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區治理｜台社造專家稱大陸有公民參與　嘆台人只見半個中國

8月20日，2022年系列思沙龍「中國，細微觀察」第三場「中國社區改造的曲折路」邀請前社團法人台灣社造聯盟理事長盧思岳主講、文化工作者鍾永豐主持。
盧思岳梳理了兩岸社區改造的脈絡，並以投入兩岸第三部門社區工作交流的經驗分享自己對於大陸的觀察與理解。他認為中國大陸也有公民參與，過去十年來台灣有不少社區營造老師赴陸演講、授課，兩岸社造組織、基層社區幹部也多有往來交流，實質影響了中國大陸的社區營造和治理政策的發展。

中國社區改造曲折路

盧思岳認為，中國的社區改造路徑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後也發生轉折。此前，中國社區改造的模式是由上到下：政府針對社區的政策主要以「社區建設」為主軸，以街道辦事處作為推動社區工作的主體。

在汶川大地震後，從中國各地湧入大量協助救災、重建的志願者，引動社會組織的蓬勃發展，「社區營造」的概念也隨兩岸災區重建的交流在中國生根發芽。歷經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的演變，中國的社區治理一路朝「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的方向邁進，在基層公共事務上逐漸形成多元共治的體系。

他稱，中國的社區改造雖以憲法上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委會、村委會為核心，因長年行政機關化而帶有官方色彩；但最終還是要依靠民眾的投入及社會組織的協力才能落實，所以近年在政策上全力培育城鄉社區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型NPO)。

中國共有60.6萬個行政定義下的社區，包含48.9萬個村委會、11.7萬個居委會；對比台灣7747個村里、6943個社區發展協會，是將近百倍規模。社區營造符合中國政府「維權」與「維穩」兼籌並顧的政策，而居委會、村委會的主任、委員皆由居民投票產生，部分社區的黨委書記甚至開放由黨員投票選舉，與台灣民眾的刻板印象頗有出入。

從管理到治理：中國社會公民參與

盧思岳提到，2012年在習近平上任的十八大報告中，「社區治理」首次被寫入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2017年進一步提出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總體目標，並在當年的十九大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納入報告中，增加了「共治」一詞。

他認為，中國黨政部門的社區政策已從「管理」調整為「治理」。前者是第一部門自上而下嚴管控制，但必須全面服務；後者則是引進第三、第二部門能量，由下而上共治、共享與共擔。「治理」強調居民主體、公眾參與及社會協同。

與台灣不同的是，台灣只有村/里長可支領類薪資的「事務補助費」，社區發展協會的幹部是不支薪的義務職；而中國大陸的村委會、居委會工作人員雖不屬於公務員編制，卻可支領工資，工作項目涵蓋衛生、環境、治安、健康、文體、調解糾紛、反應民意、甚至興辦事業等，近年來已在推動「減負增效」。

他特別比較了「社會運動V.S.社區營造」、「維權V.S.維穩」二組概念。社會運動是衝撞、挑戰體制，打破舊價值；社區營造則是體制內妥協、運作，創造新價值。維權的意義在於擴大參與，賦予權利；維穩的目標則是減少衝突，降低社會成本。

社區營造強調「賦權」、「增能」與「培力」，且必須手段溫和才能讓更多居民參與，在鄰里日常生活中進行。也因此，社造既能維權也能維穩，基本上符合政府政策與社會需求，社區、政府、社會組織、甚至企業皆可參與；所以，中國政府積極推動，與台灣在90年代社會運動高峰時推出社區總體營造雷同。

兩岸彼此看見與善待才是兩岸和平最大保障

「台灣人只看見半個中國，甚至連一半都不到。」盧思岳觀察台灣多數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只限於「政治面」或「經濟面」，卻忽略了更重要的「社會面」，因為人民的想法將形塑領導人的決策方向。

「每次看到小綠綠和小粉紅在網路上對罵，我就很緊張」，他指出，在人民互不信任、無法彼此理解的情況下，兩岸情勢會陷入不可逆的危險當中。

盧思岳以「我反戰，故我在」作為演講總結，表示不應輕言放棄任何兩岸和平的可能；並鼓勵聽眾走出意識形態的思考窠臼，細微觀察常民百姓生活其中的中國社區，甚至用心關照、進行交流。兩岸人民之間的善意對待，才是和平的最大保障。

他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組織與社區志願者為照護老幼、弱勢者，共同解決環境保護、文化傳承、偏鄉教育、社區產業等公共議題所做的事跟台灣一樣。兩岸的社區都在追求「共好」的實踐，對生活的嚮往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