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認識我，為何憎恨我？　黑人音樂家接觸3K黨化解仇恨

齊心消除種族歧視的想法未免有點兒「離地」，但美國一位朋友的經歷或可作為參考借鏡，告訴我們這絕非妙想天開。他，過去幾十年間親身參與極端組織「3K 黨」的聚會，並如嗜好般的和他們交朋結友。最終，他成功感染近200 名成員脫離組織，還獲對方送上組織的禮袍和面罩。
很簡單對吧？不過，重點是他是個黑人。

   大膽約見3K 黨高層

作為美國外交官之子，Daryl 童年時分別定居過幾個國家，體驗過多種文化。但直至他再次踏足美國家鄉，才首次真正的意識到種族歧視的問題。1968年4月，就在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被刺殺後數天，當時只有10歲的他開始察覺到社會大眾情緒和心態上的轉變。他憶述曾經在一次童軍巡遊活動上，遭到種族主義的圍觀途人投擲水樽、石塊等雜物襲擊。當時他不明所以，但其後的一些經歷令他逐漸明白到父母經常對他說的道理──總有人會因為黑人的身份而討厭他。

如夢初醒的Daryl開始對種族主義着迷，他花了數年時間閱讀一切有關種族主義的讀物，惟他仍感到不甚滿足。1983年一次演出無意間結識了一位3K黨成員，令他意識到了解這些極端狂熱份子的所思所想的最佳方法，就是透過與他們對話和花時間共處。於是，他作出一個驚天動地的決定，就是要寫作一本關於這個極端組織的著作。須知道，若早幾年作出這個決定的話會有一定風險。於是他請求這位新相識的朋友，代為邀約組織領導級人物Roger Kelly，這位地位僅次於最高領導、主要負責各州活動的第二把交椅，是組織的大人物。

或許這位白人至上組織的高層從未想過會面對象竟是個黑人，故欣然應約。會面安排在某個周日下午，於Silver Dollar Lounge的汽車旅館內進行。令人意外的是，Roger 未有因Daryl 黑人的身份而中止這次會面。這次成功的會面，除了令兩人建立深厚的友誼外，也為Daryl日後與這些白人至上主義者打交道奠下堅實的經驗和基礎。

此後，Daryl在數十年間參與過無數3K黨的活動和聚會，還親身旁觀過這個組織的一些傳統活動，如火燒十字架，這在Daryl以前的生活是從未發生過的。

「當你見到他們好像想通了一些事情，或者他們致電告訴你他們要退出組織，這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其實，Daryl從未想過要改變3K 黨成員一直信仰的理念，他只是在為自己找出心中問題的答案：「你連我都不認識，又如何要憎恨我？」而他唯一所做的就是，簡單的給他們機會了解自己，並且待人如己而已。他形容一切的改變都是出於他們自己，更謙稱：「是他們自己總結出這種仇恨的意識形態不能繼續下去。」不過，他也分享了過程中的心得和秘訣：「在修補我可能遭遇的種族分歧的縫隙時，音樂絕對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瓦解整個州的3K 黨

多年後，Roger 終選擇退出3K 黨，Daryl說：「他今天不再相信自己曾經說過的，而當他退出時，送給我他在組織內的禮袍和面罩，是組織中最高領導的一套禮袍。」沒錯，當時的Roger 已經是3K 黨的領袖，跟隨他退出的還有另外12 位成員。除了Roger，Daryl還和馬里蘭州兩名3K黨領袖Robert White及Chester Doles交朋友，最終同樣令二人退出組織。這個結果導致了馬里蘭州所有3K黨得以瓦解，可算是個驕人的成績。

「人類是習慣的動物，他們傾向抵抗，要花很長時間才會作出改變。因此他們(退出3K黨的人)嘗試告訴其他人改變的需要。看看美國在面對同樣問題時嘗試給其他國家的全部忠告，我們美國人自己卻不聽從這些勸告。」Daryl說：「美國十分傲慢，我們鼓勵其他國家領袖在與別國有不一致、爭執，甚至有意開戰前，雙方坐下來好好談判並作妥協；但我們這個國家竟然拒絕和我們的敵人這樣做。」

雖然Daryl的做法很有啟發性，但並不是全無爭議的；舉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人士就曾質疑過他選擇與白人至上主義者對話的做法，認為他根本是在浪費時間。另外，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也批評過他。Daryl不忿地道出當時的情況：「有個NAACP 的成員走來當面與我爭論，說他們很努力才爭取向前邁進了十步，說現在我與敵人坐下來晚餐，我便令他們倒退回二十步。」無法認同這種講法的他於是便戴上獲得的禮袍和面罩，並回敬對方說：「看，這是我對種族主義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有些人因坐下來和我晚餐及對話而摒棄了他們原來的種族主義信念，他們所贈送我的禮袍和面罩全都掛在我的衣櫃內。」他反問對方：「你們又收集了多少禮袍和面罩？」這樣一問，對方也就無話可說了，畢竟Daryl所做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給年輕人的忠告

誠然，一般人很難複製Daryl的做法，不僅是因為我們社會沒有類似的激進種族主義組織，還因為這些行為太過冒風險，也耗費太多時間。再者，時代不同了，人們不再花時間碰面，新一代情願透過社交媒體去接觸社會大眾。對於有意改變種族主義問題的新生代，Daryl 相信他們有正確的意圖，但憂心他們的方法或會玷污使命。他以自己的經驗作總結，他解釋花如此多的時間和「敵人」坐下來，而不是花在打擊白人至上主義的體系，原因在於：「你需要多管齊下，從前面、從側面、從後面、走後門，什麼都好。你不去改變體系背後的人是無法改變這個體系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與他們坐下來，並且得到成功。」

種族主義的成因可能十分複雜，也可能因地而異。但Daryl的事迹至少告訴我們，消除種族歧視未必如我們所想像般複雜，可以從每個人做起；而且，所需要做的其實簡單不過，就是嘗試打開隔膜、用心溝通，而非偏執的互相敵對仇視。而更重要的，透過Daryl，我們也許更清晰的知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正視種族主義的問題。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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