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劇評】無差別殺人社會下 4個家庭的原罪與原諒
「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近、多遠？劇中飾演法律扶助律師的吳慷仁在首映會後受訪時為這個距離下註解：
不是邪惡的惡，也不是指邪惡跟善良的標準，其實，就是我們跟「自己」的距離。
飾演被害者家屬的賈靜雯則認為，也可以是「我們與『愛』的距離」，因為現今社會氛圍批判很容易，要說愛卻很困難，往往對最親近的家人更難說出口。
《我們與惡的距離》（The World Between Us）以無差別殺人事件為主軸，看似好像想探討這樣的社會議題，包括在台灣仍頗受爭議的廢除死刑議題，但細細品味之下，探討的確實是一份「愛」、而不是「惡」，來自家庭的、社會的「愛」。主演們不避諱在戲未開播前就劇透，透露故事最終結束在被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間的「協商」，故事並沒有結束，而是這些活着的家屬另一段開始，而這段路的開啟需要「對話」，挖掘出人性中並未泯滅的那份「愛」。
《我》劇故事很巧妙地結合了4個家庭，包括賈靜雯與溫昇豪被害者家庭的痛苦、法扶律師吳慷仁與周采詩夫妻間的矛盾、曾沛慈與林哲熹姊弟間的牽絆，最震撼人心的就是陳妤與父母檢場、謝瓊煖，他們詮釋加害者家人們過着壓抑的生活，是一般社會大眾、戲劇腳本中很少見的題材，人們很容易會去關注、同情被害者家屬，但卻忽略了，加害者家屬其實也是輿論中的被害者。
新聞報導中，很容易將加害者動機與「家庭成長背景」做連結，但這些家長真的做錯了什麼嗎？檢場與謝瓊煖深刻詮釋出「養出一個殺人犯」的痛苦，夫妻倆用不同方式承受，爸爸頹廢酗酒、母親卻是堅強生活，在媒體前代替兒子下跪、在被害者靈堂外痛苦躊躇不前，兩人詮釋起來都相當催淚。
雖然謝瓊煖謙虛表示：「我們的表演都不及真實遭遇事件的千萬分之一，她們是要生活、過日子，那種痛苦、辛苦，不是我們掉幾滴眼淚就能說得好的。」但要詮釋的好這樣的角色，沒有深厚的演技基礎，是不可能說服觀眾的；檢場與謝瓊煖的表演足以憾動觀眾，實屬不易。
吳慷仁飾演的法律扶助律師，是很多社會大眾都不解的工作，為何要幫罪該萬死的殺人犯做辯護？吳慷仁自己都說，原本對類似案件就覺得加害者應該被「那個那個（接受法律制裁）」，接了這個角色之後，他坦言演出時還是很不能認同角色的想法，但他至少可以了解以及「理解」到，法扶律師是拿國家的錢，幫加害者辯護同時，也補足律法上的漏洞。
一個有理想的律師，滿腔熱血做着認為對法律有貢獻的工作，但是另一半能否理解呢？或許打着口號說「人權」時，妻子勉強能接受丈夫的工作；又但是，如果自己的小孩也差點陷入無差別殺人案的驚恐之中呢？「我」劇在前2集就立刻切入這個矛盾點，在理想與家庭和諧之間，你會選擇多長的「與惡的距離」？
賈靜雯與溫昇豪飾演的被害者家屬，編劇很巧妙的將兩人的工作安排為新聞媒體工作者，被外界視為「嗜血」的媒體，如何面對報導殺死兒子的兇手的相關報導？其實是很殘忍的。更巧妙的是，陳妤飾演的加害者家屬，頂頭上司竟然是賈靜雯飾演的被害者家屬，整齣劇的矛盾點瞬間糾結到不行，兩人後續對戲的張力，也成為該戲一大看點。
「我」劇相當寫實地拍出媒體搶新聞的一面，有時候，不是記者真的要「嗜血」，而是來自同業、長官、時間等各種壓力。當網友嘲諷地說着：「小時候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時，是否也真的了解了背後的緣由，而下的評論呢？這樣「與惡的距離」又是多少？
對很多藝人來說，「與惡的距離」可能是「與媒體的距離」吧，很多私事固然不想被報導、被大眾檢視，但這也是藝人在成為公眾人物之前，必須做好的心理準備之一，喜事、好事、作品要透過媒體宣傳，一體兩面的是，不好的事情也會透過媒體放送，這其實是很公平的。
對於知名度高、人生經歷也相當「精彩」的賈靜雯來說，生活被大眾關注是必然的，而她想必也有保護隱私、想「與惡（媒體）」保持「距離」的時候，例如私人婚禮不想被打擾、必須守護大女兒「梧桐妹」的肖像等等。但是這次賈靜雯偏偏扮演了一個拿捏報導分寸的媒體工作者，對於向來很了解媒體想知道些什麼事情的她來說，似乎是更加「了解」了，首映會上還幽了自己一默，而且是提出她過去最不想聊的第一段婚姻，直言自己「夫妻失和有經驗」，這一招不但給足媒體新聞點，也讓她成功地大大宣傳新戲。
《我》劇最常出現的slogan，是一句吳慷仁的台詞：「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依着這句對白，也表達全劇對於現下社會很重要的一個概念：「你可以和我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尊重你說話的權利。」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卻是很多深陷於網路世界、缺乏人情味與難以表達愛的很多現代人，難以做到的一件事，有時候，你的一句話、掌握的鍵盤也可能是「凶器」、是「與惡」最短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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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聯合新聞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