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左翼輪流出局　學者告誡勿以難民作擋箭牌　少談空想多做實事

公平、公義、民主，是自19世紀後期世界各地中間偏左翼的Keywords。簡單而言，它們主張用經濟或社會干預達到這些keywords的理念，理想將一個最壞的時代變得更好，甚至最好。在資本主義盛行、貧富不均的時代，這些keywords聽起來格外順耳，俘虜不少人的心。
可是，再好聽的歌也有聽膩的一天。在歐洲近年的政治選舉中，不難發現公平、公義、民主的口號已經失去以往的號召力。德國的社民盟（SDP）、法國社會黨、意大利民主黨等等都分別在最近大選中現頹勢，被形容是「左翼退場」。為何它們的光環不再？
浸會大學歐洲及德國研究教授赫斯（Prof. Hans Werner Hess）向《香港01》討論社會民主派之死的種種原由。

上周日（24日）的德國大選，第二大黨的社民盟（SDP）支持度只有20.5%，比上屆少了超過5個百分點，成績是二戰後最差。不少分析指，領袖舒爾茨在德國的知名度始終不足，加上個人魅力亦未及其他政黨領袖，要為社民盟劣勢負上最大責任。

歐洲社會民主派步向頹局

然而，若將着眼點由德國，拉遠至整個歐洲，你會發現不少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都正經歷同一命運。

2000年時，歐盟15個成員國中，有10個成員國的政府由左翼坐陣。直到今日，28個成員國入面，只有6個歐盟國家的政府有左翼成員在位，而她們全部都是歐洲一些邊緣國家，包括馬耳他、葡萄牙、羅馬尼亞、瑞典、斯洛伐克和捷克。

除了德國這位歐洲老大外，二哥法國的社會黨亦現頹勢。社會黨代表前總統奧朗德大選前的民望跌至4%，成為首位放棄角逐連任的總統。另外，社會黨在過去的大選中派出的候選人哈蒙（Benoit Hamon）亦只得約6%得票率，比上屆得票少一成，令他們面子盡失。此外，意大利民主黨、荷蘭社會民主派等都正失去選民支持。

打不中選民心坎　社民派未能回應選民訴求

觀乎歐洲左翼普遍出現頹勢，當中或者揭示了比領袖魅力不足更大的原因。政治研究人員洛喬基（Timo Lochocki）分析指：「現時社會民主黨的核心主張，無法發揮很大的影響力。」意指它們已經無法回應選民轉變了的訴求。

那不是很奇怪嗎？自08年金融危機後，人們不是要求更有力的國家管治，以及希望資本主義死亡嗎？在整個歐洲，貧富懸殊不是很嚴重嗎？在這些背景前設下，不是應該有更多選民支持左翼，希望實踐公平、公義、民主嗎？

的確，左翼曾經戴上光環，影響着全世界的政治光譜。左翼過去所宣傳的主張，比起其他任何政治運動更成功在西歐紮根，甚至塑造整個西歐。他們的主張，包括社會福利國家、社會上層人士要為低層人士負責、任何人在社會上有平等機會，已經成為中產階層視為理所當然。

浸會大學歐洲及德國研究教授赫斯（Prof. Hans Werner Hess）提出，自二戰後開始，左翼建立了完整的社會保障系統，然而自1990年代後期至2000年早期，它們卻改變風向，同意新自由主義改革，削弱社會保障，使民心背向，於是選民用選票「懲罰他們」，促使「社會民主黨死亡」。

「哈茨改革」令德國變強　卻惹國民厭棄？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在2003年推出「哈茨改革」，削減失業人士的福利和社會保障，迫使他們積極尋找工作。政策將德國的失業率由約10%，大幅下降至近年約3%，外界都認為「哈茨改革」成功令德國由當年「歐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變成歐洲強國。然而代價是，國民討厭「哈茨改革」，間接令選民背向施羅德代表的社民盟（SDP）。

赫斯解釋，社會民主黨忽略了選民對社會及經濟保障的需要，令它的吸引力因此大減。且看SPD的舒爾茨，在政綱上經常強調社會公義，對於德國選民來說顯得陳腔濫調，空洞乏味，正如一位選民表示：「他經常提及社會公義和平等，但是非常模糊。到底怎樣才可變得更公義？」

難民是致命原因，還是「代罪羔羊」？

2013年，德國最關心的政治議題仍是失業率和工資。4年後，難民問題卻取而代之，成為政治焦點。柏林洪堡大學研究員Tarik Abou-Chadi分析指：「去年是難民議題鬧得最熱哄哄的時期，標誌着左翼的崩潰。」他指出，很多歐洲社會民主黨，都在難民議題上起分歧，使到各政黨對此避而不談。這種做法令更多選民改為支持立場鮮明的政黨，例如極右或極左翼。

法國社會黨亦同樣未能回應社會對難民問題的質疑和不滿。面對外來移民和恐怖襲擊等挑戰，傳統大黨社會黨和共和黨均苦無對策，許多年輕人因而傾向選擇同屬左翼的左翼黨梅朗雄與極右翼領袖馬林勒龐，希望為國家帶來新景象，重塑社會。專研法國政治的英國阿斯頓大學教授謝爾德斯（Jim Shields）便指出，「改變」是年輕一代支持馬林勒龐的一大關鍵因素，他們相信馬林勒龐是最可能破舊迎新的政治人物。

然而，赫斯極之反對這個看法，認為當出現人們不能理解的危機或現象時，人們傾向將這些事誘過於難民，等於將難民當成「代罪羔羊」。他指，社民派的沒落，其實與難民沒有直接或問接的因果關係，即是沒有難民危機出現，亦不代表社民派不會流失支持。

社民派政綱失焦　將選民推向極端派

近年科技發展令不少工種變為自動化，傳統行業萎縮是大勢所趨。根據統計顯示，超過七成的銀行工種將被自動化取代人手。不少傳統工人擔心自己飯碗不保，然而正如前文提過，政府削減社會措施保障失業人士，令他們對現狀感到憂慮不安。

左翼一向的選民重心是被剝削的工人。赫斯認為，左翼無法回應這些工人的社會不安，令極右派有機可乘。今屆德國大選，極右翼另類選項黨（AfD）成功搶奪50萬名SDP選民。AfD的策略就是利用這點，強化「所有事情都很美好，除了這批難民外」的意識，將經濟問題歸咎於難民危機，聲稱難民湧入搶奪國民飯碗。撇開反難民主張，AfD實際上沒有提出過任何解決問題的經濟方法。

法國的情況亦相似。部分立場比較左傾的法國人，不選擇社會黨，反而選擇同屬左派的左翼黨的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社會黨與左翼黨不同的是，梅朗雄走的是極左路線，「去得更盡」，高叫全民制憲，還政於民，有錢人交百份百稅，打開大門歡迎難民的口號，反而殺出一條血路。

英國工黨是歐洲左翼的奇芭

或者，英國工黨可以成為歐洲左翼的範例。在今年六月的大選中，英國工黨的總得票率達到四成，在下議院650席中贏得262席，較之前多了30席。沒人預計到，帶領工黨的郝爾彬以一個徹頭徹尾的「左膠」姿態，將首相貝理雅（Anthony Blair）20年前帶領工黨重奪的中間路線扯向極左。

在今屆大選中，郝爾彬主張反全球化、反核、反戰、反君主制，以至提倡將鐵路、巴士等國有化，甚至主張大學教育免費、大幅提高富人稅等，被評為逾30年來最左政綱。然而，英國國內貧富差距日益加劇。去年有調查指，英國最富有的1%人口所擁有的財富，是最貧窮的五分之一人口擁有的財富的20多倍，不少基層藍領的工資增長已停滯多年。而且，英國的年輕族群亦未能分享相應的經濟成果，年輕人失業率逾一成，較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有多。

郝爾彬的「極左」主張，對基層、年輕人來說格外入聽。德國《明鏡》周刊認為，貝理雅背叛了工黨原來的社會主義理念，走上「第三條道路」，如今郝爾彬的意外勝利正好反映人們對貝理雅的厭棄，正如德國人厭棄施羅德一樣。

左翼各自籌謀出路

除了走向極左，歐洲各個左翼政黨亦尋求其他出路。今次德國大選，SDP的得票只有兩成多，舒爾茨形容是「沉重的損失」。SDP為了挽救頹勢，表明其黨不會與默克爾組成聯合政府，放棄未來4年做隻「跛腳鴨」，寧做反對派領袖。這個可能是德國社會民主派未來的出路。

除了德國，丹麥的左派大膽表示願意與右翼政黨合作，保留與右翼人民黨組成聯合政府的可能性。39歲的丹麥社會民主派領袖主席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決定向政治現實低頭，由保護工人權益的定位，轉移到保護任何弱勢或被剝削的人，說：「如果社會民主派人士，未能夠吸納那些會受未來挑戰，和社會發展所影響最深的人的話，我們不是真正的社會民主黨。」

歐洲左翼未來能否一洗頹氣，重現昔日影响社會方向之勢，乃是未知之數。也許到頭來答案可能很簡單，正如哥本哈根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內德加（Prof PeterNedergaard）所言：「作為一個社會民主黨，最重要的是能否為人民正面對的困難，找出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