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我只染上了他的失望——「陳映真、魯迅與台灣文學」講座後記

陳映真的作品，帶著一種無與倫比的荒涼與痛感，是他所身處的時代特有的沉重象徵。正如王安憶所說：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在魯迅的《野草·希望》裡有一個詞語——「肉薄」，薄是逼近，以渺小的血肉之軀去硬撼：「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陳映真是帶著魯迅來進行肉薄的，在白色恐怖時期，他懷著魯迅的思想面對所有對於他的質疑與攻擊，靠著他的書寫，撐過一段艱難而恐怖的日子。

有關陳映真，王安憶曾經寫過這麼一段文字：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台灣代表赴會，他與我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裡，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古華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

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裡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是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去年十一月去世的陳映真，一直是台灣文壇上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所謂獨特，指的是他所身處的地緣位置而言的。上世紀中旬他在台灣信仰社會主義，並寫左翼文學，在著名的鄉土文學論戰上，他被點名批判為「不辨善惡，只講階級」的共產黨員，並被余光中扣上跟著毛澤東路線走的帽子。在此以前幾年，陳映真已因組織閱讀馬列思想與魯迅文章等禁書被國民黨判刑一次。在政治風雨不斷的上世紀，陳映真堅持寫作及思想，寫下一部部獨立而風格各異的著作。

香港中文大學於6月16日舉辦的「陳映真、魯迅與台灣文學」講座，由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彭明偉教授主講，沿著縱向及橫向兩個維度，精彩而凝縮地為我們介紹了陳映真的文學及政治道路。縱向，即是彭教授列出了陳映真在生命歷程裡重要的時間節點，他那波折重重的政治經歷及文學作品風格上的變化，讓我們能看到不同時期的陳映真；橫向，即是把陳映真設置在當時的環境裡和其他重要事件比較，例如解嚴前後的台灣和中共各不相讓、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角力的情況等等。此外，彭教授也詳述了對陳映真一生也影響極大的人物——魯迅。

「在那荒蕪的歲月，這樣的對話，已經是安全的極限」

沿著時間線，我們可以追溯到陳映真出生（1937年）前的四十年，在那風雲變色的時代，臺灣被割讓被日本，辛亥革命爆發而中華民國成立，被稱為「台灣現代文學之父」的賴和以白話文寫作左翼小說，楊逵書寫日文小說在日本左翼文壇獲獎。然後，在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幾個月，陳映真在台灣出生。在世界各地陷入不同規模戰爭的年代，陳映真確認了自己的閱讀路向——魯迅。彭明偉教授說，魯迅是陳映真的兩個文學上的父親之一，另一位是姚一葦。

在漫長的文學生涯中，陳映真注定是孤獨的。魯迅之作在台灣被列為禁書，鄉土文學論戰裡甚至有蘇雪林寫過：「臺灣文壇十餘年來尚能保持清淨，即因魯迅偶像尚未能進來之故。但共匪對於他這一劑多年鍊製成功的萬靈萬應的赤化丹，念念不忘，總想強迫我們吞服。〔…〕魯迅偶像一入臺灣，我敢保證：半年內文風丕變，一二年內，全臺的知識階級的心靈，均將屈服在共產主義之下。」這是當時極其流行的主流思想，而陳映真，顯然就是主流的反面，是大眾的論敵。

陳映真最初接觸到魯迅的文學，是由於他的生父在家中藏有魯迅的作品。其父是一位關心大陸局勢的小學校長。陳映真閱讀《吶喊》時深受感動——對於中國的貧窮、愚昧和落後他感到極其震撼與悲痛。甚至到了多年以後，他仍覺得這部小說集「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於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是以我們可以看到陳映真當時與台灣主流局勢與文壇發展行的是完全相反的道路，也可以得知他是如何的孤獨。彭教授推測，陳映真和他的同代應該沒有甚麼交流，白先勇的書寫不偏向政治、王文興也是一個標準的現代派，和陳映真的道路迥然相異。那時，作為《筆匯》、《現代文學》編輯的姚一葦發掘了陳映真。

姚一葦很可能是陳映真在60年代最早的、也是唯一的知音。陳映真如是寫道：「（姚先生）看出了我內心和思想上沉悒的絕望和某種痛苦〔…〕在那即使親若師生之間魯迅依然是嚴峻的政治禁忌的時代，我也第一次向他吐露了我自己所受到的魯迅深遠的影響。〔…〕我激動著，卻沉默不能言。在那荒蕪的歲月，這樣的對話，已經是安全的極限。魯迅把我們更親近地拉到一起了。」而到了晚年，陳映真也是無比孤獨的存在，他的朋友、論敵不了解他，甚至連崇拜者也不了解他——他身處在理想主義的荒原上，努力尋找一棵或不存在的、「理想主義的蘋果樹」。

「理想主義的蘋果樹」

彭教授將陳映真的小說創作歷程劃分成六個階段，並引用了小說〈某一個日午〉（1973年）裡極為深刻的一段，是房處長讀自殺兒子的遺書時，知道兒子在讀處長年輕時的三十年代藏書得了感悟：

我極嚮往你們年少時所宣告的新人類的誕生以及他們的世界。然而長年以來，正是您這一時曾極言著人的最高底進化的，卻鑄造了我和我這一代人的萎縮成為一具腐屍的境遇和生活；並且在日復一日的摧殘中，使我明白我們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

那是一種無與倫比的荒涼與痛感，是那個時代特有的沉重象徵。正如最初所引用的王安憶所說：「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在魯迅的《野草·希望》裡有一個詞語——「肉薄」，薄是逼近，以渺小的血肉之軀去硬撼：「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陳映真是帶著魯迅之精神來進行肉薄的，在白色恐怖的時期，他懷著魯迅的思想面對所有對於他的質疑與攻擊，就如同文革裡的知識份子躲著讀魯迅，靠著他的書寫來撐過一段艱難而恐怖的日子。

儘管如此，我們也必須要清楚理解，陳映真的書寫和政治觀其實也有著一個值得討論的面向：是否過於理想主義？他的好友尉天聰形容他在追尋一棵「理想主義的蘋果樹」：文學的陳映真已變成政治的陳映真，1968年後，他的文學成為政治工具。「在他的寫作、認知上，已經有某種力量在控制著他。他用原先的安那琪（筆者註：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夢想來想像蘇俄布爾什維克的世界，把莫斯科和延安設想成自己生命中的耶路撒冷。」

在研討會後，有聽眾問道：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陳映真，他在作品裡經常牽涉到民族認同問題，是否有矛盾之處？張歷君教授提問題切割成為兩個細項：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Nation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而State是幫助文化共同體進行管理的國家機器。陳映真要反對的不是文化共同體，而是國共之間的矛盾。陳映真最初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他通過文學閱讀而體認並擁抱了這個民族——這與他反對的官僚體系並無衝突。在大陸和台灣兩邊的知識分子，也通過閱讀來撐過各自那段危機四伏的時期，這是超越了官僚體制的認同，這是魯迅的文學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所帶來的意義。

八十年代的陳映真並不受歡迎，即使是談他的著作和思想，也往往只停留在島上，不會延伸到魯迅那裡去說，而他的左統立場更是無論如何也不被理解。在演講剛開始的時候，彭教授引述了幾部台灣的電影，講及台灣的「弱小」形象，它作為一種小而美的概念，作為中國的對立面，成為一種刻版印象。《Kano》、《賽德克巴萊》等電影試圖通過尊崇武士道來超越這種小國以受害者自居的弱者悲情。而陳映真的小說，則讓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種超越之道——從文學上的閱讀、從苦難的理解與疏理、從個人層面肉薄這個困頓的時代——超越苦難，成就一套深沉的思想。在講座的最後，彭教授引用了歷史學者戴國煇的話：「我們都是被扭曲的=殖民地的孩子。如今，殖民地傷痕的本身成為我們不得不起步再次出發的原點，做為重新開闢的新道路的基石，我們必須好好地活用這個悲痛的經驗。」一邊痊癒殖民地的傷痕，一邊超越它，克服它，變成我們自己能掌握的工具和東西。而陳映真的文學，就留給了我們一個超越與克服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