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彭麗君（下）：雨傘之後，學院左翼的位置越來越無聊
很多香港人在雨傘運動過後經歷的種種困頓和失落，部分也源於看不到一個清楚簡單的位置，可以幫助自己做判斷。但我覺得這是好事。大家還是覺得只有一種看法——無論是老左還是反共、民主或建制——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大家就辜負了香港這幾年的經歷。
上文回顧：專訪彭麗君（上）：文革的浪漫主義，能為今天帶來另類革命想象？
Highlights：
1 雨傘之前，我寫文章往往是站在學院左翼的位置，但現在這個位置已經變得愈發無聊了。當然，這也是整個西方新左派的問題，
2 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解析性很強，歷史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然而正因為它覺得自己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分析得很清楚，所以個人的小歷史都消失了，這種視野之下只有社會國家的大歷史。
3 很多香港人在雨傘運動過後經歷的種種困頓和失落，部分也源於看不到一個清楚簡單的位置，可以幫助自己做判斷。但我覺得這是好事。如果經歷了這麼多，大家還是覺得只有一種看法——無論是老左還是反共、民主或建制——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大家就辜負了香港這幾年的經歷。
4 把毛主義浪漫化成資本主義以外的替代方案，幾乎是在製造妄想。
5 事實上，我也不能講今天讀毛有什麼意義，就是感到一種說不清的吸引。
01哲學：這本文革書寫於雨傘運動期間。回想起來，雨傘運動對你寫作文革的影響是什麼？
彭：我本來是一個比較所謂「左」的人。簡單來說，雨傘之前，我寫文章往往是站在學院左翼的位置，但現在這個位置已經變得愈發無聊了。當然，這也是整個西方新左派的問題，大部分新左都站在同一個位置來做批判。我的初衷本來是通過回看文革，來尋找一些對於今天可能是解放的種子。因為文革的本意是打倒資本主義，裡面或許有些對抗方式可供我們想像不一樣的將來。然而慢慢寫下來，我發現似乎很難找到有用的東西，把毛主義浪漫化成資本主義以外的替代方案，幾乎是在製造妄想。
對我來講，雨傘其實是一種情感上的經驗，在那時候，情感上我開始覺得中國現在這條路走不下去了。我是一個感性的人，在這個過程當中很感挫敗。但我又很不希望自己被情感綁架。基本上，我對今天學界很流行的情感政治學是有保留的，不是說政治沒有情感的成分，當然有，但太強調和鼓勵個人情感進入和主導政治，政治就很容易被操控，所以我很希望自己能跳出自己的感覺，建立一種比較公共的思考。之前會覺得中國這條路有他的意義和靈活的地方，一些東西（包括文革）應該回頭再看，作為某種今天前進方向的參照。雨傘期間，這種想法在情感上逐漸幻滅了，但我希望在思考上建立一些東西來回應。一方面我開始寫雨傘，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整理自己對文革的看法，本書的初衷是探討文革的歷史意義，但後來更加重視文革經歷者的自處和掙扎，這改變可能跟雨傘有關。
01哲學：此處的「中國」是指「中國模式」還是中國的對港治理？
彭：其實文革的中國和今天的中國非常不同，整個意識形態的環境都不一樣，但有一種明顯的連貫，就是政治的工具性，以及所謂大我對小我的不尊重。政治的運作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用的手段，人在當中，政治變成權術，互相利用，個人要不停為大眾或國家作出犧牲。我覺得雨傘為我們提供一種非常不同的政治，政治不是權力，而是公共、參與，是互相賦權。中國要學習如何相信這種真正從下而上的政治。在雨傘期間，如果政權願意把自己的穩定性放下一些，就可以再向前更進一步，但它卻一絲不放。
01哲學：你說的「左」，是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左」？
彭：對，批判資本主義的左翼。之前受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哈維（David Harvey）等人影響，現在還是很拜服他們的一些看法，但也看到很多不足。階級確實是一個支配歷史發展很重要的關鍵，但只用經濟角度看政治，我們會無視其它重要的東西，例如人對尊嚴、自由的追求，各種的身份認同，以及人的不同情感關係。如果我們都只用簡單的階級角度來處理，會變成另一種霸權；反過來說，今天很多身份政治都把自己的社群身份凌駕於階級之上，也惹來很多左翼人士非議。這不是各打八十大板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要看清楚每一個問題背後的各種權力糾纏。
很多香港人在雨傘運動過後經歷的種種困頓和失落，部分也源於看不到一個清楚簡單的位置，可以幫助自己做判斷。但我覺得這是好事，如果經歷了這麼多，大家還是覺得只有一種看法——無論是老左還是反共、民主或建制——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大家就辜負了香港這幾年的經歷。
01哲學：你談雨傘運動的兩篇文章使用「人民」一詞，如何在香港的歷史脈絡中理解這個概念？
彭：文革中，「人民」被賦予將中國拉回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體位置。民主化運動下面，在香港，「人民」這個詞是作為一種對抗性主體。「人民」當然是一個非常有問題的名詞，它也不斷被挪用。但我們又不能不用這個字，尤其是如果我們還相信民主，沒有人民，民主以什麼為本呢？我用的人民，應該就是民主概念下人民，是一個政治的、公共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這一個概念不能成為另一種霸權，把所有當中的人都統一和同化。人民本來就是眾數的，多元的，甚至互相衝突的。
雨傘最初建立過這樣一個「公」的空間，讓大家分享各自的觀念，互相尊重地展開討論，現在回想這都是相當理想化的東西。雨傘運動的時機和方式都不完善，後來廣場上充塞著對立性和煽動性的言論，在雨傘的最後階段，大家都很傷感。不過，雨傘運動對很多香港人（包括我自己）來講是都是一次政治啟蒙，這不是知識上的，而是經歷政治的權力關係，此後大家都開始慢慢地找各自的使命。這一代年輕人，本土派也好，「和理非非」也好，都是某種歷史的產物，每個立場都有自己視野與問題。未來具體怎麼做，我自己也沒有答案，但我相信判斷，判斷是個人的，每次作出的判斷都可能不同，但也必須來自社群，個人的主觀（subjectivity）必須建立在人際的互觀（inter-subjectivity）中，當我們理解和經歷越多，判斷就會越經得起考驗。我比較樂天，總覺得這幾年香港人的政治歷練能讓香港變成一個更成熟的政治群體。
01哲學：雨傘運動以來，另一種相對邊緣化的批評聲音認為，香港左翼對自己所身處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缺乏意識，本土社運缺乏歷史的階級意識。這種論述從世界分工和第三世界的脈絡出發，基於此來批判香港的反中情緒，認同中國革命史和當下發展路徑。比如從政治經濟層面，指出香港始終是跨國資本主義的中心，是為帝國主義的爭奪之地；而中國當下的政治－經濟本質仍是以生產性投資為導向，有別於新自由主義的投機性投資（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彌補了全球範圍的生產性投資不足。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彭：我很能理解這種思考方法，因為比較接近某種經典馬克思，也很「中國」。我們要知道馬克思理論中的兩個主要問題，一個就是我剛才提及的經濟決定論，另一個就是一種過分宏觀的歷史視野。兩者有明顯的牽連，也存在很大的問題，再加上中國傳統對個人的輕視，就造就了某種極權的傾向。
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解析性很強，歷史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然而正因為它覺得自己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分析得很清楚，所以個人的小歷史都消失了，這種視野之下只有社會國家的大歷史。
當然大家都知道，香港身處國際位置，必然受到很多權力的監視，然而，不能因為所謂一些大的國際關係而忽視香港人對民主的追求。就像很多國內的聲音認為，再過一兩代，香港新的年輕人就會融入祖國，就沒問題了。但這種論述背後的假設就是香港本土文化身份的消失，小的香港就進入大的中國。在內地大部分的人可能覺得這是一種理所當然，這就是歷史，但對香港人來講，這是一種很強橫的暴力。現在中國政府不斷強調自己的整合和強大，覺得只要中國強大，所有中國人都會自豪，但在香港，大家就是不服這一套，為什麼自己的民主要放在國家的利益之下？為什麼我們要被同化？
近來一系列事件在香港引發激憤和爭議，比如DQ議員、一地兩檢、林子健事件、以及反東北案和公民廣場案。這裡面，一個很大的問題也是中國的問題，覺得什麼都是威脅，製造了一種恐懼的政治。我覺得，因為中國政權對各種可能威脅的恐懼，讓香港人變得如此恐懼，變得神經兮兮，令到大家無法走向理性的討論，乃至看不到未來。
01哲學：完成文革研究之後，你還有興趣讀毛嗎？
彭：我對社會主義和毛時代還是懷有很大的興趣，尤其是十七年時期，中國有很多選擇，也確實有不同的嘗試，有可能帶來不一樣的狀況。事實上，我也不能講今天讀毛有什麼意義，就是感到一種說不清的吸引。我剛寫的一篇論文Mao'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在去年發在一份傳統左翼的英文期刊Rethinking Marxism，是通過回頭梳理毛的東西來批判中國的當下。出版之後，很快後來收到一位不相識的廣州中山大學的老師來郵，說想翻譯，也得到一本內地期刊《現代哲學》的編輯支持，剛發表了。本來我以為這篇文章可能沒辦法發表在國內，因為我基本上是借古諷今，通過毛來批評習，後來發現作者把「習近平」改成「領導人」就可以通過審稿了。看來內地還是有很大的操作度和靈活性，仍有空間做批判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