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隱喻」掉了嗎？——李歐梵談香港寓言
近年，香港的境況與遭遇使之越發成為沈重的字眼。在文學之中，香港似乎也是沈重而過載的隱喻。然而，香港身份畢竟是多樣而雜種的，香港的書寫是沈重卻也可以輕盈。如李歐梵所言，香港的故事或許終將也會接地，而非永遠漂浮。
黃子平為陳冠中的《香港三部曲》（2007）作導讀時，引用香港作家也斯的大哉問：「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陳冠中的說法是：「香港被『隱喻』掉了」。隱喻，是「去蕪雜，略細節，濾噪音，失記憶」——就像中環的都市風景線，鮮明簡潔，能講成一個動聽的故事，口口相傳。可這故事又別無他物，「只剩下了重複和重複」。
儘管「香港無故事」的說法一度困擾著香港書寫，但卻不妨礙香港作家及藝術家持續創作出自己心目中的香港故事。6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學李歐梵教授以「香港的寓言」為題，作華文及比較文學協會雙年會（ACCL）的開場主題演講，回溯香港在文學、藝術及表演中如何被呈現為不同的隱喻形象。會議由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杜克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共同發起，這是首次在香港舉辦。
李歐梵並非生在香港，但於此地居住廿年，日久他鄉是故鄉。他自謙不是香港研究者，而是以讀者的身份來閱讀，並笑稱為了報告而在家中惡補小說，至今還沒看完。李歐梵表示，今天的香港故事，其框架早已超出「九七大限」的想像，或者「什麼也沒有發生」（陳冠中同名小說）的歷史階段。五十年後的香港或許將變成另一個香港，中國化的香港，但掙扎其間的城市書寫，將呈現出新的不同面貌。
「時間盡頭的城市」抑或「世界之間的城市」？
寬泛而指的寓言（allegory），或說隱喻（metaphor），是以一種事物喻指另一種事物，令我們在陳舊語言之外而對事物有全新的感知。它同樣存在於視覺圖像、表演、裝置以及展覽之中。
李歐梵首先追溯了歷史上幾個重要的香港隱喻。「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源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後成為有關香港最知名的說法之一。身為英國所剩無幾的殖民王國，「貿易港」香港也被稱作「東方之珠」。曾任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多年的阿巴斯（Ackbar Abbas）將其形容為「最後的貿易王國」（The Last Emporium），它「純粹是一個貿易-製造中心，而現在變成另一塊充滿各種物質的地方」。
「消失的空間」（city of “disappearance”），是阿巴斯對香港的更為著名的描述，為香港研究者廣為引用。後殖民曖昧狀態下的香港，往往被誤認作逝去的意象，種種陳腔濫調令我們無法目睹真正的當下，或拒絕承認本有之物。阿巴斯又以「（不）呈現」（dis-appearance）來表達一種特別的對抗策略，即是不採用表面的差異，而是在無分別的狀況下，不知不覺地進行批判。
富有代表性的香港書寫首推梁秉鈞（也斯）的中英文對照詩集《形象香港》。英文書名City at the End of Time，譯作「時間盡頭的城市」。詩集由學者張美君、奧城（Gordon T. Osing）以及阿巴斯作序。梁秉鈞善寫印象主義式的詩句，多用借喻與轉喻，而非隱喻。他以本土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題材入詩，部分作於80年代以前，撿拾日常細節，肯定生活的詩學，化殖民性的桎梏為轉機。
其中最重要，也最廣為引用的一首叫做《形象香港》。梁秉鈞如是寫道：「歷史是一連串形象／塑造的材料可以是紙箔、塑膠、纖維／雷射影碟的按鈕⋯⋯我們抬頭／眺望月亮，今夜的月亮／在時間的盡頭還是開端？ <⋯⋯>時間在過渡，空間也在轉變：／我們在尋找一個不同的角度／不增添也不刪減／永遠在邊緣永遠在過渡／我們用不同顏色的筆書寫／這些東西也很容易變得表面／歷史就是這樣建構出來的嗎？」詩人以獨特的歷史關照，展現出開放的過渡時空。在過渡當中，城市邁向時間的盡頭。
李歐梵本人受哈佛大學出版社之邀，也曾寫作一本有關香港的英文專著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世界之間的城市：我的香港》，2010）。受到本雅明的啟悟，他以城市漫遊者的行走策略勘查香港各區文化史；又以讀者、學者、作者的不同身份，透過殖民地歷史、小說、電影和建築來詮釋都市地理文化，論說香港生活方式與複雜的中港關係。
李歐梵的英文著作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資料圖片）
香港作為城市的文學系譜：「我城」「浮城」「V城」「失城」⋯⋯
考察香港作為城市的文學系譜，往往是寓言化的故事居多。上世紀四十年代，儘管香港曾有過寫實主義小說《蝦球傳》，描寫主人公蝦球在抗戰後由香港到廣州的種種際遇。但寫實主義並未成為後來香港書寫的主流。要處理現實題材，並非只此一種寫實範式，故事同樣可以寫得充滿新奇與想像。西西以降的創作正是如此。當下一代的香港作家，尤其偏愛將城市作為隱喻和寓言來書寫。
西西的小說《我城》（1974），重要性無須贅言。原稿最初在日報連載，每日一千字，西西自己繪畫配圖。此後，「我城」一詞慢慢進入主流社會，成為指稱香港的代號，在「國藉」以外確立了「城藉」此一認同點。西西的另一篇小說《浮城誌異》（1988），創作靈感來自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其中一幅畫作名為「庇里牛斯山的城堡」（La chateau des Pyrenees），茫茫大海之上，一塊巨大的岩石飄浮在空中，上有城堡一座。這座顛覆地心引力的浮城激發了不少後來者的想像力。如今，「浮城」已是香港的重要隱喻。
「我城」和「浮城」之後，是八九「傷城」、零三「病城」。又有董啟章的「V城」系列（2011）——V指Victoria——包括《地圖集》《繁勝錄》《夢華錄》《博物誌》，以及潘國靈的城市學系列，黃碧雲的《失城》，等等。這些作品以本土視角出發，多以街名和地名作為香港的換喻或借喻。此一手法早在梁秉鈞的《形象香港》之中有所體現，比如《北角汽車渡海碼頭》和《鴨寮街》呈現城市空間的擁擠、沒完沒了的消費；《花布街》以寓言和歷史角度喚起的「九七」身份危機。
從地名、物質性名詞之間找尋香港的歷史線索和城市趣味，這個傳統持續至於今而不衰。春園街、雪廠街、愛秩序道（由港英少校的名字翻譯而來）、通菜街、西洋菜街等等，在董啟章的《地圖集》中成為主角；陳冠中的小說《金都茶餐廳》，則講述了很多港式菜色。
傅柯提出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概念，受到許多香港作家的青睞，他們往往藉以強調城市的混雜性。比如，董啟章在《地圖集》中生造英文字眼來描寫香港（如counterplace、commonplace，misplace，displace），便是受傅柯影響。潘國靈的小說《寫托邦與消失咒》（2016）與之類似。故事穿梭在寫托邦（writopia）與沙城的雙重世界之間，主人公從「逐漸腐化，風化而消失的城市」沙城（即「香港」），逃進寫托邦的國度，空間的意義指涉越發複雜。
後設小說（metafiction）是書寫另類歷史的方式。其中，董啟章的「自然史三部曲」系列引人注目。《天工開物·栩栩如真》（2005）、《時間繁史·啞瓷之光》（2007）和《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2010）三部作品，標題分別援用或擬仿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1637）、霍金的《時間簡史》（1988），以及達爾文的《物種源始》（1859），對話近現代中西方的知識論述。李歐梵認為，董啟章始終在找尋香港、嶺南文化的意義，最後尋到形而上學之中。他在小說中創造自成的世界，一個文學宇宙。小說的時間被推向未來與抽象，成為反思歷史的一面鏡子。董啟章樂於引用鄂蘭對於知識分子兩種生活的論述，一種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生活，一種是哲學家那種敏思式的默想生活，他由此尋求一種令上述兩條血脈雜交的文學生活，以文本形式與讀者共享自己的思考，取得現實與想像的共鳴。
董啟章的作品體量龐大，李歐梵笑言自己也未讀完，估計香港讀者很少能夠看完。這使得董啟章的造詣同時也成為一個問題。由於缺乏實踐上的行動，創作與閱讀、寫作與行動的關係往往自相矛盾並受到挑戰。畢竟文字營造的世界，與我們目之所見的香港，存在難以協商的距離：一些事件在現實中不會發生，但在文本中發生了。或許要問的是，倘若寫作者將香港故事變成隱喻，那麽現實的意義又在何方？
李歐梵又提到，馬家輝去年出版的小說《龍頭鳳尾》（2016）使人驚艷。他以紮實的史料研究作為基礎，來寫日據時代香港黑幫老大與英國人情報官的同性畸戀。小說最初寫得色情，越往後越精彩。在三十年代末的江湖和愛慾之中，背叛作為關鍵詞不斷出現，某種意義上編碼了香港的歷史。李歐梵說，外國人的戀愛不忠，或許是馬家輝的隱喻：殖民地政府背叛了香港。
李歐梵認為，董啟章始終在找尋香港、嶺南文化的意義，最後尋到形而上學之中。他在小說中創造自成的世界，一個文學宇宙。李歐梵又提到，馬家輝去年出版的小說《龍頭鳳尾》使人驚艷。他以紮實的史料研究作為基礎，來寫日據時代香港黑幫老大與英國人情報官的同性畸戀。外國人的戀愛不忠，或許是馬家輝的隱喻：殖民地政府背叛了香港。（Ray Lai攝）
女性作家的香港書寫
香港作家往往熱愛艾可、卡夫卡、卡爾維諾（尤其是他的《看不見的城市》）等等西方作家，其閱讀喜好與寫作常常呈現互文的關係。李歐梵覺得，香港人對卡夫卡的迷戀程度，在華人之中可謂罕有。不論戲劇、歌舞還是文學，都充滿卡夫卡的影子。何以卡夫卡在香港如此流行？他認為這個命題值得研究。
近年，謝曉虹、韓麗珠等香港年輕女作家皆有佳作問世，她們風格各異，均與學界有著密切關係。其中，韓麗珠有著近似卡夫卡的主題和遣詞造句，平實無花巧，卻又令人驚奇。她的長篇小說《風箏家族》（2008）寫那種典型的生活在香港小房子中的人，透過奇異都市想像，處理人的親密關係及社會疏離。謝曉虹的《好黑》（2003）呈現不安的感官世界，她高度冷靜地書寫嗜血而暴烈的場景：有性慾高漲時割捨自己的器官換錢、以交易女性身體的少年；有在愛與傷害之中，淪為斷肢殘臂的情人。將身體的形象帶出來，正是二人寫作的驚人特點。
超現實主義在香港書寫中佔據了一個特別的位置，部分離奇的意象，使之更有效地紮根於現實性之中。韓麗珠和謝曉虹合寫的作品《雙城辭典》（2012），或許參照了韓少功《馬橋辭典》（1996），以關鍵詞來作索引。不過，智海的序言道出了二人作品之中城市隱喻的矛盾：「出於痛切，有時很難避免把韓麗珠和謝曉虹筆下的城市當作我城，和我城的隱喻」，「可是如果只把小說看成隱喻，她們兩人就不用寫小說了」。
另一位新世代女作家李維怡，便是反隱喻之道而行，回歸小說寫實主義的實驗脈絡。李維怡參與社會運動，以影像關注社區和在地生活，同時將寫作視為一種勞動。她自稱「文字耕作者」，強調創作並非無中生有的「創造」，而是對現實世界的元素進行「重新組織」的「創作」。《行路難》（2009）和《沉香》（2011）等作品，以「成長」和「傳承」為主題，呈現出現今世代荒誕的生活面貌，以及個體身處其中的困惑、迷失和掙扎。李歐梵指出，李維怡與董啟章的創作觀看似十分不同，實則惺惺相惜。董生為她所作書序之中，便極力肯定她的文學寫作如何給狹義的行動與公共生活提供了一種想像訓練。
此外，女作家李碧華的小說《胭脂扣》（1985），體現了以女鬼隱喻老香港的一種再現。李歐梵認為，由此改編的電影《胭脂扣》（1988），是港片之中數一數二的佳作。梅豔芳所唱《客途秋恨》一曲，點出了香港通俗文化、以及中下層人群極關心的一個主題：作為嶺南文化之代表的大戲。實際上，許多作品之中都有廣東南音《客途秋恨》的影子。比如，董啟章寫於回歸前夕的《永盛街興衰史》，即藉其詞曲來追尋香港人的身份。李歐梵覺得，很多關心西方理論的作家或許把廣州與香港的這段雙城歷史給忘記了。
待寫的香港史：沈重或輕盈
香港史仍是有待書寫的。李歐梵指出，目前尚未有香港官方以中文寫的的香港史。市面可見的香港史，大多出自內地學者或殖民學者的手筆。
就香港文學史而言，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小思）編纂的《香港新文學年表（1950-1969）》（2000）強調南來文人脈絡下的豐富史料。近年，陳國球等人編纂12卷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2016）試圖用中國五四文的模式建構香港文學之大系。李歐梵稱贊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但卻十分重要的脈絡梳理，然而後續的出版在香港卻難以找到資金資助，不得不說是個怪現狀。
香港作者自發選擇的回顧歷史的方式，往往是抽象或夢幻的。1997年回歸之際，何慶基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展覽「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 盧亭考古新發」便是一個典型。這場展覽以偽考古學的方式，請藝術家創作與盧亭相關的「歷史證據」。「盧亭」，是傳說中居於大嶼山大澳一帶、半人半魚的港人祖先。此一置身中國邊緣，生活介乎水陸兩個空間的兩不像動物，成了香港文化身份的隱喻與另類歷史寫照：反叛、邊緣、游離。而這背後是香港故事錯綜複雜、難以講述的尷尬。
最後，李歐梵以今年2月香港藝術節的「世紀·香港」音樂會，作為香港寓言的收尾。由作曲家陳慶恩等人合作，音樂會以電車的形象和聲音，串連起文學、詩歌、錄像、歌唱和音樂，譜成了一系列動人的多媒體香港史詩。文學文本包括了戰前到現今、從張愛玲到廖偉棠等新舊作家贈予香港這座城市的文字；音樂則融合了南音、客家山歌、大眾流行樂、交響樂以及田漢的戰曲《再會吧，香港！》（當年他在香港參加左翼話劇時所作歌曲）等等，為這座城市自開埠至回歸二十年後的時光流轉譜寫了一段情詩。
近年，香港的境況與遭遇使之越發成為沈重的字眼。在文學之中，香港似乎也是沈重而過載的隱喻。然而，香港身份畢竟是多樣而雜種的，香港的書寫是沈重卻也可以輕盈。如李歐梵所言，香港的故事或許終將也會接地，而非永遠漂浮。
當日講座由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學部主任彭麗君老師主持。（Ray Lai攝）
（本文根據作者發言整理，未經主講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