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跟黑猩猩的差距有多遠？

作者：進之（我相信，人文主義的終極目的，就是使人變得更寬容。）

人類到底是甚麼？以往，回答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拿動物來跟人作比較。雖說人類也是動物的一種，但我們自覺與別不同，既懂得使用語言，也會製作工具，更擁有藝術、宗教、道德、社會國家等文化特質，相比起那些只知道「食色」的野獸來，在演化鏈上超前何止一步。所以，通過「人禽之辨」，我們可以輕鬆地歸納出人類的定義，同時為「萬物之靈」的觀念找到可信的理據。

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隨著基因技術和生物科學的進步，我們漸漸發現，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差距也許不如想像般巨大。例如，人類和黑猩猩、倭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就達到98.8%；人和猿之間也共享著一些生物及文化特徵，例如，黑猩猩能夠發出數十種叫聲來跟同伴溝通，並且懂得用石頭、樹枝作工具。倭黑猩猩在行為上亦展現出近似人類的同理心，會同情族群中的老弱、願意跟其他猩猩和平分享資源等。這些證據，在在動搖了我們對於人類的普通常識，迫使科學家和哲學家都不得不追問︰我們跟黑猩猩的差距有多遠？又，我們憑甚麼自以為是人類？

人類對自身的認知疑惑，歷史學家菲力浦．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稱為「人的概念層次危機」。為了釐清「危機」的來龍去脈，阿梅斯托撰寫了《我們人類︰人類追尋自我價值及定位的歷史》(So You Think You’ re Human?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這本小書，通過爬梳中、西史料，漫遊哲學、生物學、人類學等不同知識領域，帶領讀者追蹤數千年來人類不斷叩問自身的歷程。作為文化史大師，阿梅斯托的核心關懷，當然不是人類與動物到底有多相似——這是生物學家的責任；他要追問的是，人類賴以定義自身的概念到底是如何形成？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據阿梅斯托的考察，所謂「人禽之辨」的概念，乃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在公元前八至二世紀的軸心時代，西方的希臘和東方的中國方出現「人為萬物之尊」的說法，如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有理性，故比動植物高貴；荀子也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這些觀念直接促使後來「人類中心主義」的興起︰既然人類較其他物種優越，故有資格任意開採及利用自然資源，即使因而危害到其他物種，也毋須愧疚。於是，過去數千年，人類濫開濫伐、過度狩獵，終導致森林面積大幅下降、物種大量滅絕，更引發溫室效應、冰川融化等一波又一波自然危機，反過來威脅到人類的生存環境。

更有甚者，「人禽之辨」亦被挪用來衡量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翻開歷史，我們不難找到人類根據外型、膚色、生活習性等來區分敵我的例子。例如，古代的中國便把四鄰的遊牧民族喚作蠻、夷、鬼等，以帶動物偏旁的字詞來翻譯別國的名稱，以示輕蔑；十七、八世紀的西方，人們又以膚色、文明程度來區分種族高低，認為白人比有色人種更優越。因此，白種人不是有義務把文明的火種帶到蠻荒世界——這一點連達爾文也未能免俗，他曾計劃改造兩名火地島人成為文明人，卻以失敗告終——就是有權利去侵略落後地區，致使帝國殖民和黑奴貿易等暴行蔚然成風。到了二十世紀的德國，納粹黨更以種族淨化及優生學之名，將猶太人及殘障人士劃入「非人」領域，實行慘無人道的滅絕計劃。

由此可見，從「人禽之辨」衍生而來的人類概念，在21世紀漸漸崩潰，也許並非一件壞事。這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傳統人類觀念的不足之處，進而反思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其實，誠如阿梅斯托所言，「人類」從來就沒有一個牢固的定義，它的內涵總是隨著時空不同而轉變。回到現在，人工智慧的出現和動物權益的興起，就大大拓寬了人類和人素(personhood)的界限︰科幻作家以虛構小說宣揚著機械人、複製人也有真實的人性；現實中也有愈來愈多人支持動物(尤其是寵物)應受到人類的法律和權利保護，倫理學家彼德．辛格(Peter Singer)就提出︰比起智障的嬰兒或痴呆的老人，貓、狗、豬、黑猩猩其實具有更大程度的自我意識和更好的社交能力，理應享有與人類同等的生存權利。

辛格的觀點自然引起廣泛爭議，但這些困惑、爭論正是現代社會重新定義人類時所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其中，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如文化、創造力、人權、道德等等，都必須再次接受檢驗。對於這種情況，阿梅斯托畢竟不是預言家，他無法不負責任地告知我們，人類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到底是福是禍。但他相信奧地利學者許泰格(Justin Stagl)所言︰人擁有一種「烏托邦潛能」，總是企圖超越自身的失敗和缺陷，勇於想像並追尋更好的本性和生活——也許，這才是人類最重要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