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脫歐」和「特朗普」？　 奧地利極右政黨「崛起」的另一面

奧地利今日（10月15日）提早舉行大選，年僅30歲的中間偏右人民黨（ÖVP）主席庫爾茨（Sebastian Kruz）極有可能擔任下任總理。自二戰結束後，人民黨與中間偏左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長期聯合執政，最新這一次合作已持續了十年。民眾顯然已厭倦了左右大聯盟的低效，有極右傾向的自由黨，民調持續高企，外界擔心他們於大選後成為執政聯盟一部分，有媒體更形容這是「特朗普」或「脫歐」再臨。然而，經過荷蘭懷爾德斯、法國馬林勒龐之後，或者是時候反思這種標籤，因為自由黨與上述二人，跟「脫歐」和「特朗普」有別，他們已在政壇多時，甚至有執政經驗，他們能帶來的改變其實是可控制和預測的。

我們生活的世界無疑是個標籤的年代，人為了追逐最有效的傳遞方式，用上最鮮明的標籤來惹人注目。標籤帶來的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但自2016年起，歐美媒體喜歡用「脫歐」及「特朗普」這兩個標籤，前者代表着極右崛起，後者則代表政治人物個性張狂，「脫歐」和「特朗普」的氾濫讓人忘記其本意，奧地利最近的政局變化就是一例。

向來以沉悶見稱的奧地利政壇，最近風雲變色。原中間偏右人民黨主席、兼副總理米特雷納（Reinhold Mitterlehner）於5月10日請辭，並指「在此情勢下，聯合政府根本無法運作」。接替他的是人民黨的新星，年僅31歲的庫爾茨。這位現任外交部長曾放言，「相信提早選舉是正確的方向」，如今他可望成為歐洲最年輕的政府首腦，而一般預計，未來奧地利政局將不會再由左右大聯盟主導，將會出現一股新氣象。

然而，這股「新氣象」將不會是外界所樂見的，因為極右自由黨（FPÖ）在民調的支持率達26%，很有可能在大選後成為政府一部分，因為人民黨與中間偏左社民黨（SPÖ）的隔閡甚深，兩黨已無法組成「左右大聯盟」，無論任何一主流政黨得票最多，都難以避免與自由黨合組政府。從自由黨的極右、疑歐的傾向來說，難免令民眾想起至今令許多人擔驚受怕的「脫歐公投」。

無可否認，自由黨是個不折不扣的右翼甚至極右政黨。它在成立之初吸納了由一班在二戰後被主流摒棄的前納粹黨員組成的獨立聯盟（League of Independents）。自由黨還是大德意志人民黨（Greater German People’s Party）的繼承者，該黨正是二戰前最大的德意志民族政黨，其反猶理論幾乎與納粹黨無異。所以去年總統大選時，有人就曾舉着「總統府不要納粹」的標語示威，反對自由黨候選人霍費爾（Norbert Hofer）入主總統府。而要把他們排除於政府外，亦是奧地利長年出現左右大聯盟的原因之一。

自由黨的立黨原則，亦與奧地利政府於二戰後希望建立的國家認同有異，因此他們與「脫歐」及「特朗普」等扯上關係。作為德語系國家的奧地利，在二戰期間可算作納粹德國的幫兇，戰後奧地利對此段歷史非常敏感，盡力建立「奧地利人」的民族認同。但自由黨不同，他們在黨綱內擁抱「泛德意志主義」，認為奧地利人作為一個民族，其根就在德國文化遺產，而移民湧入奧地利的結果，就是沖淡了奧地利人作為德國人的身分認同，亦對奧地利人融入移民的能力構成壓力。

另外，自由黨在黨綱上亦特別指明，奧地利的文化及思想特質，主要是來自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建構出來的文化及價值傳承，這些文化和價值亦適用於非基督徒及非信徒。多元文化似乎並不為自由黨所喜，與以往奧匈帝國的光輝日子大為不同。

自由黨所背負的納粹及排外罪孽，是政敵攻擊他們時，最容易找到的弱點，亦是最致命的弱點，但這在千禧年前開始出現變化，原因在於他們擁有了一位極具魅力的領袖 – 海德爾（Jorg Haider），改變了黨的形象及政策重點，使愈來愈多人轉投自由黨。海德爾在1986年擔任自由黨黨魁，憑「敢言」及明星般的外貌，海德爾當時就被奧地利媒體冠以（Wunderkid）的外號（值得一提，庫爾茨現在也被稱為「神童」（Wunderwuzzi））。

海德爾本人的言論其實充滿爭議。他的名聲建立在奧地利與斯洛文尼亞接壤的地區克恩頓邦（Carinthia）。上世紀70年代，他在當地宣揚反斯洛文尼亞人的思想，在90年代又發起「奧地利優先」運動，希望以公投改變奧地利的移民及難民庇護政策。他更曾形容納粹統治為「不錯」（Anständig），又指集中營是勞役營（Straflager），取悅前納粹德國軍人，受到各界批評。

在歐洲問題方面， 自由黨更沒有一個堅定立場。海德爾從政早期力排眾議，支持奧地利加入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歐盟前身），但到整個政壇都傾向加入時，他卻反對國加入歐共體，指該組織是「來自布魯塞爾的黑手黨」。到1999年時，他又支持奧地利加入歐盟。

為海德爾在1999年贏得全國26.91%選民支持的卻非極右言論，而是他採取類近美國當時盛行的新保守主義政策，在支持經濟自由同時，卻在社會政策上保守，長年在維也納外交學院工作的政治系教授薩利（Melanie Sully）更指，海德爾的政綱與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改革相似。這亦是自由黨近20年後再度崛起，標籤為「脫歐」和「特朗普」再臨的問題之一，真正的自由黨遠比排外、納粹、疑歐等標籤複雜。

英國《金融時報》一篇關於今次大選的報道，就反映了簡單標籤的問題。5月18 日，《金融時報》指「極右民粹主義正從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文中所指的正是奧地利，但對很多奧地利政治的觀察者來說，奧地利政壇出現變卦，早就在預料之中，因為奧地利民眾早就不滿「左右大聯盟」政府，認為它低效，亦厭倦了各部長之間的角力，讓國家寸步難行。

自由黨的崛起對歐洲來說，亦理應不是意想不到，因為政黨早在海德爾領導下，成為奧地利的主要政黨。同時，自由黨在民調的支持率自2014年起，已能與聯合執政的人民黨及社民黨不相上下，所以它的「崛起」並非一朝一夕，在千禧年後多次國會選舉中，由現任黨魁斯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領導的自由黨，長期是國內第3大或第4大黨，議席數量亦由2002年的18個逐步爬升到2013年的40個，與最大黨社民黨僅差12席。去年總統大選結果亦顯示，霍費爾能與前綠黨黨魁范德貝倫（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一爭長短，支持率有近五成。

就算自由黨最終重返政府，結果很可能也不會是「脫歐」或「特朗普」般，充滿破壞力，擾亂世界或歐洲格局。自由黨於1970年已開始進入國會，並以其關鍵少數地位，換取社民黨承諾改革選舉法，讓小黨更容易進入國會。在1983及1999年，就已分別與中間偏左社民黨及中間偏右的人民黨合組政府。在1999年自由黨更是以第二大黨的身分與人民黨合組政府，只是自由黨放棄當首相的權利，換來與第三大黨人民黨共同執政，並在10個部長職位中佔6個，當中不乏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司法部長等重要職位。

自由黨兩次執政記錄其實都不亮麗，第一次執政聯盟3年後就宣告瓦解，而第二次甫上台就遭歐盟14國、美國、以色列抵制。歐盟14國（當時只有14名成員國）更發出聲明，指不會與奧地利政府作任何雙邊接觸，時任歐盟外交事務專員彭定康，亦指歐盟對14國聲明表示了解，更指歐盟要捍衛自己的法律及規條，禁令最終維持了超過半年。可是，自由黨的執政紀錄也說明，這個黨派已向國民展示過能力，與「特朗普」及「脫歐」不同。

類似的情况亦能用於今年的法國及荷蘭大選中，馬林勒龐及懷爾德斯即使勝選，也很難像「脫歐」及特朗普當選般，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前者領導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早在2014年的市政選舉贏下12個城市，法國的政治制度賦予市長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國民陣線至今在地方及中央能帶來的改變，其實仍然有限。馬林勒龐在次輪總統選舉上，言詞亦不及以往激進，不再提出退出歐盟等政策，並大打工人牌，足以證明她在建制的枷鎖下，難以獨力反轉法國，更遑論國民大會選舉將會給她限制。

荷蘭的懷爾德斯也不是突然冒起的政客，他是國會內年資最深的議員之一，儘管他並非整個政治生涯都屬於荷蘭自由黨，而荷蘭政治的碎片化，保證了荷蘭無論如何都不會走「脫歐」及「特朗普」的道路。

保守主義開創者貝克（Edmund Burke）曾指，沒有些少改變方法的國家，就失去了保存自己的方法。奧地利長期由「左右大聯盟」執政，國家十多年來失去了前進的動力，但當改變的選擇是一個極右政黨時，未必等於奧地利變成「脫歐」的英國及選出特朗普的美國。相反，奧地利兩大政黨都曾為求權力與自由黨合作，歷史亦證明了自由黨能合理地與主流合作。在這一年多來，我們不斷聽到一些國家快將加入「脫歐」及「特朗普」的浪潮，其實實情並不一定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