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湖北問責風暴　罷免「一把手」的政治邏輯

發端於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仍在持續，截至2月24日24時，內地及港澳台地區累積確診77779例，累計死亡病例2663例，其中絕大部分發生在湖北武漢。在這場疫情中，湖北官場因疫情防控不力有多個官員被罷免。包括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以及湖北衛健委書記張晉和湖北衛健委主任劉英姿等。

對比2003年的SARS疫情，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等官員因處理疫情不當被罷免。今次被免職的官員不同於非典時期，除湖北衛生系統多官員被免職外，觀察家注意到，湖北官場被免職的主要是當地黨委「一把手」。蔣超良是湖北官場因疫情發空不力被罷免的最高級別官員，馬國強則是湖北省會城市武漢的黨委「一把手」。

去年12月底首次出現在武漢，但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得到當地官員重視，地方上不僅對警示疫情的輿論進行管控，還冒着疫情擴散的風險舉辦萬家宴。湖北省和武漢市兩級的黨政「一把手」均因防控疫情不力成為眾矢之的。除了已被免職的蔣超良和馬國強，湖北省長王曉東和武漢市長周先旺同樣處在風口浪尖。

那麼，為甚麼不是罷免湖北省長和武漢市長，而是直接罷免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呢？這背後又有怎麼的政治邏輯呢？

首先，直接罷免「一把手」，也即湖北和武漢級別最高的官員蔣超良和馬國強，有利於消解民怨。如果被罷免的是「二把手」王曉東和馬國強，可能不會有足夠的效果。

也許有人會問，為甚麼不將他們一併罷免。此中邏輯在於，雖然湖北省長和武漢市長在這場疫情中的表現也飽受詬病，但考慮的疫情防控需要，如果湖北和武漢黨政主官都被免責，是不利於疫情防控的，因為仍然需要熟悉湖北和武漢事務的官員發揮作用。

這一點，可以從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玉良公布人事變動時的表述獲知，吳玉良稱，這次調整是中央從大局出發，根據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領導班子實際，經過通盤考慮、慎重研究決定的。

其次，湖北和武漢書記的被罷免，背後無疑是中共「黨的領導」強化後，黨委「負有全面領導責任」的體現。有多大權力就得扛多大責任，這是此中的政治邏輯。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的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範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對失職失責、危害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的，應當根據情況採取停職檢查、調整職務、責令辭職、免職、降職等措施。」免職是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措施，說明失職失責、危害較重，不適宜擔任現職。

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中，「黨的領導」是高於一切的金科玉律。以往，除了毛澤東不曾諱言外，改革開放30年來，這一鐵律往往都是隱藏在台面下運行。近年來中國整體向社會主義傳統價值觀的回歸，特別是隨着「東西南北中，黨政工學農，黨是領導一切的」被不斷強化。「黨的領導」的強化背後，也意味着所擔的責任更大，投射到中共官場以及此次湖北和武漢疫情防控中，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承擔防控不力的責任，其背後的邏輯也就十分明瞭了。

這樣的政治邏輯還映射在黨政關係上。

「在黨的領導下，只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對此必須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在2017年中國兩會期間，一向以敢言著稱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前的最後一屆兩會定調中共黨政關係。《香港01》此前就曾指出，從「黨政分開」到「黨政分工」，一字之差，所揭示的卻是中共黨政關係變局。可以看作是，習近平時代對於對長久以來黨政關係問題的終極回答。

在上述場合，王岐山還說「黨的機關、人大機關、行政機關、政協機關以及法院和檢察院，在廣大群眾眼裏都是政府」。按照王岐山的定義，對廣大民眾來說，黨政以及人大、政協和司法機關其實都是「廣義政府」的一部分，很難分得開。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範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順理成章。

自疫情爆發以來，湖北省、武漢市兩級主官蔣超良、馬國強之外，王曉東、周先旺同樣被認為負有防控疫情不力，導致疫情大範圍擴散的責任。武漢封城後，王曉東一度對外聲稱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充足，可武漢和湖北很快傳出醫療物資嚴重告急。1月26日在一場湖北省疫情防控發佈會上，王曉東又洋相百出，接連出現口誤，被中國輿論嚴批草率和不負責任。

在發布會上戴反口罩的周先旺，也面對輿論聲討。他早前在接受央視訪問時，曾就封城決定拋出「願意革職以謝天下」的豪言壯語，還稱疫情初期無法披露是因沒有獲得授權，被網民指推卸責任。

很多觀察家認為，繼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後，湖北省長和武漢市長恐怕也難逃追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