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經濟增長欠公平貧窮人口多　切不可顯富擺富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5月28日舉行的兩會記者會上曾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左右，引發熱議。著名學者、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其後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文指出，這項數據揭示了中國經濟增長欠公平、貧窮人口多的另一面，切不可在世界上顯富擺富。
鄭永年日前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席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的身份，出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的在中南海舉行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引起廣泛關注，而他上述文章再度在網絡熱傳。

這篇文章稱，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中國促成8億多人口脫離貧困，但僅僅是脫離絕對意義上的貧困，很多人仍然長期處於相對貧困狀態，而且會返回絕對貧困狀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在經濟起飛之後的20多年裏，不僅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而且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層，使得中產階層達到60%至70%；中國在改革開放40多年後的今天，中產階層還是不到30%。

文章指出，與東亞經濟體比較，中國的經濟增長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不公平增長。中國加入世貿後，經濟增速，但收入差異愈來愈大。相較之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顯現出公平增長，這些經濟體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經濟史上少有的。這也是這些社會中產階層比較龐大的原因。不同經濟體用不同方法培養了中產階層，例如日本的終身僱傭制和收入倍增計劃、台灣和香港發達的中小型企業、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這些經濟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才開始出現較嚴峻的收入差異現象。

第二，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社會制度的基礎都不足。社會制度基礎建立在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中國在這些方面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1990年代末開始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和商業化；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教育產業化；世界金融危機後，開始房地產產業化，形成了人們所說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產的標準主要體現在經濟上，保障中產地位的便是這些社會公共品。沒有這些社會公共品，窮人脫貧也永遠沒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術創造動能足，但實際能力不足。科學和技術創新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層現象，因為一方面，在滿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後，人們才有精力去充實創新；另一方面，創新具有風險，中產階層以上的群體才能負擔創新的風險。中國的「創新」基本上還停留在管理經營模式，或者技術應用方面的創新，原創技術創新少之又少。

文章指，外部的強大也取決於一個強大的內部中產階層。所有發達國家的強大，在於其中產階層的龐大，因為中產階層是消費社會的代名詞。顯富擺富造成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錯誤認知。因為民族主義隨着財富的增長而高漲，西方強硬派便把此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依據。

文章進一步指，中國政府開始轉向社會建設。中共十六大提出「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的理念。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把社會公平的問題提到了最高議事日程上。在過去很多年，政府動員和投入大量人財物力，大力推進精準扶貧，促成每年1000萬人口脫離貧困。

文章認為，如果鄧小平還活着，他肯定會謙虛地說，中國還沒有解決好「發展」和「公平」這兩個主要問題，即既沒有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也沒有解決好分配蛋糕的問題。改革已經再出發，但離一個富裕公平社會的路途依然遙遠。基於貧窮人口依然佔多數這一國情，人們只能訴諸行動，而沒有任何驕傲懈怠的空間。

（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