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深度訪談】從特朗普痛批美國CDC看中國疾控改革
美國當地時間3月13日,總統特朗普宣布,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而在此之前,特朗普公開痛批美國CDC「反應不足,還慢」。美國CDC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究竟表現如何?以美國CDC為參照系,如何重新思考中國疾控中心(CCDC)當下的問題與未來的改革?圍繞這些問題,《香港01》記者專訪了安邦諮詢(ANBOUND)的首席研究員陳功。2003年,陳功作為北京市「非典」聯合指揮部的成員參與了北京對抗沙士(Sars)的行動,對於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也進行了密切的追蹤觀察。
香港01: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呈現蔓延趨勢,輿論尤其關注美國疫情的情況。您長期在美國居住,怎麼看現在美國的疫情局面?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批評了美國的CDC,稱「數十年來,美國疾控中心一直在審視、研究其檢測系統,但卻什麼也沒做。在面對大規模流行病時,它一直反應不足,還慢。他們甚至還希望全球大流行永遠不發生。」你如何評價美國CDC的防控措施?
陳功:他們明顯在犯錯誤,病毒為美國製造了30%的問題,他們的外行和驚慌失措為美國製造了另外70%的問題,這種情況與中國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人類在對於一些公共危機的時候,特別要拋棄意識形態的觀點,客觀的去看問題,結果真的就是這樣,中美兩國的意識形態不同,甚至彼此仇視,但現在面臨的情況實際卻是一樣的。
對美國來說,現在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沒有分清楚病毒的治療和病毒傳染的控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專業領域。醫生熟悉的是治療,公共政策專家熟悉的是控制,抗病毒藥物屬於治療的部分,疫苗和檢測屬於控制的部分,由於病毒的變異存在,疫苗開發和利用的前景是有限的,那麼最有希望的控制措施,顯然就是病毒的檢測。因為只要能夠做到及早發現,就能做到避免傳染給更多的人。
所以對美國來說,要儘早開發的不是疫苗和藥物,那是沒有希望立即獲得可信賴成果的領域,而是要儘早獲得一種成熟的可以供普通大眾使用的,可以在CVS(美國的一個連鎖超市)銷售的,像體温計一樣的檢測設備,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這個簡單的設備和簡單的測試,立刻就知道自己是否存在病毒感染!就像婦女通過驗孕棒,隨時可以知道是否懷孕一樣。
我跟美國很多生物學家交談過,我知道美國現在就有很多成熟的科學成果,可以用於這種檢測設備的開發,我相信甚至大約只需要2-3周的時間,美國就能拿出來可靠的產品。關鍵是要知道傳染病控制的正確方向,如果僅僅是寄託希望於抗病毒藥物,寄託希望於疫苗,那麼華爾街的股市可能「熔斷」幾次了,但真正控制傳染病卻一點希望也看不到。
美國現在對於控制病毒傳染提出意見的人很多,但外行太多,官僚太多,把時間都用於瞎扯,甚至誰負責控制這次的傳染病疫情都成了爭執的問題。我實際也不知道現在是誰負責?Mr. Pence還是Mr.Azar?我只能從傳染病的控制經驗來看,驗證病毒傳染病基本症狀的權力,一定要下放、交給病人,利用簡單設備,獲得概率較高的可靠證據,爭取在第一時間發現,進行控制,避免傳染給更多的人,這才是關鍵。
美國原有CDC的系統程序,集中認證,這是一個巨大的、駭人聽聞的疾病控制漏洞,雖然有助於管理研發經費,但這樣的體系完全不能應對傳染率很高的新冠肺炎病毒,病人在得到「有權確診的人」確診之前,幸運的沒有死去,但也完全有可能已經將病毒複製、傳染給了很多人。
香港01:您提到了美國CDC的問題和漏洞,其實對於這一次中國前期的預警和防疫滯後,很多人歸咎於中國的CDC體系出了問題,雖然SARS之後有了網絡直報系統,但CDC作為衛健委下屬的一個技術部門,只有建議權,沒有決策權,而且外行領導內行情況嚴重,官僚已然壓倒了技術。因此,美國的CDC被認為是可以學習的對象,至少在體系設計層面。
陳功:與美國疾控中心(CDC)相比,中國疾控中心的地位的確不高,兵不強、馬不壯、權不大。美國CDC擁有1.4萬名正式員工和1萬名合同制聘用員工,年度預算超過120億美元。強有力的行政職權和絕對權威地位是美國CDC實施高效防控的必要條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美國CDC可根據事態發展形勢迅速作出封閉機場、封閉餐館、疏導人群等重大決策,重大事項可直接向總統匯報,應急管理效率極高。美國CDC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提供決策參考和技術指導,還幫助提升各州和地方公共衛生機構的技術和能力,後者決定了地方機構是否能夠發現,並迅速阻斷可能發生的健康威脅。
香港01:面對這樣的「問題」,接下來該怎樣改革?此前,鍾南山院士也公開建議,CDC地位一定要提高,而且一定要有行政權,如果不是,以後可能還會出現這次的問題。
陳功: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將成為中國疫後改革重建的重要任務之一,已成為全社會焦點的CDC很可能難「逃」改革。在中國的社會現實中,如果中國CDC確定要進行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更現實的做法可能是,以CDC整合國內現有疾病預防隊伍和資源,形成全國性的CDC體系,同時理順中國CDC系統的職能和權力。實際上,給錢、給人、擴權在中國可能都不是大問題,但值得一問的是,如果對中國CDC提級擴權,相關部門是否想好了CDC應該成為怎樣的機構?應該如何改革?如果不想明白這些,中國CDC的改革有可能被看成是一場要錢要權但成效未知的機構擴張。
在我們看來,今後中國CDC在定位、職能、服務、人員等多個方面,都需要與過去有很大不同。最大的變化可能是,中國CDC要從一個專業技術機構、一個顧問型專家集中的地方,變成一個高度重視信息的公共政策服務機構,一個有能力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協調機構。改革之後的中國CDC,除了擁有技術型專業人士——流行病專家、病毒學家、醫生和院士之外,還應該包括相當數量的公共政策專家。如果疾病傳染變為一場涉及公眾的公共衛生事件,那麼對事件的應對和管理就超越了技術層面,從而成為更為複雜的公共衛生決策、政策協調和政策執行活動。
香港01:似乎每次面對不明原因的重大疫情,總會發生官僚與專業人員之間的對衝。中國的官僚主義,外行領導內行,被認為是這次防疫嚴重遲滯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早期階段,醫療機構、公共衛生部門與政府的溝通渠道還不通暢,公共衛生信息難以轉化為及時、有效的決策。
陳功:要強調的是,重視信息應該成為CDC體系的重要「基因」和內在要求。中國國內曾有流行病學專家表示,流行病學是疾病預防控制的基本專業支持,主要包括疾病監測、疫情報告、現場調查以及公共衛生決策。在一定意義上,流行病學可以看作一門「情報工作」。其實,整個CDC的工作又何嘗不是如此!公共衛生領域的研究、預警、決策和執行都要基於及時、準確的信息,並立足信息基礎來制訂行動方案。從中國此次應對新冠疫情的情況看,尤其是早期階段,醫療機構、公共衛生部門與政府的溝通渠道還不通暢,公共衛生信息難以轉化為及時、有效的決策。正因為這一點,貽誤了早期控制新冠疫情的黃金時間,導致「小病」變成「大疫」。
未來,中國CDC的職責和權力需要重新調整。從公共政策角度看,應該包括如下方面:(1)加強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早期預警,摒棄陳舊落後的「維穩思維」,中國CDC應該有獨立的警告發布權;(2)重大事件可直通最高決策層,並直接面向中央和國務院提出政策建議,定期向中央提供信息報告;(3)對地方CDC系統實行縱向技術指導、工作協調,在緊急事態下可指揮地方公共衛生機構;(4)在非緊急時期,要加強對各國公共衛生事件及預案的研究,形成系統的應急政策預案;(5)對國家公共衛生醫療物資儲備進行技術性的監管,督促各級衛生部門和地方政府完善、強化管理;(6)推動各地針對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進行演練,每年一個省若干個城市,輪流演練,嚴格監管和評估。
香港01:回到美國的問題上。日前,美國疾病管理預防中心CDC近日發佈了一條消息,懷疑去年10月至今在全美超過14,000例流感死亡病例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死於新冠肺炎。也有一些消息認為,這次新冠肺炎最早可能來自於美國。
陳功:我也注意到了美國CDC負責人的這種言論,分別在新聞報道和國會中出現過,但缺乏詳盡而專業的解釋,令人困惑。因為如果真的是COVID 19被誤診為其他病毒流感,那麼一定還有其他的症狀和信息將會表現出來的,如傳染給其他人的人數?整個區域是否有持續的發病者?這些被判斷為「誤診為流感」的COVID 19病毒患者,究竟是如何痊癒的?當地的醫院是處理的?一大堆的問題可以清楚反映,這種流感病人是否真的是COVID 19病毒的患者。
我認為除了交叉感染形成的病例之外,由於現在的各種信息和病例基本沒有這樣的報道出現,缺乏其他證據支持這樣的說法,所以美國CDC的這種猜測大體上應該視為是一種不專業的猜測,最多算是一種因檢測方法而導致的可能性推導吧。
香港01:按照人們的慣常理解,美國CDC應該是最專業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專業」猜測?美國的專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着什麼角色?
陳功:你說的專家,恐怕是指的那些學術地位很高,教授或是博士,寫過大量論文和著作,出場費動輒十幾萬美元,講話理性而親切的學者吧?他們都是受人尊敬的學者,讀過很多的書,有人甚至就是專門搞醫學史的學者,但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完整的親身經歷過SARS,也沒有親身經歷過這次的新冠肺炎。他們看到的往往是結果,他們的研究基本都是以結果來回歸的過程,展示的是一種可能性。
我不得不指出的一點,對於新冠肺炎的爆發導致的公共健康政策危機,美國沒有任何一位真正的專家。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唯有一位美國CDC的專家到過中國,專門去了解新冠肺炎,僅有一位,而且明顯還是一位旁觀者,其他人要麼都在瞎猜,要麼是在根據以往的經驗,做出的推斷。世界還明顯缺乏經驗,越早承認這一點,越有利於控制疫情在美國的爆發。
香港01:以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以及各國採取的防疫舉措來看,在對抗COVID 19病毒問題上,世界各國最應該注意什麼?
陳功:我認為各國最應該注意的是老年人的健康保護,因為COVID 19病毒對於老年人的死亡率是相當高的,這一點也是與病毒性流感一樣。目前我的觀察表明,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對老年人是欠缺保護的,意大利更是這樣,老年人的死亡率極高,死亡者的平均年齡達到81歲,這太令人震驚了。各國普遍缺乏對老年人的有效保護措施,事實上已經達到了人道主義災難的程度,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