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遠雄 | 與他人同在——南希對海德格現象學的反思
南希批評海德格的分析，不足以揭示「共同體」的經驗，因而必須加以深化。 南希進而主張共同體並不需依賴任何共同的事物，任何一個人都是與他人在一起，這份「同在」的經驗常被扭曲成共同的意識形態或國族身份。
「與他人同在」(être-avec)【註1】 可說是理解南希哲學的一條線索。「與他人同在」是存在論的原則，即是說每個人必然跟他人在一起，「同在」或「一起」(avec)構成人的條件。何謂「同在」？「同在」現象會否重塑主體概念？會否改造共同體(communauté)的概念？南希在許多著作裡，藉著詮釋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布朗肖(Maurice Blacnhot)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來探討這些問題。限於文章篇幅，我會集中分析南希對海德格現象學「同在」(Mitsein)的詮釋。一方面，雖然南希的思想啟發自上述三位哲學家，但是他認為海德格更具系統地闡釋「同在」現象，比巴塔耶和布朗肖更具存在論深度。【註2】 另一方面，南希批評海德格的分析，不足以揭示「共同體」的經驗，因而必須加以深化。【註3】南希進而主張共同體並不需依賴任何共同的事物，任何一個人都是與他人在一起，這份「同在」的經驗常被扭曲成共同的意識形態或國族身份，他主張任何人都是向他人開放，反對一切固定化的共同體。
海德格論「同在」
海德格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與時間》，主張從「同在」(Mitsein)的現象來理解人生在世的經驗，取代實體(Substanz)、人(Person)和主體(Subjekt)等概念。在《存在與時間》第二十六節，海德格指出與他人「同在」這個世界是我們最基本的經驗，「同」的意思是指共同，而不是指相同，即使我們每個人的特性和各自在世界中的籌劃不必相同，但同樣會以不同方式跟他人在世界中相遇。當我們見到飲品售賣機，這架機器並不是單純作為感知和認知的對象獨立地向我們呈現，我們對它的了解尚包括那些飲品由工廠生產，再由運送員按排好，即使我們沒有親眼看見整個過程，但由飲品售賣機進入我們的關注範圍時，我們已跟這一系列的關連和當中的他人相遇。故此，海德格說：「甚至此在(Dasein)獨自存在也是世界中同在」。【註4】換言之，人總是與他人同在， 主體和客觀的概念不足以描述我和他人的關係，因為這種關係不是外在於主體和客體，而是內在於此在，就在我生存的「此處」(Da)，不斷遭遇到世界中的人事。所謂「我」的意義並不等同兀立於某一特定時間空間之物件，實際上分散於(zerstreut)各項籌劃之中。【註5】南希認為海德格的主張，是哲學史上首次系統地以「同在」來取代各種關於人的概念，「共存(co-existence)成為了我們思想的決定性實驗(experimentum crucis)」。【註6】
南希對海德格的詮釋
南希進一步指出，海德格的「同在」概念不足以理解共同體的經驗，原因在於他把共同體成員的連繫視為過份地內在或外在的關係。我們可從《存在與時間》中兩個地方看到海德格的不足。
首先，在上面提到的第二十六節，海德格分析了 「與他人同在」 兩種極端的模式。第一種是越俎代庖(einspringen)，我替他人籌措他本來應為自己關切的事情，這時他人變得「依賴和被受宰制」而不自知。第二種是讓他人籌措(vorausspringen)，我不取代他人為自己籌劃，讓他人看到真正關係自己的事情，我不去控制他人，換言之，就是令他人成為他自己，而不是我規劃下的棋子。在此，南希進一步疑問，我如何才能讓他人成為他自己，怎樣才算不插手他人對自己生命的關切？海德格並沒有回答。
其次，海德格對死亡的分析，並未能真正捕捉「與他人同在」的經驗。在第五十三節裡，海德格認為當我們真正預期到自己的死亡終有一天會來臨，意味著我們同時把將來視為真正會來臨，而非總是尚未到來，真正意識到「隨時都是死期」，而不是「還未輪到我」 。這時候，我們真正意識到自己的死亡不能由他人取代，同時「無人能拿走他人的死亡」【註7】，我的死亡隨時會來臨，難以控制，跟別人毫無關係，促使我決定成為我自己，不再把自己融入他人的生活裡，過著與大眾沒有分別的生活。【註8】如果死亡令我決意把自己跟他人劃分，劃分後的所謂「存活的獨我」【註9】是否完全喪失了「與他人同在」的特質？如果不是，抉擇活出自己的生命的人們，比起跟隨大眾而活的人，「與他人同在」的方式有何轉變？南希認為，死亡所帶來的絕對孤獨，成了海德格的「與他人同在」的概念的界限，因為海德格無法加以說明。【註10】
至於抉擇活出自己生命的人們，海德格認為他們可以形成真正的共同體 。海德格曾批評過不分人我的日常生活態度，我好像不是活在自己的人生，而是隨大眾的潮流而活，他稱之為「眾人的獨裁」。【註11】在第七十四節，海德格認為人們可以反抗「眾人的獨裁」，我不再毫無自覺地隨大眾而活，而是為自己抉擇，甘心與他人共同承擔命運。我可以掌握面對死亡的自由，與他人緊密地結合起來，集體地為未來而抉擇，承擔共同的命運，形成人民(Volk)的共同體，寫下歷史。海德格如此形容「與他人同在」的最極致的表現：「來臨到個人身上的事情(Geschehen)，成為來臨我們彼此身上的事情(Mitgeschehen)，這就形成了命運(Geschick)。」【註12】再者，「只有在通佈與戰鬥中，命運的力量才變得自由。」【註13】正如學者阿特曼(William H. F. Altman)分析，在今天讀來，海德格這段文字頗為抽象，但在1927年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代人眼中，就很容易領略到海德格呼籲人們為德國命運而參戰的意義，當人們收到國人、親人或朋友的死訊，明白到他們在戰爭中犧牲，成為了建立共同體的巨大力量。【註14】南希毫不含糊地指出這是海德格思想非常危險的地方，甚至帶有「原初的法西斯主義」(archifascisme)的痕跡，因為他鼓勵個人為集體的命運而犧牲，個人孤獨地死去，造就了人民獲得自由的歷史。【註15】
南希論同在與展露
然而，南希質疑，海德格似乎只著眼於「與他人同在」的兩個較為極端的面向，「眾人的獨裁」和承擔集體的命運，非本己(uneigentlich)和本己的(eigentlich)兩種情況，但並沒有解釋「與他人同在」的經驗為何會使人走向這兩種極端？為何沒有第三種「與他人同存」的經驗？因此，南希提出第三種對「與他人同在」的詮釋。他認為我與他人同在的空間，不是並置，而是特定意義下的「共在」(composition)，不可化約為外在的關係。他寫道：「『與他人同在於此』(être-avec-le-là)之所以成立，必然因為我和他人有所接觸，因此彼此感染和入侵， 在我們各自向他人開放的維度之間，甚至只有最低程度，甚至只有如同極微細的衍生物。」【註16】在這種共在的關係中，我和他人既互相黏合，又可互相轉換。在《不經勞作的共同體》(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註17】裡，南希用「展露」(exposition)來形容我和他人的關係，每一個人都是向自我(être-à-soi)和向他人(être-à-autrui)展露，每個人都不是互為外在的主體，在主體的意志介入之前，我必然是已經展露出來的存在。【註18】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意味著自我(soi)可以成為主語的我(Je)或受詞的我(moi)，人首先是展露，而不是固定和已完成的狀態。同時，人也是向他人展露，成為我們當中的我，或相對於他人的我。展露，成為「與他人同在」的基本特徵，因為展露才可以成為海德格所講「眾人的獨裁」 或命運的共同體中的成員。
存在就是分享
南希進而主張，海德格所言的「與他人同在」當中的存在(sein)應該理解為分享中的存在。他寫道：「沒有聖體式的結合(communion)，也沒有相同的存在(être commun)，只有共同存在(être en commun)。」【註19】聖體式的聯合指所有人可以融為一體，成為同質的存在，如同神學中的三位一體說和。相同的存在指所有人都相同，如德意志觀念論裡交互主體性的構想，每個主體在功能、道德和權利上同樣而且平等。共同存在指所有人都同在，但有著各自的個體獨特性(singularités)，任何現實形式的共同體，如種族、家庭、國藉、性別、宗教、文化身份或政治派系等，都是共在存在加上人類勞作(oeuvre)的結果，把個體的獨特性加以統合，但並不能取代同在的基本經驗，即我與他人之間既獨特又複數的經驗(singulier pluriel)。例如我今天認為難民破壞我們原有的社會和文化，認同政治上的右派，但當我親身接觸到難民的處境後，我發現難民中有若干害群之馬，其實原住民當中也會有，我可能會改變右派的立場，轉而認同中間派或左派。我可以成為右派的「我們」，也可以成為「左派」的我們，甚或不參與任何黨派，這些選擇是我與他人同在的基礎上加以論述和行動而成，最根本的同在經驗並不會被這些勞作所取締，南希稱之為「不經勞作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最源初的意思在於向自我和自他人展露，存在是分享(partage)，既劃分我和他人，也連繫我和他人在一起。因此，海德格所說的「存活的獨我」並非真正從共同體中獨立出來，只是突出了我的死亡屬於我這一個面向，其實死亡經驗尚有別的面向，而且走向死亡的過程仍然沒有離開與他人同在。
共同體就是反抗
顯然，南希上述的觀點屬於存在論(ontologie)的論旨，他不是說現實的社會或社群不靠任何人為努力就可形成，而是說現實的社群必然假設「與他人同在」，而且力圖避免跌入海德格的極端看法。南希認為納粹德國的邏輯，不僅是一般以為的減絕他者，清除植根於「血與土」(Blut und Boden)共同體之外的外來者，而且是犧牲的邏輯，「雅利安」共同體裡只要有任何人不合符這個共同體的內在標準，就必須被犧牲，以保存這個共同體。【註20】這種雅利安的共同體顯然屬於海德格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亦即是南希所謂「聖體式的結合」，納粹集中營就是藉由摧毀「與他人同在」來捍衛這種所謂共同體的同質性。【註21】南希批評，海德格的哲學深陷於德國現代哲學中對「人民」或「共同體」(Gemeinschaft)的迷信，也正如今天的極右派幻想通過驅逐外國人（移民和難民），就可以重建國家過去輝煌的歷史文化。這種迷信通過各種言論和行動（勞作），扭曲我們對「與他人同在」的經驗，令人們以為共同體必須建基於某些特質，如文化身份、宗教、語言或國藉等。事實上，人們完全可以跨越這些特質而聯合起來，「不經勞作的共同體」並沒有本質，而且是我們反抗一切固定化的共同體的根源。由此來看，南希的理想同樣適用於批評今天流行的「想像的共同體」說法，當人們在某個時刻特別注重共同體的客觀表現，例如視香港的廣東話文化為共同體的本質，就如同以勞作來改造「與他人同在」的經驗，掩蓋了人們向他人展露而表現的各種行徑， 籠統地說例如對英文文化的響往、對南亞文化的疏離以至近年對中國相關文化的憎恨等，任何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都是勞作的產物，不是源初的「與他人同在」的經驗。依賴「想像的共同體」來指引行動，會漸次令人以為「不經勞作的共同體」原來只是單一的廣東話文化。
死亡與愛的同在
南希提到兩種經驗來說明「與他人同在」，反抗勞作而成的共同體。第一種是納粹集中營裡囚徒的反抗，即使在最不人道的折磨中，人們仍然可以堅拒接受敵人施加給他們的身份。法國詩人安泰姆(Robert Antelme)在《人類物種》(L'Espèce humaine)中談到，被囚於布痕瓦爾德集中營(Buchenwald)時，當守衛要把他們編排成毫無個體性的囚徒時，他們堅拒被賦予的身份，力求保存和表現自己的獨特性，反抗守衛把他們同質化——該死的猶太人。【註22】我不期然想到囚在同一個集中營的松布朗(Jorge Semprún)，他記述目睹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的死亡，終身難忘。他寫道：「我們將體會到死亡的經驗，如同集體的經驗，更加是友愛的經驗，形成我們的同在(être ensemble)，彷彿朝向死亡的同在(Mit-sein-zum-Tode)......」。【註23】
第二種經驗是愛。南希接受鄂蘭(Hannah Arendt)的想法，認為愛是「與他人同在」的獨特方式，這裡所說的愛是指愛我們的世界，祈求世界延續下去，因此是共同體的經驗。【註24】我們把歷史裡最高貴和最優秀的言行留傳下來，再次向下一代述說，不是因為我們特別念舊，而是希望偉大的言行可以持續地成為我們世界的一部份，下一代人仍然可以分享到。至於在愛情當中，我的心被展露出來，此刻的我不是主體。當我說「我愛你」，「我」之所以表達出這個意思，因為我早已向「你」展露了我的心跡，我這句話不是要求檢證它的真假，而是展露於一場冒險之中，他人是否愛我，或者我是否真的履行愛情的承諾。【註25】愛情體現了向自我和向他人展露的獨特方式，有別於海德格對「與他人同在」的極端刻劃。海德格一生有過許多關係，但沒怎麼談過愛情的理論，似乎不是偶然的。【註26】
註釋：
[1] 我之所以把être-avec翻譯為「與他人同在」，強調「同在」，而不取「共在」，因為「同在」更接近口語裡「我們同在」、「我們一同做某件事」等說法，而且「同在」並無相同的意思，只意謂同處於某一時空，這亦正合南希的意思。
[2] Jean-Luc Nancy,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99 (troisième edition), 82.
[3] Jean-Luc Nancy, « L'être-avec de l'être-là », Cahiers philosophiques, 2007/3 (N° 111), 66-78.
[4]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 Niemeyer 1972, 12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ohn Macqua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156.
[5] Sein und Zeit, 56. Being and Time, 83.
[6] Jean-Luc Nancy, « L'être-avec de l'être-là », 68.
[7] Sein und Zeit, 240. Being and Time, 284.
[8] Sein und Zeit, 263. Being and Time, 308.
[9] Sein und Zeit, 188. Being and Time, 233.
[10] Jean-Luc Nancy, « L'être-avec de l'être-là », 72.
[11] 海德格原文為 …… das Man seine eigentliche Diktatur，我不譯為「他人的獨裁」，因為此處眾人或我們(das Man)並非指我之外的其他人(Andere)，而是我不去劃分我和他人，我活著如同眾人活著，這種不分人我的狀態遏抑了我對屬於自己的未來和死亡的自覺，猶如政治上的獨裁。
[12] Sein und Zeit, 384. Being and Time, 436.
[13] Sein und Zeit, 384. Being and Time, 436.
[14] William H. F. Altman, Martin Heidegger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Being and Time as Funeral Ora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2, Chapter 6. 同樣的詮釋觀點可見Domenico Losurdo, Heidegger and The Ideology of War: Community, Death, and the West, trans. by Jon and Marella Morris,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1, Chapter 2.
[15] Jean-Luc Nancy, « L'être-avec de l'être-là », 69. 南希引用了Philippe Lacoue-Labarthe的說法，「原初的法西斯主義」出自La fiction du politique: Heidegger, l'art et la politiqu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87, 159. 然而，Lacoue-Labarthe並不是完全肯定海德格思想具有「原初的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原因在此無法詳論。
[16] Jean-Luc Nancy, « L'être-avec de l'être-là », 74.
[17] Jean-Luc Nancy,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99 (troisième edition). 我把書名譯為《不經勞作的共同體》，因為南希的意念來自布朗修，強調共同體並非人類勞作而成之物。南希寫道：「共同體必然座落於布朗修(Blanchot)所稱的閑散(désoeuvrement)之中。在閑散之下或之外，離開勞作之物(oeuvre)，不再需要加以生產或完成之物，而是遭遇中斷、破碎和懸擱。單獨的存在者(êtres singuliers)的個體性(singularité)中斷或懸擱起來，就形成共同體。共同體不是單獨的存在者的作品(oeuvre)，也不以單獨的存在者作為其作品，正如共同體不是作品，也不靠單獨的存在者經營而成——因為共同體純屬單獨的存在者的存在(être)——他們的存在於其界限上被懸擱。 社會、經濟、科技和制度的勞作之物經過閑散，就成了交流。」見法文第三版，頁79。讀者應注意，此書的英譯本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1991)根據法文本第一版譯出，所以有約一半內容跟法文第三版有別，本文只標註法文本第三版。我也不跟從臺灣中譯本《解構共同體》（蘇哲安譯），因為一般來說「解構」對應法文déconstruire或 déconstruction，南希在此書並沒有強調解構作為他的重要方法。我也不跟從中國大陸中譯本《無用的共通體》（郭建玲、張建華和夏可君譯），因為「無用」一詞顯然接近譯者的詮釋多於作者的看法，「共通體」一詞雖然突出了相通之意，正如南希有時會用trans-來表達此意，但是犧牲了共同體成員一同去行動的意義，加上考慮到南希強調communauté，composition和comparution等字中的前綴com-，有聚集和一同的意思，所以我還是譯成「共同體」。
[18] Jean-Luc Nancy,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207.
[19] Jean-Luc Nancy,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208.
[20] Jean-Luc Nancy,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36.
[21] Jean-Luc Nancy,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87.
[22] Jean-Luc Nancy, 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88.
[23] Jorge Semprún, L'Écriture ou la vie, Paris, Gallimard, 1994.
[24] Jean-Luc Nancy, « L'être-avec de l'être-là », 78.
[25] Jean-Luc Nancy,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trans. by Peter Connor and other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91, 89. 此部份並不收在法文本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
[26] Jean-Luc Nancy,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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