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大V兔主席：對疫情「準備最充分」的13國與中國的比較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持續，2020年2月21日世界經濟論壇網站發布的文章《對於突發衛生事件，這些國家準備得最充分》，提及去年10月一份研究結果，指美國、英國、荷蘭、澳洲等13國應對流行病方面「準備最充分」，而中國則在這項研究中位列全球第51。
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他近日刊文指出，這些「準備最充分」國家卻恰恰是最近COVID-19疫情爆發最嚴重的國家。面臨相似挑戰和處境的中國湖北以外地區，相較之下實際防疫成果更好。這13國的能力被顯著高估，中國的能力則被顯著低估。

以下是文章節選，《香港01》獲公眾號「兔主席」授權轉載：

這是一個耗費巨大精力的研究，由3大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與13個國家21名專家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共同準備了一個包括6大領域、34個主要指標、85個次要指標的140個問題，用全面框架評估了195個國家防控傳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這6大領域包括：預防、檢測與報告、快速反應、衛生體系、遵循國際標準、風險環境，應該說十分全面。

報告中，全球所有國家平均分40.2。「高收入國家」平均分51.9。除了少數個別例外，排名基本和綜合國力、發達程度、人均收入等對應。中國得分48.2，全球排名51。研究報告認為，全球在國家衛生安全方面有「根本性薄弱」，沒有一個國家為應對流行病或大流行病做了充足準備，每個國家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研究報告提出了33項建議。

報告也列出優等生——綜合排名得分最高的13個國家。筆者去看了看這眼熟的13個國家對抗COVID-19的表現，並將數字與中國內地、湖北、中國內地（不含湖北）進行了比較。

中國內地很早就對武漢／湖北進行封城封省，在全國範圍內啟動公共衛生一級響應，實行全面防控。在中央推出強力措施後，湖北以外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疫情爆發。湖北以外的數字與湖北本地數字相距極遠，幾乎就是兩個世界。湖北有大量本地社區及家庭傳播，醫療資源出現嚴重擠兌，所幸獲得全國馳援才挺了過來。

中國其他省份沒有出現這個情況，通過及時採取措施，有效地對COVID-19進行了防控。從這個角度來講，13國的挑戰與處境更加接近中國內地其他省份：COVID-19是輸入性的，相比原發地而言，更加可防可控，且13國還有額外4~6周的時間去準備和響應，可以充分借鑑中國／湖北的經驗。這就是筆者決定將13國數字與中國湖北以外其他省份進行比較的原因。

經過比較，13個「準備最充分」國家的疫情防控數字遠遠不如湖北以外的中國內地——無論作為一個7億人的整體，還是拆開不同國家分別看。而且，所有關鍵指標，包括感染率（每百萬人確診病例數）、治療情況（病死率）、每百萬人死亡病例數（疫情對人口群體的衝擊）都有較大差距。

中國「第一波」疫情已經結束，數字穩定，13國大部份還只是剛剛開始，數字還在增長——如果把第一次爆發定義為「第一波」，則中國內地第一波疫情已結束，數字穩定，不會大幅增長，主要要防止外地輸入引發的「第二波」。而「準備最充分」的國家不但仍在「第一波」中，且還在爆發初期，數字還在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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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可以提前確定，13國中的大多數國家，感染佔人口比率、死亡佔人口比率等指標都會顯著超過不含湖北的中國內地。至於病死率數字則還要再看。

中國數字是可依賴的，但13國疫情數字存在低估的——中國按最高標準對COVID-19進行防控。如果說早期（1月下旬到2月上旬）數字／口徑還不完全準確，各省存在標準不統一，到2月11日武漢調整確診口徑，將臨床確診一次性納入確診後，該問題基本解決。而湖北以外一直是以戰備狀態嚴陣以待，統計更加可靠。因此筆者相信中國的數字是比較可以依賴的。

相反，目前13國中的一些國家（例如人口最多的美國）因檢測標準和檢測資源的問題，沒有對人口充分檢測，對疫情存在嚴重低估。因此，從感染人數、死亡人數看，13國的實際情況只會比現在數字呈現得更差。

在「大考」面前，13國卻拿出了這樣的「成績單」。尤其是，13國和中國並不在「同一起跑線」上。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13國比中國多出了4~6周的時間可以從容準備和應對。早期發現病毒，確定病原體，研發檢測試劑，對疫病建立初步的流行病學基礎及防控策略等都讓中國做了，中國也提出了全面、系統、嚴厲的防控措施，效果作用全球都能看得到。13國可以充分參考及借鑑中國經驗（「抄作業」）。

而13國據說本來就是全球對傳染病防控「準備最充分」的國家，統計出來的各方面能力都比中國強很多，按理說，即便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些國家也應當比中國做得更好，但這並不符合我們觀察到的實際情況。紙上談兵沒有用，疫情的「戰場」面前立見分曉。

看完與公共衛生最發達的國家進行橫向比較後，中國民眾應該相信，2020年的第一波抗疫，我們的政府總體來說做得是很不錯的，應該是在這次事件中的全球優等生。而回到這個跨國研究，專家們搞了半天，如果根本就不能預測各國在具體傳染病防疫上的能力和結果，這樣的研究還有甚麼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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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公共衛生專家經過系統、全面的研究，綜合打分，選出了傳染病防控「準備最充分」的國家，肯定是有充分依據的。筆者並不打算「批判」這些國家的防控實際上有多差（實際上一定還是非常優秀的），或吹噓中國的公共衛生及防控有多好（實際上有大量要改善的地方），而是希望說明，傳染病的防控遠比人類想象地要複雜，其所涉及的領域也可能也遠遠超出公共衛生及醫療專家的專業範疇。一些對傳染病防控有重大影響的因素可能並不在公共衛生專家的視野內。

專家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專門去看醫院設施、醫護人員、衛生體系等因素，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可能只是影響疫病防控效果的一部份。以下是進一步的討論。

未知、新型傳染病的防控顯著地難於已知的、常態化的傳染病。所以，應對SARS、COVID-19和應對流感（包括一般的季節性流感和H1N1等）是不同的。新型傳染病對公共衛生體系的挑戰更大。一個衛生體系能夠建立很好的程序和體系，從容地應對熟知的傳統傳染病，但不代表其能夠很好的應對新型傳染病。

傳染性及隱蔽性都很強、突破我們對傳統呼吸道傳染病理解的疫病更難防控。就是COVID-19無症狀傳播的問題。遇到這樣的病毒，傳統的公共衛生體系可能瞬間被顛覆，根本無法應對，而需要政府強力推行嚴格的非醫療干預（NPI）措施——例如嚴格社會隔離（social distancing）。為了防止傳染而封城、封區域、關閉學校、暫停公眾活動、限制出行等手段都超出了傳統公共衛生的範疇，甚至超出了一般政府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能力。

不能低估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的作用。前面已經提到，一個傳染力強、極具隱蔽性、殺傷力大的新型病毒就是病毒對人口發動的一場戰爭。公共衛生體系只是防疫抗疫的一個組成部份。中國對抗COVID-19的經驗表明，非醫療干預（NPI）是極度重要的，而部署全面的非醫療干預的不是疾控專家，不是衛生部長，而是總統、主席、總理。這是一個政治選擇，政治手段，政治動員，通過政治能力來確保執行。政府要與民眾眾志成城，齊心協力。毫無疑問中央集權、舉國體制、政府與社會深度「結合」的政治-社會體制在抗疫上比鬆散的、分權化的、政府承擔有限責任的國家更加有力。這是傳統公共衛生評估體系不可能考慮到的。

不能低估政府-社會關係的作用。這一條筆者在國外新聞上也看見過。「東亞人都在全力配合政府防疫。他們會聆聽政府，做政府要他們做的事情（They would do what government told them to do）」這一條東亞人聽起來毫無感覺，似乎理所當然，在西方人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西方（特別是美國／西歐）社會理念的基石是個人主義，東亞社會理念的基石是權威主義和家長主義。參考《美國工廠》，中國政府和民眾的關係類似與中國企業與僱員的共生關係；美國政府和民眾的關係類似於美國資方與勞方的對立、對峙的關係。西方政府的權力有限，需要依賴遊說、動員、教育、感化，但不能簡單地對民眾實施權威主義、家長主義。個人也很難聆聽政府。在中國和日韓等亞洲國家，問題會簡單得多。

不能低估特定政治價值的作用：這其實是前述政府-社會關係的一個延伸。西方（尤其美國）對政府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社會看重的是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興奮點是「政府不能對我做甚麼」，因此片面強調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而中國社會強調的是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政府能給我帶來甚麼，翻譯一下就是生存權、發展權）。在這個語境下，在西方社會，個人向政府讓渡私隱等權利是不能夠接受的。我們看到，中國防疫抗疫中的「非醫療干預」、嚴苛的社會隔離是非常依賴個人權利和私隱的讓渡的。公權力需要從社會衛生安全出發，對每個個體進行嚴格監控（例如獲得其真實的旅行史、接觸史），籍此嚴格貫徹落實隔離政策，才能夠保證非醫療干預行之有效。這種做法在西方很難實現。這也超出了傳統的公共衛生評估體系。、

西方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硬件很好，但在軟因素方面有很多制約和限制。2020年的抗疫成功，一定程度也是中國模式、亞洲模式的成功。為了成功地防疫抗疫，西方人可能不得不必須選擇在一段時間內選擇與中國人／東亞人一樣的方式去生活了。也許，這就是中國、亞洲注定扮演更重要角色的21世紀的某種意外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