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面對國家規劃、深圳超前競爭　香港該何去何從？

全球最大的流動支付市場、騰訊及阿里巴巴位列全球十大市值公司榜……昔日貧窮落後的中國，憑着四十年前改革開放，先是變身為世界工廠，繼而成為人工智能及5G通訊等尖端技術發達的科技大國。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變奏，香港把握機會而上，當改革開放仍處於進行式，再加上一帶一路、大灣區等國家規劃戰略，與此同時面對着深圳的迎頭趕上，何處才是香港的舞台？

「當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是開放了一小部分。對今天而言，那些部分已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那些問題中國已經克服了。」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客座教授宋恩榮說。自改革開放以來，不少歐美及本港企業將部分生產工序遷至內地，香港與珠三角建立前店後廠模式，相信這些說法港人並不陌生。香港為內地引進市場、管理等先進經驗，並開啟全球資本往中國投資及經商的大門，香港在改革開放前期的投資及轉口角色是毋庸置疑的。

而宋恩榮口中所指的「一小部分」是指內地製造業，因為前店後廠只限於製造業加工後出口賺取外匯，當年中國沒有對外投資，只有不斷的吸引外資——容許出口、開放國內旅遊等賺取外匯，同時實施外匯管制，封閉入口、對外投資及出外旅遊等，即「有入無出」。宋恩榮形容：「當時內地沒有對外投資，香港自然不會成為中國企業對外出走的平台。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及貿易等多功能樞紐，但在此事上也毫無用處。」時移世易，當國內勞動密集程度已成全球首屈一指，中國透過《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及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積極開放服務業，宋恩榮認為當中國比往日開放得更全方位及更多領域，香港的重要性只會有增無減。

兩年前，宋恩榮在《一國兩制下的經濟融合，香港的利益、代價與應對》一文提出，香港作為高度發展的經濟體，中港的經濟融合有三種明顯的不對稱特徵，體現於發展程度、經濟體積及開放程度三方面，而隨着改革開放，上述的不對稱日漸縮少，兩地之間的融合很快由「垂直融合」轉為「水平融合」，即由發展與發展中地區的融合演變為發達地區間的融合，兩年後他的想法仍沒有動搖。中國能有如此高速發展，不少人也始料不及，在1978年前，實行計劃經濟的經濟體，例如前蘇聯、東歐、越南等擁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而當時中國亦未市場化。時至八十年代末，計劃經濟國家陸續走向市場化，而中國選擇干預與開放市場的中間道路，走出計劃經濟的樊籠，逐步建立雙軌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宋恩榮指，即使計劃經濟國家紛紛走上市場化道路，但各國經濟發展程度，遠遠不及中國，有的甚至出現經濟倒退的窘局，「今天中國的開放已較當時全面，如果中國經濟要走上一個更發達的水平，需要做的還有很多，現時製造業的發展已不成問題，反觀服務業及金融業是中國需要克服的瓶頸，而這兩者正正是香港的優勢。」

中國自2013年起陸續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當中包括上海、廣東、重慶等地，期望就自貿試驗區不同的發展需要，提供相應政策支援及加強開放，營造優良投資環境及推動金融創新服務等實體經濟。

深化改革須借助港國際標準

鄰近香港的的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佔地116.2平方公里，主要由廣州南沙新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和珠海橫琴新區三個部分組成，各有不同的重點發展如商務金融服務、高端製造及信息服務等，期望成為投資便利及高法制規範標準的自貿區。宋恩榮認為，自貿區主要開放服務業及金融業，目的是與香港服務業市場標準無縫銜接，從而加速服務業開放，如能在自貿區範圍內成功測試，便可推動全國標準，「如果中國加速改革開放，香港的重要性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因為香港是全中國唯一地方達到國際標準，無論是服務業的開放、對外商的公平對待，還是管理外商的規則，都是按最先進的國際標準去做。」

宋恩榮說，即使中美爆發貿易戰，但由於中國工資成本不斷上漲，不少企業數年前便將電子產品組裝等勞動密集的工序移至越南、柬埔寨及印度等地，「此轉移一直發生，香港作為亞太區服務業樞紐扮演重要角色，因為出入口、接單、金融等等整個跨國生產鏈的管理都是在香港進行。」香港向上述國家的整體出口貨值較數年前錄得顯著升幅，印度更成為香港第三大出口市場。宋恩榮估計是因香港出口了許多內地生產的零部件到國外組裝所致。據貿易發展局資料，2016年內地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達7,807億美元，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57.5%；另外截至去年底，中國來自香港的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為10,082億美元，佔53.2%，反映香港是內地對外投資及吸納外資的主要地區，在在顯示香港不論是作為金融中心還是貿易物流中心，在中國對外經濟戰略中擔當舉足輕重角色。

港深關係的新台階

中國社會科學院具指標性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自2003年起推出以來，香港在綜合經濟競爭力排名連續12年居冠，直至2015年始被深圳超越，連續四年屈居次席。課題組指出，內地急速發展改變了香港與內地原有的競合關係，建議香港亟須思考產業轉型。參考去年數字，香港生產總值為2.66萬億港元，深圳則為2.24萬億元人民幣，折算匯率後約為2.68億港元，首次超越香港。香港與深圳基於地緣因素令兩地在改革開放時接觸頻繁，而深圳發展步伐急遽，廿多年前已不歡迎勞動密集、低增值的加工行業，改為對發展高增值的科技業趨之若鶩，反觀香港產業轉型步伐緩慢，加上科技創新不足，令東方之珠漸漸失色。

宋恩榮指出，兩地多年的競爭關係，早在計劃興建港珠澳大橋時表露無遺，以往如從香港往返珠江西岸，虎門大橋是唯一陸路途徑。港珠澳大橋於八十年代便由合和實業創辦人胡應湘及珠海市政府提出，以期加強珠三角城市的聯繫，幾番討論後得出同時珠海、澳門及香港的「單Y方案」，惟深圳提出同時接駁深圳的「雙Y」走線，以免削弱深圳的地位。幾經角力後港府終說服中央，國家交通部於2004年敲定大橋採用「單Y」安排。宋恩榮形容，儘管競爭在所難免，兩地仍存有不少合作空間，尤其是在創科層面，香港的基本研究可與深圳的應用研究互相合作，一同發展創科中心。

政治偏見礙港迎新機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上月接見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港澳代表團時讚揚港澳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角色，他說：「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四十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香港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

香港應好好總結過往四十年與內地溝通及協作的經驗，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經驗恐怕難再複製。三十多年前，區域經濟發展整合很大程度是倚靠本港企業到國內設廠投資換取回來，因為對實際的企業而言，永遠也是利益為先，自然對商機趨之若鶩，所以過往珠三角經濟的急速發展及本港的經濟轉型，主要靠個體的經濟行為闖出來；惟當香港投入大灣區政策，並不再如過往那麼簡單，大灣區的區域發展項目是講求整個行業或產業鏈的建立，這視乎政府能否在大灣區為行業發掘空間及機會，為本港帶來不同面向的利益例如就業，因此如何解讀香港未來的經濟角色變得尤其重要。今年8月由國務院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宋恩榮認為比起往日的「case by case（個案式）」，這恆常的機制能提供框架調節各方的利益，始終香港與深圳有競爭也有合作，兩地利益未必完全相同。

時任特首曾蔭權於200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計劃與深圳共同開發河套地區，並列為香港十大基建項目之一，可惜河套發展只聞樓梯響，最大的障礙在於項目涉及港深的地權問題。經中央多番協調後才由業權歸深圳及管理權歸香港的二分局面變為全屬香港。河套土地自回歸起閒置近二十年，才於上年港深兩地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發展港深創新科技園。這個遲來的協議反映了兩地的競爭關係，而且雙方合作時也有大量利益需要擺平。

只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十多年前的爭論主要基於兩地利益及競爭，今天的爭論卻是香港政治問題居多。宋恩榮認為，香港調整經濟角色並不容易，社會風氣及政治偏見是阻力所在：不僅是部分年輕一代開放態度不如上一代，而且在目前高度政治化的環境中，任何有關兩地交流的提議，都會演變成捕風捉影的指控：「現時由民間組織與內地合作會較為容易，去到政府立法會凡事也得個『苦』字，什麼也被政治化變成陰謀。如果一帶一路要香港商人捐錢、學校安排學生暑假到內地騰訊及華為做實習，商會、大學、民間組織（推行）統統不是問題，因為不是政府，如果教育局（推行）便就是陰謀。」他無奈說，政治偏見的心魔才是香港發展最大的障礙。

上文刊載於第142期《香港01》周報（2018年12月17日）《面向國家規劃戰略 應對深圳超前競爭　改革開放下的香港不惑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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