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健康碼存在限制個人權益　北大教授：徹底退出勢在必行

內地防疫「新十條」措施發布之後，多地相繼取消出入公共場所查驗健康碼的要求，「通信行程碼」亦在服務了1034天之後下線。
《上海法治報》周五（23日）刊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錫鋅的評論文章，稱隨著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調整，健康碼徹底退出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

文章指，健康碼將數字技術嵌入社會治理，是技術權力與國家權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樣本，不過「黃碼」、「紅碼」、「彈窗」近三年來成為很多人焦慮不安的生活體驗，今後無疑也將成為最深刻的全民集體記憶。

文章認為，健康碼通過採集個人身份信息、疫苗接種、核酸檢測、場所等行程軌跡信息，集合大數據分析，對個人疫情傳播風險進行畫像，做出相關自動化決定。基於這種數字工具的風險判定，進而管理主體採取相應的風險防控措施。「可見，健康碼的底層技術是對社會成員的大數據監控，通過大規模、持續化、高強度的監測、評價和管控，進行風險防控。」

文章表示，健康碼作為治理工具必然涉及到政府權力和個人權利的此長彼消。雖然政府疫情風險管控能力大大提升，但這是以限縮個人權益和自由為對價的。「健康碼對個人進行全方位監控，處理大量涉及隱私的敏感個人信息，實施大數據分析及相應的風險判定，進而採取隔離、封鎖等管控措施，無疑都對個人權益產生限制和克減。」

文章指，將技術、管理和個人權益進行權衡的治理邏輯，只有在應急管理場景中才可具有正當性。如果說在疫情防控早期，健康碼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案的話，隨著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變化，健康碼繼續存在，本身就將成為問題。

文章又稱，今日之中國，新技術廣泛應用於政府治理場景，在帶來顯著治理效用的同時，也對社會心理造成巨大衝擊。技術手段一旦得以應用，是否會形成慣性和路徑依賴？是否會形成新的權力—利益格局？這些焦慮和擔憂已瀰漫於當下。健康碼在完成其特定階段的能效後功成身退，不僅可以增進政府公信力，還可彰顯技術可逆性，這對迷茫於當下社會中的技術恐慌和社會焦慮具有一定的撫慰和療癒功能。

文章強調，隨著疫情防控策略重大調整，健康碼退出已勢在必行，並且不能打埋伏、留尾巴。健康碼應從中央和各地的應用端下線，停止數據處理和服務，並依法刪除已收集處理的信息。「基於特定應急管理場景、特定權責、特定目的而生的健康碼，若超出這些特定時空場景和法律環境，必將面臨合法性和正當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