金融實力獲得承認，它的軟實力則鮮被承認，在這千禧年，德國電影跟文學很少被當作國際大牌，但至少德國哲學還有外銷市場，或許不需要像施羅特岱克那樣蔑視普列希特。2017年的哲學家要懂得思考也要懂得表演。

德國哲學的文化戰爭，對施羅特岱克而言，好讀跟顯著的作品掩蓋了哲學的消退；但對於普列希特而言，這正是使得哲學活躍的原因。1934年，史懷哲告訴卡希爾（Ernst Cassirer）等同僚：必須要述說攸關一般人之事，而非以受教育菁英懂的方式。這或許就是史懷哲認為必要的；而且，是當今德國哲學媒體寵兒正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