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殘留象徵「台灣總督府」為何未轉型？
日前，台北市長柯文哲在接受台媒採訪時，聲稱台灣沿用日本殖民留下的台灣總督府建築作為台灣總統府是「歷史觀錯亂」，並舉韓國1995年拆除朝鮮總督府為例作為對比，還直言自己若當選總統，將把總統府遷至大直要塞（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位於台北市中山區大直雞南山），原有的總統府建築則開放為博物館兼高階旅館營利。而在2015年時，柯文哲也曾表示過：「日本總督府留下來變成台灣的總統府，這實在是怪怪的」。
其實台灣的總統府（總督府）定位爭議由來已久，2017年3月，國民黨立委廖國棟還領銜制定《台灣總督府及總統府紀念館特別條例草案》，要求將鎮壓數十萬無辜台灣人民的台灣總督府改為「良心遺址紀念館「，這樣也符合民進黨提倡的「轉型正義」。但在藍綠惡鬥的台灣政壇上，該草案僅博得媒體短暫的關注，隨後便無疾而終。
最初，登陸台灣展開殖民的日本大軍，選定清朝留下的欽差行台作為台灣總督府的臨時官舍，直到1919年才遷入今台灣的總統府位置，並對周遭街道展開一連串的改造，以凸顯日本帝國「文明」與「威權」的宰制優勢。而且總督府建地之上，原本有陳氏與林氏家族的宗祠，但日本殖民者在1895年便強行徵用，引起原居者的強烈不滿。
台灣祭祀公業協會在記敘這段悲劇時，曾指明當年陳氏家族立祠的目的是顧慮「每念台省孤懸海外，與大陸交通匪易。而本族族人均來自大陸。深恐年代久遠，不僅與故里親友日疏，且後世子孫，在長久不相往來下，更難悉祖籍之本源」，結果日本人的暴行導致其「祖先蒙塵，先祖神位，頓失所據」。等1910年陳氏宗祠被迫遷建至他處後，陳氏家族「憤於日人佔據文武舊祠之暴行，加深對祖國之眷念，乃不惜巨資遠自福州聘請工匠及採購建材，以示吾族與大陸之血緣關係」。因此可以從中看出，台灣總督府的建造，一開始就含有刻意剝奪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血緣與文化紐帶的居心。
為了樹立殖民權威和安撫日本官員眷屬，1895年台灣民政局長水野遵（1850─1900年）提案興建新官舍。1898年接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年）也建議，應在台北中心興建宏大的總督府、配以開闊大街、公園、林蔭大道來烘托，以此震懾台灣人，留下日本將永遠統治的印象。因此當台灣總督府在1907年公開新廳舍的設計競圖時，便着意注重建築能否彰顯這目的。
而設計者之一森山松之助（1869─1949年）頗能把握總督府的需求，他修改原設計者長野宇平治（1867─1937年）的圖樣，讓不符中國傳統的東西向中軸線被強化，利用階梯與門道的高低錯落，還有拉高中央樓塔，營造恍如逐級朝拜的視覺效果，以及強化日本國旗飄揚時的權威感，也使之成為當時台北最高的建築物。且東西向中軸線，又隱喻日出東方，代表對日本帝國崛起的崇敬。最重要的是，東京曾對台灣總督府的立面設計討論過許久，要求不能製造出將地方建築當成中央建築的錯誤政治印象，但對同時期興造的朝鮮總督府，就給予幾近中央的建築層級。這不但顯露台灣殖民地的從屬性，更揭露在日本人設定的位階排序裏，台灣的地位還遠遠不如朝鮮。
除了建造台灣總督府之外，日本還推行「市區改正」、鋪建鐵道、廣設警署等方式徹底改造台北與台灣各地的城市空間。表面上，這是讓台灣邁向「現代化」，但從台灣總督府針對日本人聚居的台北城中區優化、以及拆除台北城門與城牆的行徑來看，便可知這只是為了照顧殖民者利益，以及摧毀當地的國族認同。至於台灣總督府，便是殖民者抹殺反抗意志的最高象徵。而當時的台灣人也察覺到日本的用意，故謔稱總督府高聳的中央塔樓為「阿呆塔」，在言詞間表露對殖民統治的憤怒。
也正因為台灣總督府的政治地位和精神象徵，使得二戰期間，盟軍刻意選擇總督府、神社、州廳多番轟炸，希望動搖台灣人對日本的恐懼感。根據《二次大戰下的台北大空襲》一書裏的口述歷史，就記錄時人望見被美軍炸燬的台灣總督府後，便明白日本無法戰勝盟軍。這也從側面反證，日本透過台灣總督府震懾當地人的心態。
只是沒想到，當1945年台灣光復後，這棟本要被改造為博物館的殖民象徵，反而在1946年10月蔣介石即將迎來六十大壽之際，林獻堂（1881─1956年）、陳炘（1893─1947年）、李萬居（1901─1966年）等多名台籍菁英，響應當時全中國的建校獻地祝壽熱潮，提議將台灣總督府修復後改命名為「介壽館」以示忠心，完全失去向人民開放、清算殖民意識的良意。接下來隨着國民黨在內戰失利後敗退撤台，「介壽館」又搖身一變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行政院、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合署的行政機關，這等同無形中挪用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象，強化蔣介石的個人崇拜與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反而造成自我閹割光復領土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的不良影響，也留下無法徹底去殖民化的社會傷痕。
反觀韓國，雖在1948年後也曾將朝鮮總督府更名為「中央廳」，轉為總統辦公室之用。但在1986年全斗煥執政時便改為中央博物館，1993年金泳三（1927─2015年）更以「回覆民族精氣」為由斷然拆除朝鮮總督府。而且日本在建造朝鮮總督府時，就刻意選在朝鮮皇宮─景福宮的中軸線上以遮住正殿，還為此拆遷大量殿廊；而景福宮又曾發生過日本浪人殺害明成皇后（1851─1895年）的慘案，因此韓國人民對朝鮮總督府深惡痛絕，不願再留下片磚片瓦徒增民族傷悲。
台灣社會並非沒有注意到韓國的舉措，也有許多人士抨擊殖民遺毒有害國族認同，如歷史學者吳昆財、許介鱗都批評過台灣總督府的問題，楊孟哲也痛斥「或許是大和民族下的詛咒，讓戰後的國、民兩黨，雖然經過幾次的文化政爭，台灣民智大開，依然繼續使用舊日帝殘存的殖民空間」，然而謳歌日本殖民「有功」或擁抱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士，對此就頗不以為然。
比如知名的建築學者漢寶德（1934─2014年）在《台灣為何不拆總督府》一文裏，反諷韓國這樣做是「寒酸的民族主義」，自稱「中國人是國際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放着好好的建築，為什麼不利用」，甚至倡言「日本時代的建築，在大家兒時的記憶之中。被統治的仇恨被淡忘了，反而成為台灣獨特性的標誌……這種甜蜜的回憶，使得台北市日本味十足」，並暗喻這已是台灣的「鄉愁」，還讚許這種沉醉「是一種日本民族氣質的遺留」，顯然未發覺這正是自我殖民的表現。
至於民進黨政府，亦在2019年3月舉辦「總統府落成百年紀念」活動，並邀請森山松之助之孫森山治赴台「慶祝」，不知陳氏與林氏子孫會有何感想。對於總宣稱要強化「台灣主體意識」與「捍衛國家主權」的蔡英文來說，也無異是極大的諷刺。因此台灣的總統府／總督府所引發的爭論，絕非僅是政治空間如何利用的問題，更濃縮中國認同、去殖民化、黨派政爭的三重意識鬥爭。而在台灣社會完全走出日本陰影的思想枷鎖之前，這幢曾帶給日據台人無數痛苦的建築，恐怕還會繼續矗立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