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當代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下）

轉向大眾文化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於一種不同的分析傳統和一種不同的對政治問題的定義。在這方面，雖然拒絕了法蘭克福學派和葛蘭西學派的精英主義，但文化研究還是接受了它們所專心研究的東西。

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著

賀玉高 陶東風/譯

前文回顧：簡談當代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上）

這就把我帶入了需要的問題：需要文化研究的政治事業的目標，需要在文化實踐可能的效力的基礎上，即在它們對於推翻統治這一總的事業所做貢獻的基礎上，對文化實踐進行區別對待。這樣一個事業需要分析統治結構來認清哪些實踐是維持統治的，哪些不是。這就是我引用格羅斯伯格（1992：143）的意義所在，他寫道：「確定不管哪種鬥爭的政治學，最終都需要一張地圖，不僅是行動者與能動者的地圖，還包括我稱之為這場鬥爭的能動性的地圖。」這反過來把我們帶到了虛假意識與知識份子角色這一棘手的問題。

文化研究建立在下述轉向的基礎之上，即從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實踐轉向分析大眾文化實踐。有兩個原因造成了這一轉向。第一個是通過賦予工人階級一種對於其自身經驗、價值、聲音的重要性的認識，來援助工人階級對抗統治階級的經驗、價值、聲音的鬥爭。簡言之，這被看作是對經典的葛蘭西式的文化領導權鬥爭的貢獻。但是它假定，植根於這些文化實踐並在這些文化實踐中得以生效的價值是進步的，並直接產生於被統治的經驗。這是一種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種革命性意識會由直接的被統治經驗產生。問題是要動員這種意識。這一模式隨後被法農和他的追隨者運用於殖民主義與種族運動以及女權主義運動的語境之中。它至今仍然強有力地貫穿於文化研究中，特別是貫穿在它對日常生活研究日益強調中。這一事業從那時起就給予被壓迫群體一個聲音，一個來自經驗的聲音，並且因而根據定義，它是真實的，同時也是進步的。

轉向大眾文化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於一種不同的分析傳統和一種不同的對政治問題的定義。在這方面，雖然拒絕了法蘭克福學派和葛蘭西學派的精英主義，但文化研究還是接受了它們所專心研究的東西。問題是革命性意識明顯缺乏，並且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人們受到或者沒有受到動員的機制，這些機制就存在於意在援助進步活動、打擊反動活動的解放事業的背後。當然，在這裏並沒有任何原創的東西。它只是認可了馬克思自己的觀點，即人們以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形式意識到了經濟衝突並通過鬥爭來解決它們。

然而，對於我在這兒正進行的討論而言，它的確有重要的影響。首先，一旦政治價值和文化價值同經驗的必要的真實性相分離，就一定能找到一些根據來把立場確定為要麼是進步的，要麼是反動的。簡言之，我們就必須對文化實踐進行區分。這反過來要求對統治結構進行分析，這種分析與被統治於統治結構的社會中能動的人對統治的理解是很不同的。虛假意識的概念使人們不舒服，因為這個概念看起來暗示了把他者的文化實踐當作不真實的加以拒絕，並且授予了知識份子——或者，更確切的說，在文化研究的歷史上一個先進的政黨——掌握真理的特權。然而，一旦一個人一方面接受了這一觀念，即我們與社會真實的關係通過符號表徵系統而被仲介，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即我們就生活在統治結構，這個結構的機制和效果不能直接被經驗獲得，那麼，像虛假意識這樣一個概念就變成了必需。而且只有這樣一個概念才能賦予知識份子以一個有用的角色。首先，有機知識份子在一個必然和合法的勞動分工中從那個階級的經驗碎片中創造出一個階級意識。其次，知識份子通過提供統治結構和鬥爭領域的地圖進而提供了一個政治策略。

實際上，大部分從事文化研究的人都策略性地接受這一點，否則他們的實踐就會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他們對於這一點有一種無力的負罪感（debilitating guilty conscience）。當然，這不是說被統治群體的意識一定就是虛假的。那將會是荒謬的。一個特定的意識是否是虛假的是一個分析與論證的問題，並且從政治上來說，它需要被一個特定的被統治群體接受。因為認識到虛假意識的那會兒，也就意味著獲得力量（empowerment）的基礎。此刻，一個人把自己從他目前直接的情境中與他自己的直接經驗的限制中提升出來，並開始理解統治結構的觀念。在這種意義上，作為社會精神分析學者的知識份子原型不但是有力的而且是有用的。並且，確實奇怪的是，一種像文化研究這樣曾經並仍然如此深刻地受到精神分析思想方式影響的思想傳統，竟然應該在承認精神分析意義上的壓抑的同時又拒絕承認虛假意識。

這並不是要否認，在生產方式內部作為一個特定的階級組成部分的知識份子立場所內含的緊張。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們誠實的話，我們就都能承認虛假意識的存在，並且因此承認我們並不總是知道我們的最大利益或者據此而行動這一事實。我可以肯定，事實上我們都承認，就某個事物有人比我們知道的多，並且對於如何處理某一問題他們的建議我們應該接受。我也肯定我們都知道日常生存的壓力——謀生、維持關係、撫養子女——如何使得我們通過我們承認是非理性的（至少事後看來），並且——溫和地講——從社會的和個人的方面看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作出行動。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們出於一種誤置的罪孽感和政治正確性，在他們戴上學位帽的時候選擇忘掉所有這一切。

拒絕承認虛假意識的可能性，拒絕承認與此相關的對知識份子地位的負罪感，並拒絕承認對精英主義的恐懼，這些促使教育領域內文化研究的地位受到損害。在文化研究創立之初——並且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從業者都在學術界——它把教育看作是它介入（社會現實）的一個關鍵領域。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是它活動的一個重要的關注點。

當然，在威廉斯的例子中，參與工人的教育運動是影響深遠的和至關重要的。對於這一運動文化研究繼承的有兩方面。一方面，通過認識他們的經驗，包括他們的文化實踐，並通過把這些作為研究的有效主題和教室裏可以利用的資源，文化研究希望能夠把教育與工人的經驗聯繫起來。因此文化研究在早期與本地歷史和口頭歷史的運動具有緊密關係，這一點表現在像《歷史專題討論會》這樣的雜誌裏。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運動通過它對教育的特別強調宣稱，從政治上學習那些在經驗中並不直接有用的事物並且從教室所提供的必要的距離出發來反思經驗，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要學習的事物包括到那時為止還一直為統治階級專有的有用的技巧和知識。這種對教育的看法——以及對文化研究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看法——宣稱，整個文化，包括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實踐，為知識份子提供了一種合法的和寶貴的角色，並且不怕作出區分。不幸的是，在我看來，文化研究在教育上的影響已經潛在地變得有害的並遠離了解放的目標，因為他以犧牲知識探求與知識教育的更加寬廣的政治價值和解放價值為代價，尋求把大眾文化實踐不加區分的介紹到課堂裏。這使我想起幾年前我看過的一個卡通，裏面有兩個小孩在沙坑裏玩，由一個年輕女老師看著。一個小孩對另外一個說：「為什麼總是那些有博士學位的人想要我們團泥球玩兒？」不管什麼原因，文化研究把所有的和每個的大眾文化實踐都當作有效的抵抗——希望避免與精英主義成為一丘之貉——這一傾向對它的政治目標有極深的傷害性。

在文化研究內與拒絕虛假意識相伴隨的是對作為世界狀況而不是作為話語的暫時效果的真理的拒絕。但是如果沒有某種牢固的真理概念，解放、抵抗和進步的思想將變得毫無意義。抵抗什麼？從什麼地方？為了什麼而解放？向何處進步？文化研究文獻過多的玩弄「權力」這個字眼。問題是這種權力的根源一般而言仍然是不透明的。而權力，還有統治結構和統治實踐的這種模糊性使抵抗呈現出相似的模糊性。

這裏，我們需要在抵抗和應付（coping）之間做出區分。很多文化研究文獻很合法地、而且是富有成果地把焦點集中於文化實踐如何能夠被理解成為是對人們生存狀況的反應和應付。對於安哥拉•麥克羅比等人而言，購物賦予婦女一個自主的自我表達空間。對於另外一些人，言情文學和肥皂劇通過幻想也提供了同樣的功能。在過去糟糕的日子裏，我們把這稱為逃避主義；在那些禁欲主義的清教式的社會主義歲月裏，逃避主義是一個壞東西。今天，雖然逃避主義可能是對壓迫人的社會環境的一個可以理解的反應，雖然它明顯地既不是被操縱的也不僅僅是被動的，雖然這些社會主體沒有被給予任何其他的選擇可能，但在我看來，逃避主義對於抵制統治結構（這些社會主體在其中發現自己）的作用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實際上，逃避主義可能有助於權力結構的維持。這當然正是福柯的主題——廣為人知的犧牲者與壓迫他們的權力體系共謀的理論。這不是資助這個群體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標準強加於他們的問題，而是對於系統性強制的認識——人們就是在這個系統性強制中建構文化應付的形式，也是對系統性強制如何阻礙了解放的認識。當然，目標不應該降低在對這些文化實踐的人種志崇拜之中，而應該生產一個能使符號權力與（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物質權力的運用有更大的可能性的社會現實。難道我們能不承認存在著極其受限制的、遭到剝奪的、對於社會變革沒有任何貢獻的文化實踐嗎？我們或許希望向在這種環境下所表現出的勇氣與文化創造致敬，同時我們也希望改變它們。

統治的結構

讓我回到權力和統治結構的問題，因為我想這裏可能是政治經濟學與當前所理解的文化研究之間的對立的重點。為了把問題說得簡單一些，政治經濟學把階級——即，獲得生產資料的結構和分配經濟剩餘價值的結構——看作是統治結構的關鍵，而文化研究把性別、種族還有其他潛在差異的製造者看作決不是被階級所決定的另外的統治結構。

父權制和建立在種性基礎上的統治結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就存在，並且繼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繁榮發展，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同樣似是而非的是這樣的主張，即建立在性別或者種族的基礎上的統治形式能夠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之後仍然存在。直到最近，很多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對這樣的統治形式仍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也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許多文化研究的從事者那樣，認為這削弱了政治經濟學及其對階級的強調，那麼，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會深深地誤解政治經濟學，並誤解經濟與文化研究所論辯的其他社會關係之間的決定與被決定關係的本質。

這裏存在兩個問題。第一，這種種族化、性別化的統治形式——及對這些統治形式的認識與鬥爭——是通過什麼方式決定性地由生產方式造就的？第二，對建立於階級、性別、種族基礎上的這些統治形式的各種反抗鬥爭之間，如果有聯繫的話，這個聯繫是什麼？在它們之間是否有可能存在某些策略性的優先性呢？換一種方式來表述這個問題，也就是問一問，推翻現存的階級關係是否會有助於推翻建立在種族與性別基礎上的統治（或者反之亦然），並問一問，哪些統治方式，如果被推翻的話，會最有利於人類的自由與幸福。

很難反駁那種認為現代的種族統治形式是建立在經濟統治的基礎上的看法。在北美奴隸貿易及其後果中，在西歐以勞力輸入形式的移民中和全世界各種直接或間接形式的殖民主義中，這種看法都是正確的。雖然對於這種統治的認識方式和鬥爭方式在文化上已經被改變了，並且在將來仍會被改變，然而，如果認為黑人是美麗的，但對經濟發展過程、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勞動力的全球劃分及勞動力市場中的壁壘與邊緣化卻什麼也不做，那麼，就幾乎不能在統治中取得任何有意義的進步。

性別問題也是這樣。同樣，我們很難反駁這樣一種看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家庭經濟作為一個工資勞動和資本形成的領域從生產中分離出來的方式，婦女常常是、並越來越多地是以白人男性勞動力的損失為代價日益增多地納入到工資勞動隊伍的方式，以及發生在生產方式和對勞動力的規訓方面的變化與鬥爭，這些都給父權制的形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這種說法似乎似是而非，但我就是這麼看的：當代女權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對勞動市場結構變化與勞動力再生產方式上變化（這種變化則是由一方面發生在生產方式上的變化，另一方面發生在更傳統的固有的父權制形式上的變化所推動的）之間不斷增加的緊張關係的反應而發展起來的。同樣，婦女和她們的同盟藉以認識並抗爭這種統治的文化形式將被改變並具有不斷變化的功效。但是我也足夠老套地相信，如果不伴以對在經濟資源的控制方面的大規模的轉變，任何強化婦女權力努力都不會有大的成效。這樣的一個轉變能否與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互相相容呢？這是個有趣也是有待爭論的問題。

簡而言之，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對構成性別與種族鬥爭的文化實踐的政治經濟基礎及語境的分析，就不能夠理解圍繞著性別、種族所進行的鬥爭的起源、形式和利害關係。文化的政治經濟學從來沒有主張：所有的文化實踐要麼是被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要麼是為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而發揮功能的。但是它的確曾主張並繼續這樣主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某種核心結構特徵——首先是工資勞動和商品交換構成了人們必需的和不可逃避的存在條件。這些條件以一種決定性的方式造就了文化實踐發生於其上的平台——物理環境、可用的物質和符號資源、時間節奏和空間關係。它們也提出了由人們的文化實踐來充當回應的問題；它們設定了文化的議程表。

政治經濟學家發現很難理解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構成裏，如果不把注意力集中於文化實踐的物質和符號資源如何以結構性地決定性的方式、通過商品化了的文化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制度及過程，而成為實際可用的，一個人如何能夠學習文化實踐以及他們的政治效用——人們如何能理解他們的生活並進而根據那種理解來行動？如果不研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這些文化的勞動力移民潮流和決定因素，研究多元文化主義、族裔散居文化如何可能呢？如果不研究生產和分配作為文化實踐的肥皂劇和參與為它們製造觀眾的廣播機構，理解這些肥皂劇又如何是可能的呢？如果不研究使這些文化實踐成為可能的生產、零售和行銷的過程，研究廣告、購物，更不用說讚揚它們解放的潛能，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這個危急時刻，在任何對文化和它的政治潛力的研究中，怎麼能夠忽視全球文化市場和作為這些市場的可能條件的技術性和規範性過程及資本流動？一個人如何能夠忽視發生在政治性質和鬥爭性質上的變化如何緊密地與經濟驅動下的變化（這些變化發生在政治與報紙和廣播電視頻道這樣的社會傳播機構之間的關係上，以及政治與經濟驅動下的社會群體和文化消費者碎片化狀況之間的關係上）相聯繫？如果說這就是還原主義或經濟主義，那就算是吧。無論好壞，這正是我們實際居住的世界。

（本文原載《西北師大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