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足咁多爪」兼職 打散工還是企業家？
「斜撇世代」（Slash Generation）的成員，你我身邊總有一位。既是婚禮統籌師，本身懂得剪片，於是兼任婚禮「台、燈、聲」環節。沒有這麼多「好日」的時候，他則是名瑜伽導師，再有時間的話，就會透過應用程式平台兼職司機賺取外快。
對於工作，態度就像是一隻沒有腳的雀仔，到處留情，「百足咁多爪」是對斜撇世代最貼切的形容。這些人，部分稱自己為「微型企業家」，掌控着自己的時間與生活節奏，朝九晚五的工作早已不再是賺錢的唯一選擇。
隨着中介平台崛起，機構多寧願以散工模式將工作外判至外來勞動力。對於這個現象，不同國家有着不同的叫法。美國稱這為「Gig Economy」，驟聽看似是潮語，說穿了就是「散工正常化」；有些國家如英國及新西蘭，就稱這為「Zero Hour Contract」（零工合約）世代，即僱主並不會向你提供任何時數的工作保障，看似自由，其實不盡然。
很多經濟學家以至工會領袖，都相信二十世紀常見的「一份長工做到老」的模式已不復常見。而一直由僱主承擔的風險與成本，將慢慢轉嫁至勞動人口之中。
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的名句「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當潮漲時所有船隻都會隨之升高），用以形容當整體經濟都改善並出現增長時，社會內的各個參與者均同樣受惠，所以政府應當視改善整體經濟為當前要務。不少人，也就以此為Gig Economy辯護，工作的碎片化令到想工作的人都能因應最適合自己的時間開工，也是能令失業率下跌的原因。
不過，對自由市場及全球化持批判態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坦言，「與水漲船高的假設相反，水漲只能升高那些大型帆船，但同時很多小船卻因此擱淺。」
被迫投身散工經濟世代 各安天命
科技的發達令到自由工作者，不同平台的應運而生，將需要勞動力與能提供勞動力的人配對起來。很多人享受這種工作模式帶來的自由與彈性。 然而，能在這個大潮流中創出一片天的是幸運的一群，因為有一部分自由工作者並非在自願的情況下變成自由身，他們多是因為未能找到全職工作，被迫躋身進這個散工經濟世代。
叫車應用程式Uber以及剛於今年進軍香港的外賣應用程式Deliveroo就是以這種模式營運。就拿最近在英國倫敦掀起滿城風雨的Deliveroo為例，該公司倫敦北部工作的司機最近收到電郵通知，指他們現時的7英鎊時薪，完成每宗外賣再加1英鎊，將會由外賣次數取代；每次送出外賣，司機可獲得3.75英鎊。以一小時送兩單外賣計算，工人的薪金比英國生活工資（living wage）的9.4英鎊還要低。這班司機只有一星期時間考慮，不接受的結果就是無工開，是典型的「My way or the highway」的做法。
根據Deliveroo形容，這班司機其實是「企業家」，並非公司僱員。非正式僱員代表他們無法享受所有勞工法例規定的保障。但工會卻反駁「他們不是企業家，他們是騎電單車送外賣的人，若不是為Deliveroo工作，他們就是為Uber工作，他們只是在打兩份兼職。」
打散工或兼職工作的人數不尋常地高，因為他們根本找不到長工。
美記者親試散工經歷 感勞工地位低
為了深入了解Gig Economy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美國創業雜誌《Fast Company》記者克塞勒（Sarah Kessler）親歷了這個打工新潮流。「在這一個月，我成為了TaskRabbit、Postmates及Airbnb等企業口中的微型企業家。然而，事實卻與這些他們口中的勞工革命相去甚遠。我發現剩下的卻是不停努力工作，但人工卻很低，這個系統將勞工置於一個不利的位置。」
這種情況愈益惹人關注，美國聯儲局主席耶倫曾提到，「打散工或兼職工作的人數不尋常地高，因為他們根本找不到長工。」
這趨勢看似是科技與潮流的偶然結合，然而背後卻藏有一連串的社會現象。著名的沃頓商學院管理系的助理教授科布（Adam Cobb）認為，金融市場的價值觀對「輕資產」這種概念趨之若鶩，當一間公司能擁有愈少固定資產，這當然包括長期員工，市場將會對它作出獎勵。
與此同時，這個潮流的興起亦與新自由主義有着密切關係。在今屆美國總統初選時，撰寫不少分析文章力撐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經濟政綱、麻省大學經濟學家費利曼（Gerald Friedman）指這是企業欲削減薪金及員工福利的結果；這個招數更可令公司避過官司訴訟。
工人被移離社會保障網 僱主隻手遮天
在逾百年前羅斯福推行新政的年代，工人得到社會保障，而要打份長工的風氣亦在那時開始成為常態。然而，Gig Economy及零工合約的出現和普及改變了工作的性質。對於自由工作者，或散工工人被冠以「微型企業家」，費利曼則不以為然。他認為，這種巧立名目以讓人對此趨勢有正面感覺的舉動，「與個人主義的自由價值很一致」，亦忽視了Gig Economy對工人的壓迫與剝削。他認為對於那群沒有選擇的工人而言，他們並不想打散工。
勞方與資方的關係本來就不平等，現代社會花了很多時間立法規管以保障勞工權益。然而，零工合約的出現，將工人移離社會的保障網，令他們直接暴露於階級化以及割喉式的資本主義底下，僱主在勞工市場的權力因此急速擴張。
情況在歐美國家最為嚴重。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克茨（Lawrence F. Katz）及普林斯頓大學的克魯格（Alan B. Krueger）數月前公布了題為《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在過去十年的淨職位增長，全屬非典型工作，包括獨立契約工及臨時工等等。至於傳統的全職工作職位，曾在這期間下跌40萬份。
驟眼看，很多散工都提供不錯的時薪或工資，但當將所花時間及開支等等計算入內後，淨收入並不如第一感覺般可觀。美國華盛頓智庫經濟及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創辦人貝克（Dean Baker），就散工經濟發表了多篇文章及報告，「當你認真計算，就會發覺當中很多人的收入均低於最低工資。」
打散工也要組工會 爭合理權益
在一個疲弱的勞工市場，工人能夠收到的薪金可以低得沒有底線。「這對薪金造成巨大的下行壓力，是個悲慘的故事。」貝克解釋道。「愈做愈窮」以及「今日唔知聽日事」成為這班被迫打散工的人的心聲，這種不確定性會令人長期處於壓力之下。
沒有長期穩定工作的勞動人口正在慢慢增加。美國現時約有5,300萬勞動人口，當中將近三分一是自由工作者。另有研究顯示，在短短的4年後、2020年的美國，將有四成勞動力會是自由身的散工組成。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亦對此現象表達關注，她指出現時的醫療、退休保障及勞工法都有更新的需要。她的建議有些僅適用於美國，但也有部分建議值得香港參考。華倫認為一定要讓這批打散工的工人有組織團體的機會，好令他們可以透過集體談判爭取應得的利益。英國勞工經濟學家施坦丁（Guy Standing）坦言，勞資雙方的關係愈來愈不對等，打散工的工人更加需要有正式的保障。
在英語國家之中，最為先進的可說是新西蘭，該國於今年三月通過法案，禁止僱主再以「零工合約」聘請工人。至於美國西雅圖是startup搖籃，該市去年12月就Uber司機有權組織工會立法，成為美國首個城市就有關保障立法，讓工人在與僱主討論福利時能夠增加議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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