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蔣日記案｜二審仍判總統任內文物屬國史館　學者：日記揭露人性

台灣國史館對兩蔣日記等文物歸屬權提民事訴訟，一審判兩蔣總統任內文物，屬國有由國史館管理，其他部份歸蔣家繼承人共有。繼承人蔣友梅不服提起上訴，二審今天駁回上訴，可上訴。

台灣《中央社》報道，判決指出，前總統蔣中正於1962年間開始，逐年交付自6年起至1972年間所製作的日記及其他總統府文件與史料給兒子、前總統蔣經國保管。蔣經國再將這些文物連同自己於1938年至1979年所製作的日記轉交給兒子蔣孝勇保管，蔣孝勇將兩蔣文物掃描成微縮膠卷後，全數交給妻子蔣方智怡保管、處理。

國史館指出，蔣方智怡於2004年8月、2005年1月間先後與美國史丹佛大學簽訂保管契約，委託保管兩蔣文物及膠卷50年，並於2013年間與國史館簽立合作及權利轉讓協議書，約定將兩蔣文物所有權及保管權利義務轉讓給國史館。

此外，蔣家後人蔣蔡惠媚、蔣友松、蔣友蘭、蔣方智怡、蔣友柏、蔣友常、蔣友青也同時與國史館簽訂捐贈契約書，同意將兩蔣文物捐贈並交予國史館管理。

國史館表示，兩蔣在總統任職期間文物部份，依「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規定，屬於國有財產，應交由國史館統一管理。非總統任職期間文物部份，根據捐贈簽約，國史館已取得所有權，為中華民國所有，並應由國史館管理。

蔣家後人蔣友梅等被告主張，相關膠捲並未能證明已由蔣方智怡取得所有權。另兩蔣日記等文物應為蔣中正或蔣經國的繼承人所共有，蔣方智怡並無權處分兩蔣文物。

國史館原本對多名蔣家後人提告，一審台北地方法院於2020年6月宣判時，被告僅蔣友梅、蔣孝嚴、蔣蕙蘭、蔣蕙筠、蔣萬安、陳忠人、丘如雪等7人。

一審法院審理後，認為兩蔣文物微縮膠卷曾為蔣方智怡所有，並將所有權移轉為國有，應由國史館管理。兩蔣任職總統期間之文物，依據文物管理條例規定應屬國有，而應由國史館管理。

不過，兩蔣非總統任期期間文物部份，北院認為，蔣中正的繼承人並非僅有蔣經國，蔣經國的繼承人亦非僅有蔣孝勇，蔣方智怡未取得單獨所有權，國史館也未因協議書取得所有權，這些文物並非國有，判決駁回。

蔣友梅不服兩蔣總統任內文物，屬國有由國史館管理，提起上訴；蔣萬安等人未提上訴已確定。

二審台灣高等法院審理後，今天認定，舉凡總統、副總統於任職期間因從事公務活動所生物件，或個人信函、筆記及家書等私人活動所生文物均屬於「國家」史料，應立法規範由「國家」取得文物所有權以便管理保存，且經明文回溯適用於已卸任之總統、副總統，以維確保「國家」史料完整性的立法目的。

二審指出，兩蔣文物標題多有明確記載「總統批閱文件」、「總統手令影本」、「蔣公日記抄本」或「總統致美國詹森總統函件」等文字，並合併入冊保管存放，這些文物應屬兩蔣總統任職期間從事各項活動所生之物，即符合文物管理條例所指文物，應為國有，且由國史館管理。因此駁回蔣友梅上訴，蔣友梅還可上訴。

蔣日記提供歷史線索，揭露人性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林桶法提及《蔣中正日記》不只提供歷史發展線索，更重要的是揭露人性。以日記佐證相關檔案始能客觀認識事件脈絡。日記內容最多是軍政記載，針對一段時間透過明確的主題、集中的資料去研究書寫軍政問題者最多。

中原大學副教授柯惠鈴以女性主義觀點檢視 1941 年前的《蔣中正日記》， 認為日記主在青壯年時期對異性、愛情、婚姻、家庭、個人慾望均有過轉折或掙扎，這些轉折也顯示近代中國男性在家族關係中願意容忍妻子與娘家的緊密聯繫，以及自身融入對方親屬關係中扮演支柱的現實。

蔣公日記談國事，蔣經國談家事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指出，兩蔣日記有很大的不同，蔣介石日記談的是國事，蔣經國則不然，談的是家事，蔣介石若遇有難以處理的事情，常常以「天將降大任斯人也」自我惕厲，蔣經國則多愁善感，喜歡與老百姓接觸。

「經國先生的一生就是一個苦字」，郭岱君說，從早年的蘇聯時期，再加上晚年長期疾病纏身，蔣經國常重感冒臥病在床，甚至夫妻間也是苦日居多，兒女更不僅是最愛，同時也是心中的痛，處理起來家事比國事難。

她分析，蔣經國所處的年代是台灣最辛苦的年代，台灣在50年代發展順利，真正困難的是退出聯合國，以及大陸和美國建交以後的時期，整個70年代十分動盪，從江南事件、中壢事件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在公職選舉中丟掉了很多縣市，人民發起暴動，最後事件的高潮為高雄美麗島事件，從此台灣政治步入新階段。

她指，蔣經國在日記中還表示，會虛心檢討此次地方選舉的失敗，而失敗因素不多，就是黨內部腐化，自滿自大不知改革，腐敗落伍不知進步，平時不做群眾工作，有事就臨時抱佛腳。儘管中壢事件給了蔣經國很大打擊，但也讓蔣經國下定決心，重整黨務。

她認為，日記是主觀的，撰主一己之見，研究者只能參考，不能盡信。她表示，看蔣經國日記，不僅在於了解蔣經國對國事與家事的看法，也不是為了批評或讚揚蔣經國，更不是去探詢政壇八卦，而是希望通過其日記，深入了解中華民國自抗戰以來的青年工作、政工制度、情治機制、軍事財經政策的制定、對外關係以及兩岸問題等，特別是1972年之後台灣的政經軍外交社會的發展，還有國民黨和政府推動的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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