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印度不再支持巴勒斯坦　轉而站隊以色列？︱專家有話說

1947年，印度在聯合國大會上投票反對關於巴勒斯坦-以色列分治的決議。1974年，印度是第一個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作為巴勒斯坦民族唯一合法代表的非阿拉伯國家。印度也是1988年首批承認巴勒斯坦建國的國家之一。

以上這些歷史記錄都證明，印度長期以來與巴勒斯坦維持了密切的外交關係。另一方面，雖然印度在1950年就承認以色列建國，卻直到1992年才與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在那之前，歷屆印度政府很大程度上對同以色列交往保持沉默。

時間快進到2023年10月27日，同樣是印度，卻沒有在聯合國呼籲加沙地帶「人道主義停火」的決議中投支持票，而是選擇棄權。

就這樣，今天的印度已經明顯在加沙衝突中選邊站隊，站在以色列那一邊。印度每年向以色列購買價值約20億美元的武器，佔以色列軍火出口總額的30%以上。

本文獲《觀察者報》授權轉載，原文11月6日刊於「外交官」（The Diplomat）雜誌網站，原題「India Once Was a Strong Ally of Palestine. What Changed?」，作者為孟加拉國《商業標準報》專欄作家皮埃爾（Jannatul Naym Pieal），郭涵翻譯。

10月7日，在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進攻僅僅數小時後，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就成為世界首批對襲擊做出回應的領導人之一。他在社交媒體X（前身為Twitter）上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這次「恐怖襲擊」並宣布印度「在如此艱難的時刻支持以色列」。

雖然莫迪自2014年上任以來始終公開表達對以色列的支持，但這是他頭一次發出如此親以色列的回應，且後續沒有補充更加平衡的聲明。

華盛頓特區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WICS）南亞研究所所長庫格爾曼（Michael Kugelman）指出，這表明，印度如今採取了相比過去面對巴以衝突時更加明顯親以色列的立場。他還注意到，印度對呼籲停火的聯合國決議投下棄權票更多是出於外交政策的考慮，並非國內政治考慮。

「印度從反恐的視角看待當前（巴以）衝突，將以色列對加沙的攻擊視作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反恐行動不會因為人道主義停火而暫停。」庫格爾曼對《外交官》表示。

此外，自本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印度國內頻繁出現聲援以色列的集會，但支持巴勒斯坦的遊行活動卻不斷遭到打壓。親巴勒斯坦的抗議者也被印度政府盯上。印度右翼賬號是Instagram、臉書和X等社交網站上仇視巴勒斯坦人的假新聞的主要傳播者之一。

問題來了：印度政府及絕大多數印度民眾經歷了甚麼樣的轉變，以至於就算他們同樣經歷過殖民主義的殘酷無情，如今卻依然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屠戮？印度回應的態度究竟是關於「反擊恐怖主義」，還是另有隱情？

原因是多方面的，這既關乎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印度的興起和本屆印度政府的選舉議程，也涉及印度不惜一切代價同美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努力，還有關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終極目標——維持印度教教徒相對穆斯林至高無上的地位。

《敵意的家園：印度同以色列的新聯盟》（Hostile Homelands: The New Alliance Between India and Israel）一書的作者埃薩（Azad Essa）提到，印度始終被視作巴勒斯坦的朋友。但人們似乎忘記了，印度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會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抉擇。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度打造反殖民主義和支持巴勒斯坦的國家形象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這確保印度能夠穩定地從阿拉伯國家進口石油，並且使巴基斯坦無法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獲得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在那之後，當新德里試圖融入全球經濟並向美國靠攏時，它便開始與以色列走近。在莫迪的領導下，印以關係已經加速發展到了戰略夥伴關係的地步。

為紐約「中東眼」網站擔任記者的埃薩解釋道：「印度民眾被告知，支持以色列將令印度在成為一個『印度教至上國家』的同時，也被視作世界大國。換句話說，在支持以色列的印度人眼中，穆斯林和巴勒斯坦人是一回事：他們代表着落後、愛惹麻煩且蒙昧。這助長了印度國內的伊斯蘭恐懼症，也提供了新的醜化穆斯林的機會。」

然而，埃薩表示，並不是所有印度人都支持以色列。還是有許多人支持為巴勒斯坦人實現正義與民族自決。但在今天印度國內的政治氛圍下，他們很難公開表達聲援。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和平與衝突研究系主任、教授斯瓦因（Ashok Swain）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印度政府立場的轉變是源於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由於印度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政府影響，前者也傾向於散布更加敵視巴勒斯坦的言論。不過，斯瓦因相信，大多數印度人依然支持巴勒斯坦爭取獨立的鬥爭。

正如西方國家面臨的情況，在印度國內，關於是否應在不譴責哈馬斯的前提下支持巴勒斯坦立場，也出現了激烈爭論。斯瓦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倒是非常明確。

「沒有人能夠為殺害無辜平民或將他們扣為人質辯護。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只有站在反對哈馬斯的立場上才有資格批評以色列正在犯下的戰爭罪行。」他說。以色列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之一，這意味着在國際舞台上享受一定權利的同時，也要承擔責任。「因此，對以色列的批評並不一定需要建立在批評哈馬斯這樣的組織的基礎上。」

位於德里的資深記者兼研究員菲利波澤（Pamela Philipose）主張從更全面的視角看待這場衝突：「與其將以色列的行為視作是對哈馬斯的回應，重要的是將哈馬斯這個組織視作對數十年來明目張胆的以色列軍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回應。」

不過，對庫格爾曼來說，合乎情理的做法是同時譴責哈馬斯與以色列。「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孰先孰後的問題。當然，如果哈馬斯沒有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以色列也不會以現在的方式進攻加沙。」

印度政府對目前國際社會要求停火的呼籲無動於衷，背後也有選舉政治的影子。印度已經演變成一個「選舉專制」的國家，莫迪政權的首要任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贏得下一次大選。

斯瓦因解釋：「莫迪政府相信，只要加沙衝突持續下去，媒體的注意力就會被哈馬斯所吸引。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在印度社會內部進一步煽動伊斯蘭恐懼症的機會。」

菲利波澤也表示同意：「印度政府認為，通過將哈馬斯打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代表並體現自身對以色列的支持，他們可以推進其反伊斯蘭的政治議程並從中獲益。」此外，她認為印度「會將維護印以、印美關係當做最根本的外交優先事項」，這也導致了印度政府的親以色列立場。

許多人質疑，印度政府目前在加沙衝突中的立場是否會影響其對中東地區的整體外交政策。

莫迪政府已經同海灣阿拉伯國家與埃及建立了合作關係。如果加沙衝突持續，考慮到這些國家內部大幅升級的反以情緒，他們可能會被迫提升對巴勒斯坦的支持。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在繼續維持與具有重要戰略和經濟意義的中東國家的關係方面，印度可能會面臨挑戰。」斯瓦因說道。他同時強調，首先，印度與伊朗或其中東夥伴國家的關係本來就不算特別緊密。就算這會降低印度在金磚國家組織中的地位，印度在巴以衝突問題上的立場也是基於不同的目標。

首先，這可能有助於緩解西方對印度在烏克蘭衝突問題上維持同俄羅斯密切關係的擔憂。由於一名錫克教分離主義分子在加拿大境內被槍殺，印度同加拿大的關係近期迅速惡化，為此莫迪試圖尋求拜登的支持，避免西方集體公開譴責印度。

庫格爾曼認為，印度與阿拉伯夥伴國家的關係可能會面臨新挑戰。後者一直對印度在這場衝突中的立場感到不滿。因此，為了打消疑慮，新德里將嘗試安撫那些國家，強調會繼續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主張。這樣做對印度很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印度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也同印度的競爭對手中國有關。新德里意識到，從中國與伊朗結成戰略夥伴關係到近期中國斡旋沙特、伊朗間達成和解協議，北京正大幅提升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印度不能眼睜睜看着自己同阿拉伯國家關係受損的同時，令中國在同印度爭奪中東影響力的競爭中拔得頭籌。」庫格爾曼表示。

他還懷疑，印度政府可能正悄悄地同最親密的阿拉伯國傢伙伴——比如埃及、沙特和阿聯酋——進行密切接觸，確保那些國家相信「印度親以色列的立場是根植於對哈馬斯恐怖主義的反對，而不代表印度放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主張。」

而在斯瓦因眼中，印度年輕人對巴以衝突保持沉默這件事並不十分意外，巴勒斯坦人經歷的嚴重人道主義危機還是會持續很久。

「他們（印度年輕人）大多受到了印度教至上主義思想的影響。儘管失業和腐敗猖獗等重大挑戰影響着他們的現狀與未來，但印度的年輕人還沒有被動員起來就巴以衝突走上街頭抗議。」

另一方面，斯瓦因承認，猶太復國主義與印度教民族主義之間存在明顯的共性。在他看來，這兩種思想都追求一個基於宗教之上建立起來的國家，都把本國的軍事安全放在首位，且都傾向選擇強人領導而非民主領導。

埃薩也注意到印度教民族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在擴張主義、排外主義方面的許多相似性。這兩種運動都將印度和以色列描述成原生的印度教、猶太教文明，同樣都受到了外來者也就是穆斯林的「污染」。他們如今的雄心就是重現印度教國家與猶太教國家的昔日輝煌。

埃薩指出：「這兩個國家都對本國以外的領土抱有胃口。以色列稱之為『大以色列』（Eretz Israel），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稱之為『大婆羅多』（Akhand Bharat）。這意味着，當以色列通過猶太人定居點擴張領土的同時，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也對克什米爾地區有類似的野心，其強硬派則將目光放得更遠。」

雖然「大婆羅多」的概念尚只是一個空想，但它卻有助於在印度維護印度教教徒相對穆斯林的主宰地位。「在這種語境下，印度國內對以色列的支持屬於更廣泛層面伊斯蘭恐懼症的範疇。」斯瓦因說道。

「他們知道自己無法在現實中建立起『大婆羅多』。他們的目標是在象徵性的層面上贏得印度國內、海外僑民中那些接受了印度教排外思想民眾的支持。」菲利波澤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