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赤裸的年代　誰為私隱定分界？

激起千重浪的一石，由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投出。調查去年加州槍擊案的人員取得槍手的iPhone 5C，不過私隱設定10次錯入密碼會資料全毀，令他們束手無策，得物無所用。入稟地方法院的FBI二月請出尚方寶劍「全令狀法」，下令蘋果公司研發程式，容許他們無限次試密碼。不過蘋果總裁庫克（Tim Cook）不買帳，狠批當局侵犯普通用戶私隱。庫克認為一旦開發FBI所要的程式，將會「等同癌細胞」，置其他iPhone於風險之中。

對簿公堂，原本以為要上演一場大鬥法，豈知劇情峰迴路轉，FBI在第三方協助下解開槍手iPhone，不再需要蘋果公司協助，於是撤銷訴訟。盛傳得以色列公司Cellebrite相助的FBI既取得資料，高舉私隱優於一切的蘋果亦不用屈服，似乎是大團圓結局。不過官司結束，卻不代表科技私隱的張力就能消解。直指訴訟案「根本不應出現」的蘋果，聲言會知道當局的解鎖方法，堵塞漏洞，令iPhone保安更密不可侵；另一邊廂FBI又同意為阿肯色州政府解鎖謀殺案兇手iPhone。

劇情發展下去，固然是科企與政府的博弈，但較之更重要的是蘋果解鎖案揭示出的社會現象——對私隱的看法甚至理解，原來含糊不清，莫衷一是。

人人都在談私隱　卻不求甚解

FBI取得法院支持之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訪問了1002名美國人，51%認為蘋果應要解鎖，反對的人亦有38%，大都是以保障私隱為由。社會不但沒有一致看法，問題是連怎樣才算保障私隱，其實人人的取態都甚不同。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社會學研究發現，有人會說「私隱無關重要，不在考慮之列」，年輕人更認為要在Facebook上分享個人生活，才能建立身分，與別不同。但成年受訪者對銀行帳戶等資料都很小心，為免「火燒連環船」，甚至有人擁有多達40個網上密碼，要開一個文件檔記錄下來。不過即使是「小心派」的受訪者，對通話資料的處理也很不謹慎，反映出他們對私隱的態度含混不清。

美國哲學家佩里（John Perry）指出，私隱兩個面向的共通點在於，都關乎歸根究底其實何之為人。佩里認為人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亦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活動，為了守護人的獨特及自主，所以人類需要私隱。但隨着GPS普及、攝錄鏡頭四處可見，科技奪去個人空間，英國巴斯大學資訊系統教授約翰遜（Adam Joinson）形容這現象為「電子擠塞」。

或許，令人意外的是，不少人似乎樂於擁擠，不介意日漸失去私隱。

老大哥在看着⋯⋯罪犯

最叫人失去私隱的，莫過於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下。由逾半世紀前的奧威爾小說《1984》，老大哥在看着所有人，到2002年的電影《未來報告》，用科技讀取民眾思想，罪犯未出手已經落網；到3年前斯諾登揭發美國中情局監聽計劃，可以大規模截取網民社交通訊。不少人心目中最威脅私隱的，從來都是政府。但在衡量利弊之時，私隱往往都不及社會安全重要，看閉路電視有多普及就知道。由地鐵到商場，巴士到商廈，總有鏡頭在左右，英國更以網絡規模大見稱。

事實上研究指出，多裝幾個監視鏡頭其實對打擊罪案的作用不大。以倫敦市為例，每1000部閉路電視才能逮捕一名罪犯。但有時又功不可沒，就如布魯塞爾恐襲中，機場閉路電視拍攝到三名疑兇；又或香港的劉進圖遇襲案，警方憑閉路電視追緝騎電單車的兩名疑犯。加上走在鏡頭之下感覺較安全，所以沒有誰會主張摒棄此做法。

不只是鏡頭，不少工作亦會以安全為名收集個人資料，特別是醫療記錄。去年德國之翼航班失事後，英國《泰晤士報》以《德國執著私隱讓致命機師駕駛》為題報道，直指空難釀成的原因，在於當地太過保障私隱，所以不知道肇事的副機師盧比茨（Andreas Lubitz）患有抑鬱，要服用心理治療的藥物。

在社交媒體披露愈多的人，愈渴望擁有私隱。原因在於他們分享自己，卻只換來一堆別人的資訊，而得不到真正的人際關係。

互聯網打通一切　便捷重於私隱

放棄一點私隱不但換來社會安全，更可以令生活方便。個人電腦記住不同網站的密碼，登入方便；大小檔案儲存在雲端之上，無論身在何處也能取用；GPS自動導航，不再擔心迷路。

近年更興起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各種物件都連接到互聯網收發訊息，只要一部智能手機在手，可以完全打通生活中的一切聯繫。身在公司，但想檢查家門有沒有鎖好或看看家中寵物，連線就可以；哪裏有位泊車，哪間餐廳有位吃飯，手機上一目了然。《物聯網革命》作者里夫金（Jeremy Rifkin）相信，21世紀雲端網絡連結生活所有層面，省卻不少功夫。

以前生活的一步路、一個動作，都只是一剎那的事，轉瞬即逝。但進入數碼化的生活，衣、食、住、行幾乎都留下了足跡。GPS可以記錄全日行蹤；用八達通一翻查，就知道乘車去哪裏或買了什麼。電子道路收費計劃亦會收集個人資料，計劃在1980年代的香港因為私隱問題而不可行，但今時今日，大部分汽車都安裝了GPS，沒有人會介意暴露位置，電子收費就自然變得可行，在月前諮詢公眾。

私隱的重要性，似乎在這個講求速度的世代，完全及不上方便與效率。美國機構Ponemon調查顯示，多數美國、歐洲及日本人認為物聯網的好處大過私隱問題，而且只要企業提供到價值幾美金的回報，大部分人都不介意披露姓名和電話號碼等基本個人資料。甚至乎較私人的健康狀況、消費記錄等，都不用60美元就願意乖乖交出。我們每天拱手相讓的個人私隱，恍如站在科技進步的對立面，不值堅持。

憂慮派以打劫為喻：要私隱抑或人性發展

私隱是否仍然重要，的確已受到不少人所質疑。在傳媒氾濫的今天，社會愈見透明，網民也愈來愈愛展示自己的生活。難怪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法律和哲學教授艾倫（Anita L. Allen）說，我們活在一個坦蕩蕩年代（Era of Revelation），甚至乎攝錄日常生活放上網也成為趨勢，她形容現今人人都在「私隱大贈送」。

不拘私隱，何傷大雅？不會少一塊肉，但喬治城大學法律系教授科恩（Julie E. Cohen）說，可以令人窒息。因為人在出生之前，社會和文化環境早已存在，所以無可避免要在特定處境之中成長。她認為私隱讓人「保留喘息空間」，作自己的個性發展。正如英國紐卡素大學的研究發現，餐廳的海報中只要有雙眼睛望向食客，都足以令他們結帳時多付兩倍小費。明知只是影像的眼睛如是，活在真正的社會目光之下，顯然人會更加自我審查，以配合主流。換言之失去私隱，可能令人難以實現自我，失去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所說的積極自由。

再者，分享得愈多個人私隱，可能愈不滿足。德國的媒體心理學教授特里佩特（Sabine Trepte）花了三年時間研究，得出一個弔詭的發現：在社交媒體披露愈多的人，愈渴望擁有私隱。原因在於他們分享自己，卻只換來一堆別人的資訊，而得不到真正的人際關係。心理學相信人際關係的建立有賴互相分享，調節自己披露多少私隱的心理。一旦人再沒有私隱可言，就難以再與人經營關係。

更值得憂慮的是，在社交媒體上，我們不但坦蕩於朋友間，更是在與企業分享私隱。Facebook、Google等網站有時會改動私隱條款，問用戶是否同意。表面上看似是自由決定，用或不用任君選擇。但網民原本已經建立社交網絡，若按「不同意」如同失去社交圈子。正如劫匪持刀問人「要錢或是要命」，其實沒有一個真正的選擇可言，Facebook等企業也在問「要私隱或是要人際關係」。哈佛大學法律教授萊西格（Lawrence Lessig）認為我們能享有多少私隱，其實都由撰寫程式的人決定。

媒體之所以要索取網民的個人資料，因為它們多靠廣告維生。以Google和Facebook為例，兩間巨擘來自廣告商的收入都超過九成。 而且每多一名用戶，Facebook就多9.45美元廣告收入（ARPU），Google的用戶更值45美元。

掌握大數據　更易塑造社會

愈多網民的個人資料，就愈能夠度身訂做宣傳策略。還有網絡追蹤器Cookies，由搜尋什麼資料，到逗留在哪個網站，媒體和Acxiom數據公司等都一一分析，瞄準出擊。難怪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說，我們的選擇都是由媒體塑造出來的（Manufacturing Consent）。

網絡公司計算點擊率，銀行統計客戶消費，連Google地圖街景拍攝車也在同時間收集不設密碼的WiFi，紐約大學傳播學教授尼森鮑姆（Helen Nissenbaum）形容，現今社會如同「大數據橫行」（Big Data Supremacy）。大數據雖然不會鎖定一個人的身分，但它象徵了一個私隱不獲重視的時代，個人資料隨處可以收集。當不懷好意之徒一小片一小片執拾起來，我們的身分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想像在一個更衣室裏，若然人人都赤身裸體，其實沒有人會感覺不自在。只是當其他人都有穿衣服，只有自己一人衣不蔽體，問題才會出現。芝加哥大學法律教授波斯納（Eric Posner）認為私隱亦然。走向開放的過程中，人們步伐不一所以才會出現問題。既然揚棄私隱便利生活，保障安全，社會就應該跟隨走在前沿的年輕人逐步開放。

又或者社會不是要全然放棄私隱，而是資訊開放的過程中，未能拿捏準確界線。美國傳播學者彼得羅尼茨（Sandra Petronio）以辯證法說明這個道理，放太多就要收，一正一反最後才能摸索出一合。

到底還要不要擁抱私隱，可能視乎世界是在線性走向大同，還是循環辯證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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