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式金牌至上　日本借鑑英模式　東京奧運挑戰中國

里約奧運落幕，中國獎牌成績倒退，獎牌榜屈居第三，內地輿論對個別成績倒退明顯的項目如體操等等，雖不乏批評之聲，但不少評論似乎也認為，這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過去金牌至上的舊思維其實應該改變。退役體操運動員劉璇就認為，公眾的態度確是有了一些變化，「從以前純粹看作是為國爭光的比賽、競技和任務，慢慢開始轉變到能以一個更加輕鬆開放的心態去看待和享受奧運」。

毫無疑問，中國過去廿多年來的「金牌至上」國家政策，正出現着調整變化。去年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宣布全運會不再公布各省金牌、獎牌和排行榜，以期改變金牌至上政績觀扭曲體育精神和衍生各式腐敗問題，雖然有評論質疑其成效，但總算是嘗試改革求變；至於今年國家對奧運金牌現金獎勵大幅縮水，由上屆50萬元人民幣降至20萬元，也確實體現了金牌至上觀念的調整。

不過在內地網絡論壇上，仍然可以見到有網民對中國隊獎牌大減表示失望和批評的聲音。官方新華社上周在社交媒體上的一則發文「開什麼玩笑？一個排名從未超過中國的國家（英國）就要超過我們了」，除了相當失禮之外，也反映金牌至上觀念不易全面扭轉。紐約時報最近就指出，隨着下屆奧運將於東京舉行，無論是民間還是中國當局，都有可能再度出現必須爭金壓倒日本的聲音和壓力。只要奧運會一日仍是大國間「宣揚國威」的競爭遊戲，金牌至上意識就必然很容易在國族主義推波助瀾下掀起。

當然，金牌至上主義現象，絕對不獨是中國所有，英國也好、日本也好，其實無一例外，只不過在國際傳媒論述中，甚少評論會認真探討這種由富國政府所推動的資本主義式金牌至上主義。英國政府過去廿年透過國家彩票局變相向民間「集資」，將數以億鎊計的彩票收入，撥予英國體育局去搞精英體育，目標就是要爭取最多的奧運獎牌，只有那些有潛質贏取獎牌的項目，才會獲得豐厚資助。

日本的精英體育制度，明顯也借鑑了英國的一套。除了1990年成立、獲政府注資250億日圓的體育推擴基金，日本當局也於2001年成立了體育推擴彩票(toto)，增加財源去催谷精英體育，模式跟英國國家彩票局的做法頗有相近之處（toto彩票收益的三分之二會用於資助體育項目，其餘三分一撥歸日本國庫）。

2009年，日本體育委員會（JSC）還跟英國體育局（UK Sport）建立了交流關係，就如何落實、管理和提升精英體育表現系統進行探討。2013年，雙方更簽署正式協議，合作提高兩國的精英體育競技水平。根據協議，雙方會就競技項目撥款資助、科研創新配套、精英運動員訓練中心的管理、選手優異表現評估等，加強意見交流合作。

事實上，早於本世紀初，日本奧委會就發表了「國際競技力向上戰略」報告，開宗明義地提出「JOC Gold Plan」（日本奧委會金計劃）。及至2008年，日本奧委會更進一步成立了JOC精英學院計劃，專門培訓年青運動員，當局從全國各地招攬有潛質的少年，由頂級教練指導栽培成國際級運動員。這所體育精英學院八成財源就是由JSC透過出售足球彩票收益所提供的補貼，至於餘下兩成則由日本奧委會的基金提供。

為免令人聯想到社會主義國家式的「舉國體制」，無論是英方還是日方，都總愛強調他們的精英運動員栽培制度，並不是以納稅人的錢去支撐，年輕運動員的訓練也重視人性化。例如JOC精英學院就強調不會忽略運動員的學業，他們一樣有機會上英語課等，惟英文日本時報直言，學員們放在體育項目上的時間，仍是壓倒性的，每天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受訓。

事實上，雖然英國和日本的發展精英體育制度，表面上不是直接動用納稅人的錢，但其本質都是由國家主導，透過政策介入去分配資源，提升本國運動員在國際體壇的競爭力。英文日本時報在談論日本的精英體育策略時，就強調「透過國家政策栽培奧運級運動員，已是全球大趨勢，對日本這類國家來說更可能是必須」，因為日本運動員的體格大抵上「並不具有特別天賦」。報道還指出，澳洲正是其中一個透過國策去谷奧運獎牌的最佳例子，早在1981年就成立國家體育訓練中心(AIS)，去栽培精英選手。

不過日本民間也有批評聲音，質疑國家不惜一擲千金栽培精英運動員爭奪獎牌的做法。日本著名體育記者Masaru Ogawa兩年前就曾在東京新聞的專欄撰文，詰問政府應否牽頭推動「獎牌為先」政策，認為「側重強調有望奪牌的項目，不會促成豐富的體育文化。我不認為政府的角色，是盯住奧運獎牌榜」。可是在民族主義和國家榮耀當頭下，這種聲音顯然只是少數。

日本方面已定出希望在2020年東京奧運中，躋身獎牌榜三甲的目標（上屆和今屆日本分別排第11和第6），與中國的競爭勢必益趨激烈。隨着愈來愈多國家採取形形式式的奧運獎牌至上主義政策、紛紛積極投入這場宣揚國威的國族主義遊戲，中國能否真的放下金牌至上主義的誘惑，還得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