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一個發明了返工？ 　政府設「基本收入」再掀討論

Work-life balance，不少人念茲在茲，但現實總是殘酷。每天都沒了沒完，那份疲倦，由心底發出。問世間，工作為何物，直教人沒了生活。
如果，政府每個月都給我們派錢，又會如何？到時候，我們不用再為口奔馳，可以做想做的事。這個看似異想天開的做法，通常稱之為「基本收入」。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多人探討是否可行。就在上個月，瑞士人為此發起了一場全民公投；加拿大安大略省也為派錢留預算，荷蘭更有城市將會在半年後就試行。
不論是基本收入，還是最低工資或標準工時，現代人願望其實都很基本：生活，而非只是生存。

在歐洲一處岸邊，一男子走在路上，衣冠楚楚。他旅行途經此處。向海邊一望，看見一名漁夫在船上打瞌睡。這遊人上前問他：「你為什麼不幹活呢？」漁夫答：「我早上已經打到魚，足夠了。」

遊人滔滔地說，多了的魚可以拿去市場賣，然後多買艘船，做一門大生意，賺更多的錢。漁夫問：「然後呢？」遊人答：「然後你就可以優哉游哉，坐在岸邊享受日落，品味人生。」漁夫說：「我現在正是這樣。」遊人頓時語塞，默然離去，心裏思忖着剛才的對話。

工作為了生活，還是工作就是生活？

不愧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伯爾（Heinrich Böll）在1963年寫的這個故事，內容雖短，但智慧可大。多年以來，不少人借其神髓一再改編，轉載又轉載。有時是銀行家遇上漁夫，又或是美國商人與墨西哥漁夫，但萬變不離其宗。

伯爾的故事令人重新思考，問題不只是工作多或生活少，而是工作與生活應該是什麼關係。

工作對大部分人來說，就是為了滿足生活所需，正如《聖經》中的亞當要「汗流滿面才得餬口」。這相信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的常態。從澳洲北部的土著Yir Yoront身上，也可略窺一二。在1903年與歐洲傳教士接觸以前，他們仍停留在石斧層次，保留了原始生活。這族人一星期有兩至三天都會用來打獵，維持生活所需，其餘時間則用來互相認識，跳舞為樂。

雖然在外人眼中，打獵就是他們的工作；但對土著來說，打獵卻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連工作與生活二分的概念也沒有。

正如伯爾筆下的漁夫，打魚就是他的生活。但若果他聽從了遊人的建議，賣魚、置船、做生意，打魚或許就成為了他的工作，要為錢奔馳。

工作性質的演變，在歷史上一個明顯的例子，要數英格蘭在18世紀的圈地運動。當時海上航道開通，加上發現美洲大陸，英格蘭人發現將羊毛賣到海外，有利可圖。

於是不少富農大規模圈地為己有，以商業運作模式僱用農民，另有不少人被迫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成為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作原本就是生活，中外皆是。但歷史發展下來，商業邏輯成為主宰之後，工作就不再是生活一部分。

當金錢不是花在人的生活上，而是用來賺取更多金錢的時候，這稱之為「資本」。

未來的人不用再花長時間工作。相信在1930年代的一世紀之後，亦即是2030年，我們都能夠活得休閒，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知足常樂還是工作才能快樂？

要抗衡資本，不少人都會說關鍵在於知足，包括英國的史紀德斯基父子（Skidelskys）。一個經濟學家、一個專研哲學，他們在2012年合著《多少才滿足》，主張人生不能無止境地工作，無窮盡地賺錢。兩父子提出健康、友誼、尊重、閒暇等七件事，才應是人生值得追求的目的。

聽來很理想，卻是知易行難。對於很多人而言，衣、食、住、行樣樣要錢，無汗出又如何有糧出？亞里士多德說：「忙碌為了休閒，休閒帶來幸福」；廣東人說：「辛苦得來自在食」；對於不少打工仔而言，辛勞工作只為飛──到外地旅行。但十天八日後，我們還是要重回現實。對他們來說，工作本身不具意義，只是為了別的原因。哲學家稱這為工具價值，與自身價值相對。

但問題是原本只是工具的金錢，往往卻成為了不少人的目的本身，工作原本為了生活，現在生活卻只為了工作。這種現象，馬克思以「異化」二字來形容，淺白來說就是本末倒置。所謂異化的生活經驗，香港人絕不陌生。「有返工，無放工」，時間都花在公司，下班後多睡數小時，又是時候上班。在瑞士銀行去年調查中，香港以每周平均工作50小時多，冠絕全球71個城市，比平均數36小時更是多出一大截。當工作支配人生，人就如同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將巨石推上山頂後，滾下來，再推上去，永無止境。

以重重複複的動作延續生命，只能算是勞動。以前工匠所作的，有始、有終、有一件成品，那才是工作。

政府保證基本收入　解開工作枷鎖

要解脫，只在心態上知足未必管用，有人認為可以從根本入手，嘗試將巨石挪開。但若不工作，人又如何去旅行，怎可吃得好？「基本收入」或許幫得上忙。這理念的變奏有不少，但主調都是由政府直接派錢。可以是一筆過派錢以後，政府便不再提供教育、醫療等福利，全由民眾用者自付；又有政府會設定入息界線，集中幫助窮人。有了這筆基本收入之後，民眾便不用再「睇錢份上」營役，為了過活而做不喜歡的工作。相反他們有經濟能力和更多時間來追求自己的興趣，踢足球好，玩音樂好，從事藝術也好。

瑞士在上個月就此舉行公投，雖然沒有指明基本收入金額，但有人倡議每名公民每月可獲發2,500瑞士法郎（約2萬港元）。反對聲音抨擊這是「馬克思主義美夢」，認為政府將會開支大增，而且不少懶人或會不再工作，只靠派錢過活。最後逾七成選民投下反對票，瑞士無緣成為第一個實行基本收入保障的國家。

的確有很多問題值得考慮，經濟生產不多的時候，政府是否還能持續派錢也成疑。但問題其實未必在於可不可行，而是社會有沒有給予機會一試。加拿大安大略省就決定不再紙上談兵，在今年的財政預算率先宣布先導計劃。具體做法雖未敲定，但政府可能會劃定年薪底線，為低收入人士補貼差額。荷蘭的烏德勒支更打算在明年一月一日推行基本收入方案，實驗政策是否可行。

就算此路不通，要在異化的資本社會中尋回工作意義，當然還有方法，就是令工作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有其自身價值，推大石就不再是苦差事。不少人即使只得小本也愛創業，一展所長，所做的事就是所鍾愛的事。換個角度看，就像昔日的農民自給自足，或是工匠製作生活家具，工作與人本有內在關係，從不脫離生活本身。

如果每天工作只是四小時，生活又會是怎麼樣？可以與朋友見面，跟家人共敍天倫，還有行街、看電影、學外語、買菜下廚。上世紀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短文《閑散頌》中，認為八小時工作可減至四小時，既不會無聊，同時能留有時間生活。

如此的Work-life balance，相信對不少人都是夢寐以求，但也是遙不可及。要工作「恰如其分」，不「喧賓奪主」，或許還要從根本入手，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質，甚至改變社會的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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