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5罷工」調查　看新形態抗爭方式的走向

一個月前的「8.5罷工」，據估計有35萬人參與，更被形容已點起「新形態抗爭方式」。儘管罷工的影響已被其他更為激烈的抗爭行動搶奪了媒體的鏡頭，但對於一個早已失去「罷工」想像、職場組織又相對保守的城市而言，這股並非由傳統組織動員的龐大政治能量，究竟能否促使新興組織或左翼政黨應運而生，仍然值得外界關注。《香港01》率先取得學者馮志強及李峻嶸等人就「8.5罷工」進行的民調結果，冀了解市民的罷工形式及期望，分析這股能量的去向。

相信沒有人能預料，「8.5罷工」竟可動員這麼多市民。以沙田區集會為例，集會開始前人潮已坐滿沙田大會堂前的百步梯，並連綿至新城市廣場一樓。根據以往經驗，這類獲發不反對通知書的合法集會，較常出現特別年長或年幼的參與者，而是次罷工集會，示威者同樣橫跨各年齡層，當中以壯年人居多。期間有人呼籲坐在地上的人圍堵附近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不少人應聲前往，但留下的空位很快又被市民填滿，聽演講的聽演講，聽不到的就看直播。值得注意的是，現場除了有人製作罷工白絲帶、有人舉着紙牌想籌組I.T.界工會之外，並沒有什麼與「罷工」相關的組織安排或職場教育，跟以往的和平集會並沒有太大分別；加上媒體當天的鏡頭全都去了捕捉上午的不合作運動和下午的警民衝突，「罷工」的真正影響似乎被掩蓋了。

觀其原因，媒體的忽視固然是一個問題，另一個是罷工只維持了一天，影響相當有限。有媒體形容當日出現「陸空交通大癱瘓」，事實上，在航空交通方面，的確有近200班航班因空管、機組及地勤人員請病假而取消，但陸路交通的癱瘓，則是源於示威者堵塞車站的不合作運動，而非港鐵車長大規模罷工；至於恆生指數，當日雖然下跌2.85%至年初水平，但兩周後就收復失地。不過，若將是次行動與6月12日的第一次反修例罷工、甚至2014年雨傘運動的罷工比較，已算相當成功。這或反映愈來愈多人願意接受並實踐「罷工」這種社運手段—政府和示威者的膠着，加上警民衝突的義憤，不少市民都願意暫停工作以影響社會運作及經濟生產，藉此逼使政府讓步、回應政治訴求；同時，「罷工」也被視為「和理非」的升級，因為「勇武」抗爭較易受傷被捕，而「罷工」可以「請假」參與，成本較低，但對政府的壓力可能比武力更大。

半世紀後的政治性罷工參加者年輕高學歷缺組織

其實，六七暴動之後，大型政治性罷工幾乎已消失在香港人的想像之中，2014年雨傘運動的罷工行動，更可稱得上是「失敗」，因為整個勞工階層幾近缺席。既然如此，8月5日為何還會出現規模不小的全港政治性罷工？參與者到底是什麼人？他們的心態、特徵等，與超過半世紀前的罷工者又有何分別？就此，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助教馮志強和香港理工大學專上學院講師李峻嶸，當日在金鐘、沙田、旺角三區的集會現場及網上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在職人士怎樣參與罷工、對罷工成效有何期望。《香港01》率先取得民調結果，發現當中有不少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或有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及判斷日後的罷工行動乃至整場反修例運動的走向。

先從基本人口資料說起。在757個有效回應當中，大部份受訪者在1986年至1996年間出生，是30歲前後的成年人，八成人擁有大專或以上學歷（表一）；在收入方面，有七成受訪者月入17,500元以上，另有八成半受訪者須供養自己和父母（表二）。換言之，大部份參與罷工集會的示威者都受過高等教育，但收入不算太高，暫時還未需要供養子女，即是未進入「收成期」的年輕成年人。上述背景與本地學者李立峯、鄧鍵一、袁瑋熙及鄭煒等人在8月初發表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現場調查報告》相若—在6月9日至8月4日期間舉行的12場大型遊行和集會中，逾半示威者年齡介乎20至29歲，另有近八成人受過高等教育，更有近一半人自稱為中產階級。

然而，參與政治性罷工的風險比普通遊行集會高得多。根據《職工會條例》，「罷工」基本上只限於勞資糾紛，即可能不把政治性罷工當作罷工，僱員亦可能因而被解僱。因此，僱員的工作狀況及與僱主的關係，理應構成他們會否參與政治性罷工的關鍵。馮志強及李峻嶸的現場調查顯示，有逾六成受訪者相信，他們一旦離職很快就可以找到另一份待遇相近的工作。馮志強由此推斷，罷工者「本身都是在運動策略方面不能接受很大衝擊的人」，因為他們或正「準備進入收成期」，故對衝擊行動有所遲疑，而「罷工」正好在直接行動與不行動之間填充了很大缺口，可見罷工者的謹慎—他們不一定跟政府「搏命」，但對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態度堅定。

當問及示威者究竟以「罷工參與者」還是「非罷工參與者」的身份參與罷工集會時，雖有逾八成受訪人士屬於前者，但當中有47%受訪者是透過請年假或病假罷工，另有23%藉通知上司而罷工，即主要仍是選擇風險相對較低的方式（表三）。李峻嶸認為這很正常，因為大家根本不知道應該怎樣罷工，既沒有傳統經驗可以效法，也沒有工會組織的帶領，更沒有罷工基金的保障。

響應工會零星罷工者欠缺保障

在此背景下，當問及如果政府在「8.5罷工」後沒有令人滿意的回應，是否願意升級罷工時，受訪者顯得深思熟慮—有九成同意「再罷一天」、有不足六成同意「再罷一星期」、有三成多同意「再罷一個月」；值得一提的是，只有13人不同意「再罷一天」，但有191人不同意「再罷一個月」、另有44%選擇「一半半」（表四）。「其實一日跟你玩是很firm的，『玩咪玩囉』，因為代價真的不大。你作為運動參與者，與你作為職場工人，其實沒有衝突，你可以透過比如請年假的機制，去減低成本。但當你問他們，（罷工）一個月呢？他們會有很大的猶疑。」

馮志強說，「8.5罷工」是一次性的，所以市民不需要龐大工會的支持也能被動員起來，但這亦正正反映「一日罷工」的困境，因為市民的想像和罷工的力量有限，一旦要延長罷工，他們所承受的風險就會大增，例如連續請十多天假，很大機會面臨解僱，又沒有任何保障。

要減低參與罷工的風險，最傳統的做法就是加入或組織工會，用集體力量去施壓和爭取權益。不過正如上文所述，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職場組織就陷入低潮，而從「8.5罷工」的現場調查所見，情況並沒有明顯好轉，在受訪的700多名罷工者當中，只有64人（8%）屬於工會成員，另有近七成人以為自己沒有資格加入工會（表五）。對比2018年全港24.91%的職工會參與率，「8.5罷工」的工會會員參與率還不足其三分之一。某程度上，這也印證了部份工會和會員的保守性—例如只有職工盟一個職工會聯會公開呼籲罷工，但其95個屬會中只有26個響應號召，也不是所有響應號召的屬會會員都有參與罷工。

相較之下，罷工者透過Telegram和連登討論區而參與罷工的比率高得多，有超過四成人加入了Telegram的罷工群組，更有超過八成人會留意連登討論區的罷工討論。這固然與反修例運動本身「無大台」的特性有一定關聯，但也引發不少疑問：一種全新的工會組織出現了嗎？組織的力量仍然會被重視嗎？為什麼市民願意參加罷工，卻不願意加入傳統工會？馮志強指出，工會設有罷工基金，可以為罷工者提供基本保障，減低參與罷工的風險，但在這樣的情況下，罷工者的工會參與率仍然偏低，估計是擔心「被收割」，這也弔詭地削弱了罷工的力量。

更值得工會組織警惕的是，「8.5罷工」主要透過極限的「moral shock（道德震撼）」而誕生—最為煽情的一張相片是一個抗爭者裝扮的人拿着「我可以為你上前線擋子彈，你願意罷工表達訴求嗎？」的標語—這種情緒動員正好配合了對「無大台」的共識，將情緒激發到極致。當「無大台」的要求被提升到一個高度，任何組織化的嘗試都會被質疑，長此下去，社會組織的價值體系恐怕也會被破壞；同時，透過「8.5罷工」所凝聚的政治力量應無法有效地轉化成工運或社運力量。馮志強強調：「無論如何，這次罷工跟我們理解的傳統罷工很不同。傳統罷工有罷工基金，就像碼頭罷工，甚至會有人照顧被解僱的人，會有跟進工作。但這次沒有，它是很個人（individualistic）的，仍未成為一個有力的集體。」

8.5罷工之後有限的意義和影響

罷工在職場發生，直接效果是暫停社會生產，所以歷史上的罷工行動都與工會等職場組織息息相關。但正如「8.5罷工」的現場調查結果顯示，儘管是次罷工得到職工盟的積極動員，但顯然與工會組織沒有太大關聯。整理上述馮志強和李峻嶸的分析，原因主要有四：一是罷工的延續性，一日罷工成本不大，可以在既有僱傭關係內合法合情處理，沒有多少人覺得要透過工會的集體力量來保護自己；二是工會的保守性，對工會來說，政治性罷工本來就比經濟罷工稍為陌生，加上在香港的脈絡下，保守的建制工會根本不會動員真正有對抗性的行動；三是香港人對工會組織的認知偏低，工會一般不會被視為進步或被需要的組織；四是反修例運動「無大台」特性，導致任何組織都會被質疑，罷工者對籌組或加入工會的疑慮也增加了。

關心勞工運動的人不禁會問，傳統工會組織是否已經無法吸納「8.5罷工」那股龐大的政治能量？新興的工會組織或左翼政黨又能否應運而生？當然，回答有關問題時，不能忽視「8.5罷工」本身不是工會發起，而是基於市民對特區政府的義憤而生。從「8.5罷工」現場民調所見，在「僱主和僱員關係」、「工作穩定性」、「工作前景」等問題上，多數人傾向認為他們的職場狀況是良好的；然而，在更為宏觀的社會判斷上，例如「特區政府經常漠視民意」、「政府施政偏袒大財團」、「僱員工時太長」、「貧富懸殊已到了一個不合理的水平」等，絕大多數人認為問題相當嚴重（表六）。不過，有關結果與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6月中進行的政策滿意程度民調有所出入—市民對於「社會福利」的不滿比率最低（25.6%），是不滿程度最高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四成左右（60.5%）。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上述脈絡與新興力量的關聯呢？

李峻嶸分析指，「8.5罷工」是「class grievance 多於 workplace」，即是階級的不滿多於職場上的不滿，但所謂的「躁動」仍然有很強的社會政治背景。在這個脈絡下再看五大訴求，基本上與經濟民生沒有直接關係，而整場運動亦沒有直接與階級或勞資議題扣連。然而，運動的發展是多變的，歷史也充滿偶然，是次風暴所捲動的群體已經愈來愈多，未來會否演變成普羅大眾直面這個資源極端傾斜的特區政府實在不得而知，但當下的背景和意識都很充分。

不能樂觀的是，目前仍難判斷那股透過「8.5罷工」凝聚的政治能量到底會有什麼走向。在社會普遍不信任政府以至民間組織的氣氛下，「現在大家是什麼都去嘗試，唯一不試的就是搞組織」，但若果不組織起來，這股力量對香港的整體政經改革，又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特別是當國際經濟不景，新自由主義政府很可能推行緊縮政策的歷史脈絡下，未來香港市民，尤其是基層很可能要面對福利資源的減少；而在「8.5罷工」乃至反修例運動中，那班高文化資本、低經濟資本、在政治上最積極的人，究竟又能否與基層同行，協力推動社會改革？對此，李峻嶸提到，「西方或者歐洲近年流行號召總罷工，雖然其實不知道那些總罷工的成效如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們的政府）搞austerity（緊縮）。」不過，當下更為迫切的，是有二十多名航空業從業員疑似因為罷工被秋後算賬，包括港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主席施安娜——這正正說明組織的重要—要有集體力量才能保障和追討他們應得權利。

有網民早前發起今日兩天（9月2及3日）跨界罷工及集會。李峻嶸估計，是次罷工人數未必會比8月5日多，因為「開了一些人刀之後」，打壓大了；馮志強則認為，可能會有更多人參與，但不是因為組織工作做得多了，而是近日的警民紛爭可能成為「情緒動員」。儘管「8.5罷工」的影響力有限，但李峻嶸和馮志強都同意，如果再發動大型罷工，應該專注發展更深入的教育組織工作，讓更多市民特別是基層認識到自己的權利，從而加入推動政經改革的一方。

繼續閱讀：消失於香港的政治性罷工？

上文刊載於第17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2日）《從「8.5罷工」調查　看新形態抗爭方式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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