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學教授批防疫人員亂執法　憂常態化核酸檢測浪費資源收效微

疫情常態化，核酸檢測排查已成内地各地政府常用防疫措施。大規模核酸檢測需市民配合，但不願檢測的個案也不少。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趙宏就如何應對處置遂成為政府在推行全域核酸檢測時的法律問題發文評論，認爲有地方政府嚴苛防疫，亂解釋防疫法律，非法擅自決定對不測核酸的市民予以行政拘留和罰款等處罰，隱憂常態化核酸的法律問題和過度僵化政策，最終造成不可控的負面效果。

地方政府嚴苛防疫亂釋法

趙宏認為，有地方政府採取直接強制的嚴苛方式，有吉林四平的居民因錯過第25輪核酸，而被要求補繳前24輪費用的事例。趙宏批評，將所有違反當地疫情防控指令的規定都視作「拒不執行人民政府在緊急狀態情況下依法發布的決定、命令」，並附上罰款和拘留的懲戒，是對《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0條的擴張解釋和過度適用。

她指，《突發事件應對法》第66條的擴張解釋和過度適用也忽視了即使是應急狀態下同樣應謹守法治界限的誡命，誤認為防控措施只要為了公益防衛的目的，只要有應急狀態作為前提庇護，自然獲得正當性而無需再受法治檢驗。

拘留以外的懲戒於法無據

除擴張解釋《治安管理處罰法》外，四平市防控指揮部在通告中擅自決定對不測核酸的市民予以行政拘留和罰款等處罰，同樣違反了《行政處罰法》設定中的法定原則。

文章提到，政府對此類行為通過健康碼彈窗或區別賦碼的方式予以提示就足以，而根本無需藉由行政拘留、罰款的方式。而一次未測就要求補繳此前所有的檢測費用更屬於變相的罰款處罰。在最嚴核酸令中，四平防控部甚至還祭出納入失信懲戒名單甚至在傳媒上曝光的懲戒方式，已有多名未參加核酸檢測的市民在當地傳媒上承認錯誤。

文章指，如果說拘留罰款是限制當事人人身自由、剝奪其財產權利，而納入失信懲戒名單甚至是在傳媒上公開曝光就已經屬於對個人聲譽的嚴重毀損。如此嚴苛的懲戒既在個人未履行配合檢驗義務的行為上不當聯結了根本沒有法律依據的處置，也貶損了個人的人格尊嚴。

文章認為，疫情防控期間，個人為公共防衛的目的需積極配合政府的調查和檢驗，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對個人未予配合的行為就可以隨意啟動嚴苛的懲戒機制。簡單粗暴的防控政策不僅於法無據，還會激發起市民的反感和抵觸，也根本無助於《傳染病防治法》所設定的「依靠科學、依靠群眾」的目的實現。

常態化核酸的法律隱憂

趙宏提到，常態化核酸檢測帶來的法律風險也不少，首先是政府為此耗費的巨額經濟和人力成本。全員核酸消耗的經濟成本肉眼可見，可各級政府如何支付這筆開支卻鮮有明確說明，是否符合預算要求也處於黑箱之中，這也給公眾監督帶來困難。

其次是因為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利益驅使所導致的核酸檢測造假事件頻發，這同樣跟信息不透明、監管不力有關。最後還有常態化核酸對普通個體造成的沉重負累以及政府為推行常態化核酸所付出的高昂執法成本。科學確定檢測頻次和篩查範圍，而不致使核酸檢測經由常態化而滑向資源浪費、收效甚微的過度化。

趙宏認為，各地政府需根據當地的疫情趨勢進行綜合研判後權衡頻次和篩查範圍，不能為規避防疫責任、謀求短平快的效果就無限度、高頻次地進行全員核酸檢測，尤其是不能將核酸檢測與公民的個人自由與法律責任互相捆綁。

文章提到，任何公共政策的確定和選擇背後都關涉個人權利和社會成本，這也要求政府在決策時應謹守科學、理性和審慎的態度，由此才不至於使某些僵化過度的政策選擇最終造成不可控的負面效果。

趙宏表示，在疫情防控中，政府總是倡導市民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出城，其實在目標設定和手段選擇之間理性權衡，不用過度手段去追求行政目的，也同樣適用於政府的決策選擇。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

趙宏200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專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3至14年作為客座教授在德國科隆大學講授中國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研究領域德國公法、比較公法、國家學、行政法基礎範疇與理論（行政行為與主觀公權利）、個人資料權的公法保護、公私合作與行政民營化。

早前上海封控多時，5月8日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教授童之偉亦具名發表文章《對上海新冠肺炎病毒防疫兩措施的法律意見》，指官方將民眾強制送往方艙隔離為非法，且無權強行進入民宅消毒。即使依法宣布緊急狀態，但病毒毒性不強，應防止過度防疫。 該篇文章在內地社交平台上引起廣泛轉發， 只是大部份轉發文章目前已經不可查看。目前，童之偉微博處於禁言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