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哲學的意義（上）

現在，如果我們回到把「日本的」這個形容詞附加到「哲學」這個名詞上這個行為是否具有合法性這個問題的話，我不會立刻斷言這麼做是不合適的。簡言之，我不會說「日本哲學」這個表述自相矛盾。

作者｜藤田正勝

英譯｜佈雷特 W. 戴維斯

中譯｜王立秋

校對｜01哲學

摘要

在給學生上日本哲學的導論課時，我總會提出以下問題：用像「日本的」這樣的形容詞來修飾「哲學」這個詞合適嗎？畢竟，哲學是一門討論普世問題的學科，超越了地理敘詞中隱含著的限定。然而，正如九鬼周造在他的論文《東京與京都》中所論的那樣，我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的全部真相。

一個人的思想，是在其文化傳承的框架中發生的，他所用的每個詞的細微差別，都可能影響他的思想方式。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每一種哲學都有它自己的獨特性格。正如奧托•波格勒(Otto Pöggeler)指出的那樣，在像西田幾多郎和西谷啓治那樣的日本哲學家的思想裡面，有某種事物不太容易放進西方傳統的「哲學」框架中。這是因為他們並不是純粹被動地接受西方哲學，而毋寧說也在嘗試批判地挑戰西方哲學。我認為，他們對西方哲學的批判挑戰正是出於他們扎根於日本和其他東方傳統。我也承認傳統東亞思想有一種傾向，使他們不會單純以某個預設的「知識」框架去把握事物——因為「知識」本身即被理解為某種限制，反而令他們以返本歸元的方式追問事物。

不必說，西田和西谷的思想，也絕不僅僅是此種傳統東亞學說的哲學復現。儘管我們還是可以說，這種東亞觀念——即認為知識根本上是一種限制性的東西——依然在他們的思想中延續。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西田和西谷之思想的激進性，就在於他們闡明西方哲學追求的「知識」所構成的限制，然後質問這種知識的基礎以及它所建立出的一切框架。

我認為，各種哲學的「性格」，便是出自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和對「知識」的不同態度。然而，我們也有必要指出，我們不必把這些差異所導致的分歧視為哲學思維的障礙。事實上，我認為這樣的分歧不單沒有阻礙不同哲學之間的「對話」，反而使這樣的對話變得有意義。這一點也是我在日本哲學的講課中，強調對話之重要性的時候想要表達的。說到底，使哲學能夠沿著它激進研究的道路一路向前的，正是因差異而生的創造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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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大學是日本唯一一所設有日本哲學史院系的大學。作為負責這個院系的教授，我每年都要教一門關於這個主題的導論課。我在這門課的第一講都會提出以下問題：這門課的名稱，「日本哲學史」，包含了一個附加在「哲學」這個名詞前的形容詞「日本的」，但用這樣一個形容詞來修飾「哲學」合適嗎？

哲學是一門面對普世問題的學科，這些普世的問題，超越了諸如日本、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地理描述中所隱含的限制。從這個立場來看，我們可以說，在名詞「哲學」上加「日本的」這個形容詞，會造出一個矛盾的詞組，因為它用特殊的東西，來限定本質上普世的東西。根據這個思路，用其他如「英國的」或「美國的」，甚或「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世的」這樣的形容詞來修飾「哲學」，也是不恰當的。

作為教「日本哲學」課的人，我一直在思索這個重要問題。一方面，我當然是一直記得哲學的普世性的。無論來自哪個國家、居住在哪個國家，人們都可以在「哲學」這個普世的場所討論問題，因此，設立像「日本哲學」或「德國哲學」這樣的框架似乎是不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在我看來，給哲學這個詞加上「法國的」或「古代的」這樣的形容詞，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在這方面，讓我來說一段關於九鬼周造的故事。1929年，在歐洲學習了八年之後，九鬼回到日本，並在京都大學任西洋哲學史專修教授。儘管他五十三歲時，也就是1941年就因病去世，因此學術生涯相對簡短，但是他卻寫出了影響深遠的著作，如《「粹」的構造》(1930)和《偶然性的問題》(1935)。

《東京與京都》是九鬼眾多論文中的一篇的題目。當他還是東京大學的學生時，他在一位外國講師拉斐爾•科貝爾（Raphael Koeber, 1848-1923）的指導下學習。根據這篇論文所講，科貝爾曾對九鬼說，「就算在俄羅斯遠東的勘察加，你也能做哲學。」科貝爾之所以會提到勘察加，可能是因為他是俄裔德國人，但無論如何，他這番話的本質在於要表達哲學無國界。這些話顯然證明了科貝爾對哲學的普世性信而不疑。對科貝爾來說，當一個人在思考哲學問題（比如說，「何謂是/存在？」或「何謂生命的意義？」）的時候，其思想的內容是與這個人在哪裡——無論是在東京、勘察加還是在海德堡——無關的。

然而，在論文中，九鬼還是表達了他對科貝爾看法的異議。九鬼的措辭是值得注意的，他說：「這種看法[即就算在勘察加你也能做哲學]部分為真，但不全真。」九鬼用柏格森和海德格來支持自己的看法。他說柏格森的哲學「優雅」，這種優雅的性格只能夠出產自巴黎，而海德格的哲學「粗糙」，這種粗糙的性格只可能源出於德國的黑森林。

我認為九鬼的話充分把握了哲學的性質。儘管一方面，哲學是一門強調普世性的學科，因此哲學家生活在哪裡並不重要，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問題的全部真相。儘管九鬼在這裡想到的，是地理格局和風土(fūdo)的影響，但我認為語言的影響也很重要。哪怕哲學的本質是對普世原則的追求，但這並不意味哲學從一開始就完全不受其所用的語言束縛。

一個人的思想，是在其文化傳承的框架中發生的，而他所使用的每一個詞的微妙差別，也會影響他的思維方式。比如說，即使在我使用「私」(watashi)這樣簡單的詞的時候，它也和英語中的「I」或德語中的「ich」不一樣。在日語中，指第一人稱單數的代詞很多（其實日語中指第二人稱單數的代詞甚至更多），而「私」不過是這眾多的可能性之一。而且，這裡涉及的語言差異，不只在於有很多人稱代詞可供選擇與只有一個選項的差別，也因為在日語中，語法上的主語經常會被完全省略掉。因此，「私」的自我意識，是有別於「I」或「ich」的自我意識的。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在「私」和「I」這兩個詞之間存在相當的文化與社會分歧。而且我們也可以認為，這一分歧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那些被當成同義的概念上，比如「自我」、「ego」和「das Ich」。

可以說，這樣的語義上的細微差別，可見於每一個詞，而這每一處細微差異加總起來，便形成了彼此有顯著區分的語言。與這些語言上的差異密切相關的，是文化之間的重大分歧，和它們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方面，在哲學裡，當我們提出像「什麼是真正的知識？」這樣的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可以被理解為是普世的，所以，無論我們是誰，不管在巴黎還是在勘察加思考它，都沒什麼差別。因此，我們可以跨越國界，甚至通過電子郵件來討論哲學問題。然而，在我們提出「什麼是真正的知識？」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所理解的「知識」（知，Wissen）卻不一定是一樣的，因為它取決於我們所用的語言。即便認為這個問題本身是普世的，但我們也依然不得不承認，提出和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受語言和文化之差異的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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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讓我舉例說一下井筒俊彥，一位高產的伊斯蘭研究者。井筒俊彥是伊朗帝國哲學研究院的教授，後來也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執教過一段時間。以翻譯《古蘭經》而知名的他，也寫過許多關於當代思想、禪以及其他東方思想的書。在一本題為《意味的構造》（1972）的論文集（收錄了井筒俊彥原本用英語發表的文章）中，井筒俊彥分析了《古蘭經》中出現的，像「善」、「惡」和「正義」那樣的道德概念。他明確地說，視「善」、「惡」概念是超越時空的普世觀念，是一個沒有根據的假設。相反，這樣的道德關鍵字的意義是「在語言共同體裡人類生活的具體現實中」形成的。 「人類生活的具體現實」意味著自然和氣候，比如說沙漠生活，也意味著文化與宗教，如伊斯蘭的儀式和規定。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提一下和辻哲郎在《風土》(1935)中關於沙漠文化的討論。 和辻說，為了抵抗沙漠中嚴苛的自然條件，人們必須要以嚴格的規範來治理共同體內部，並同時用一種戰鬥的精神來面對共同體外的一切。根據井筒，人們眼中的「善」，是在這樣具體的現實之中被決定的。因此，甚至諸如「善」與「惡」，或「正義」與「美德」這樣的倫理概念的意義——這些概念通常被認為是普世的，也可能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而產生巨大的變化。

你們可能會認為，只有道德概念可能受社會因素的強烈影響，但讓我再舉一個例子。研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村上陽一郎出版過一篇題為《哲學的民族性》(「The Nationality of Philosophy」, 1987)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評論說，儘管在美國，所謂的新科學哲學的支持者，如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和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已經發展出一種生氣勃勃的話語，但大多數法國哲學家，依然對這種話語漠然以待，自顧自地發展著他們自己的話語。村上總結說，「在很大程度上，一種哲學的內容取決於表達這種哲學的自然語言。」如果連在科哲領域都是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在其他哲學領域——這些領域表現出來的世界觀的差異要比科哲顯著得多——語言的影響也是相當大的了。就像村上的例子那樣，哲學家們有時連問的問題都不相同。如果說同屬印歐語系的英國哲學和法國哲學之間都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那麼，認為歐洲語言和東方語言如日語之間的差異甚至更大也就很合理了。因此，對村上來說，聲稱哲學有「民族性」並非沒有根據的誇張說法。但是，要以「民族性」這種表述來突出這個論點卻不是最完滿的做法，因為對於「古代的」、「中世紀的」、「歐洲的」哲學，我們也可以提出相似主張。

無論如何，人們還是可以有理由地繼續堅持把哲學劃分為希臘哲學、德國哲學、英美哲學、古代哲學、中世紀哲學、現代哲學等。現在，如果我們回到把「日本的」這個形容詞附加到「哲學」這個名詞上這個行為是否具有合法性這個問題的話，我不會立刻斷言這麼做是不合適的。簡言之，我不會說「日本哲學」這個表述自相矛盾。

當然，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一方面，我們可以談論哲學的普世性。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就像希臘哲學有其獨一無二的性格那樣，日本哲學亦然。

日本哲學的意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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