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登陸韓國廿載　三星風光難掩極端貧富懸殊

若說希臘近年成為了IMF和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其實韓國早在20年前已吃盡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苦頭。雖然早於本世紀初韓國已走出了1997年金融風暴的困境，還清了IMF的債務，可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迹，已永遠改變。引用韓聯社和學者的說法，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在IMF等敦促下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之路。表面上，韓國近年似乎很風光，三星等品牌更變得家傳戶曉，但背後的代價，其實是貧富懸殊急速加劇，並誕生了一個充滿惶恐不安的中下階層。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時45歲的沈先生（譯音）是首爾一間頗具規模的貿易公司行政高層。然而，一場風暴，令其公司與數以千計其他韓國企業一樣，走上了破產之路，他也失去了工作。

韓民口中的「IMF危機」

雖然他之後努力找工作，又去上政府安排的就業再培訓計劃，仍處處碰壁，堂堂一名行政高層，結果淪落到要去首爾市郊當大廈看更。十年過去，沈先生憶起這段往事時，仍說「每當想起這場IMF危機，我仍然感到很不安」。在IMF的580億美元緊急貸款援助下，雖然韓國度過了財政難關，但代價卻是強行吞下IMF所開出的緊縮經濟和開放市場等典型新自由主義政策藥方，導致數以萬計工人失業破產。

事實上，對於亞洲金融風暴，很多韓國人更慣用的稱呼，其實是「IMF危機」，因為IMF當年所強加到韓國身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摧毀了不少人的生計，更導致了韓國社會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

韓國經濟學者李弼商早在2007年就指出，「韓國雖從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但卻衍生了另一種危機——經濟兩極化」。

9年過去，今時今日韓國經濟兩極化現象似乎只有變本加厲而沒有改善，甚至成為了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眾工業發達國家中，第二個經濟最不平等的國家。

韓貧富懸殊發達國居次

紐約州立大學助理教授李允京（Yoon Kyung Lee） 去年就撰文指出，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之路，令到韓國的財閥有機會發展成環球巨企，佔去很大一部分的國民財富，但與此同時，中產階級卻出現萎縮、勞工階級變得愈益碎片化和分層化，勞工市場的去規管化措施，令兩大類最受打擊的工人，形成了一個新的社會底層 （underclass）， 他們包括了低收入的自僱者，以及規外工人 （irregular workers，意即未能享有全面法定勞工福利的工人，包括短期合約工人和外判工等）。他們的共同生活特徵，就是低收入、缺乏就業安全，也缺乏社會保障，難在社會中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隨着資本市場去監管化，國家監管權力縮減、財閥巨企謀求全球化，韓國的資本力量變得愈益巨大和集中，全國十大財閥巨企資產總值，由2003年佔GDP的48%，升至2012年的84%。

財閥坐大　勞工遭剝削

李允京指出，這個朝不保夕的新勞工低下階層的出現，與財閥對勞工政策的影響力愈益膨脹有關。隨着資本市場去監管化，國家監管權力縮減、財閥巨企謀求全球化，韓國的資本力量變得愈益巨大和集中，全國十大財閥巨企資產總值，由2003年佔GDP的48%，升至2012年的84%。「財閥運用其經濟權力去影響民選政客、國家檢察人員和主流媒體，去塑造對勞工市場和減少社會保障的政策方向」。

左翼未能提出新思維替代

與此同時，財閥巨企變得更依賴外判去削減成本，中小企為了爭逐財閥巨企的外判合約，只好競相削減勞工成本，多聘短期合約工人等。至於，韓國工會也不爭氣，未能維護勞工權益，政壇中也缺乏親勞工政黨，令問題變本加厲。

李允京最後一點的分析，其實也正好點出了世界各地左翼運動當前所面臨的不足和困局。

正如英國著名左翼作家莫比奧特（George Monbiot）指出，自金融海嘯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種種不足和弊端，已充分暴露於人前，就像共產主義般面臨破產，可是這套殭屍教條至今仍然死而不僵，原因之一就是很多既得利益者仍在為它背書，而左翼也不爭氣，未能拋出另一個選擇，一如1970年代凱恩斯主義政策陷入困境時，新自由主義者可即時趁勢取而代之。思索一套真正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主張，無疑是經濟學者們當前的一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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