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引發人事地震　湖北政壇洗牌　走「馬」換「蔣」

上周四（2月1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玉良帶着一項重要使命南下。當天，湖北省召開全省領導幹部大會，吳玉良在會上一口氣宣布兩大人事任免：原上海市長應勇接任湖北省委書記，原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免職；原山東省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接任湖北省委常委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不再擔任湖北省委副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湖北省和武漢市「一把手」同一天全部撤換。

中央對湖北與武漢領導層大換班，反映不滿當地官員防疫抗疫的表現。

如今的武漢城乃至整個湖北省，依然沉浸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型肺炎，COVID-19）疫情的緊張和肅殺氣氛中。上周三（2月12日），湖北省因為核酸檢測能力不足，改將臨床檢測資料納入確診統計，當天確診人數逼近1.5萬人。在此情形下召開一次這樣的全省領導幹部大會，可以窺見茲事體大。

湖北官場「大地震」

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剛剛召開應對肺炎疫情的第三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儘管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未像上次政治局常委會（2月３日）那樣就地方黨政官員失職瀆職行為發出警告，但是這次會議再度出現「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這個通常關乎重大人事調整的描述，說明中央已經徹底放棄湖北黨政負責人，湖北「變天」已屬必然。 吳玉良在宣布以上兩項新的人事任免時稱，這次調整是中央從大局出發，根據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領導班子實際情況，經過通盤考慮、慎重研究決定的。

自新型肺炎爆發以來，湖北省、武漢市兩級主官包括蔣超良及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市長周先旺等均被認為涉嫌瞞報、造假、組織不力，臨陣推諉，負有防控疫情不力，導致疫情大面積擴散的責任，成為眾矢之的。

在肺炎疫情爆發半個多月後，且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已發出新型肺炎有「有限人傳人」可能性的情況下，蔣超良等湖北一眾高官照舊進行春節團拜會這種群聚性活動。不僅如此，在疫情發生一個多月後，即今年1月22日，湖北省政府才成立疫情防控指揮部，而在武漢紅十字會調度救援物資時出現種種不足和失誤後，當局沒有做出緊急干預與處理，導致湖北省內醫療救助難度增加，作為疫情防控指揮長的蔣超良似乎應擔主責。

中共高層之前並非沒有給蔣超良以及湖北官場亡羊補牢的機會。有分析指， 2月3日，在針對新型肺炎疫情召開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並未決定要對湖北黨政主管大換血，而是隨後公布了原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王賀勝「空降」湖北，曾任武漢市委書記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南下擔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的消息。當時，蔣超良還連夜召開湖北省委常委會議，兩度提到要「深刻反思」。但事實上，湖北和武漢的應對繼續錯漏百出，尤其是2月9日負責「應收盡收」任務的武漢市官員協調不力，致使大量年邁的肺炎患者在晚上忍饑挨餓、滯留戶外數小時，令當時身在武漢的中央指導組極為不滿。這證明湖北和武漢黨政主要負責人依舊沒有汲取深刻教訓，整頓渙散作風，不僅沒有對早期應對不力亡羊補牢，反而一再暴露統籌混亂、能力不足、欺上瞞下等問題，「臨陣換將」已經難以避免。

中央頒下調令當天，湖北省官方媒體湖北衛視新聞聯播的電視畫面顯示，蔣超良和馬國強均未出席是次幹部大會，出席會議的無論是吳玉良，還是應勇、王曉東，均未對二人表現給予任何評價，僅應勇以「前一階段，湖北特別是武漢的廣大黨員幹部，做了大量艱苦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一句話，算是一筆帶過。

1957年出生的蔣超良曾以全國僅有一位金融出身的地方大員身份，被視為政治明星。早年他在農業銀行、人民銀行都任職多年，頗得其在農行的上司、後來的央行行長戴相龍重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身在廣東的蔣超良也有過自己的思考和貢獻。2004年蔣超良在主持交通銀行期間又讓交行在港交所成功上市。2014年蔣超良正式轉入地方仕途，先是擔任吉林省長，兩年後便主政湖北，正式登上地方「一把手」的位置。近年中共意識到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防範金融風險、充分調動金融工具對地方來說愈發重要，所以「金融副省長」儼然成為各地標配，唯有湖北因為蔣超良的存在而被認為「得天獨厚」。平心而論，得益於北京對長江經濟帶的佈局及湖北自身的定位及先天稟賦，湖北確實表現不俗，在中部省份中有拔籌之勢，去年武漢軍運會讓其名聲大噪。但當疫情襲來，這一切光環都掩蓋不了包括蔣超良、馬國強在內湖北一眾官員的手足無措和顢頇無能。

連同國家衞健委裏排名第一的副主任王賀勝「空降」湖北，擔任省委常委兼任湖北衞健委書記和主任兩個職務，截至目前，湖北省委已經更換了三個常委。這些變動極大可能還不是終點，接下來湖北官場將有更大規模的換血，甚至重新洗牌。

關鍵時刻　「浙江系」再上火線

「受任於危難之際」的應勇通過這一途徑躋身地方「一把手」，應該是人們意料之外的。在上周四的「履職見面會」上，應勇稱自己完全擁護、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中央安排我到湖北任省委書記，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的高度信任，省委書記這個職務是沉甸甸的責任和千鈞重擔，對我也是個重大的考驗」。

應勇不是一個簡單人物。他出生於1957年，與蔣超良同歲。他在1976年底參加工作，當時只是浙江省黃岩縣澄江工商行政管理所的一名辦事員，此後進入了公安系統，擔任過黃岩縣城關鎮的派出所所長等職務，也曾在1983年當過半年鎮長（那是他早期唯一的一次政府「一把手」任職經歷）。那之後，應勇先後在省內台州、紹興擔任公安局領導，1997年躋身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外界常認為應勇與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相識，事實上，2002年秋習近平調任浙江代省長的時候，應勇不久也躋身省監察廳廳長，爾後又調任浙江高院院長，躋身副部級。到2007年習近平北上上海主政，應勇也在同年底緊跟着換崗到上海高院任院長。所以，應勇在人們看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政法」。

2013年初，中共十八大落幕後不久，上海政壇曾出現波動，韓正接棒俞正聲繼任上海市委書記，原上海常務副市長楊雄獲「扶正」為市長，成為當時全國少見的幾名「雙非」（既非中央委員，亦非中央候補委員）地方政府首長之一。據稱，彼時楊雄已有退休的傳言，而正是那時，上海政壇出現了應勇意外轉軌脫離「政法系」，調任上海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的消息。2017年1月，楊雄退位，提前一年多退居二線，時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應勇順勢接棒，踩着年齡紅線躋身正部。同年秋天中共十九大，應勇進入中央委員會。如果不是這次疫情緊急，應勇的仕途路徑將是另一番景象。

如何判斷北京的用人邏輯？與同是政法出身的陳一新、王忠林（仕途始於基層公安系統）一樣，應勇上「火線」也是因為他長期在政法系統，具有政治敏感和執行能力。就如同應勇在上周四全省領導幹部大會上評價王忠林那樣，「政治素質好，組織領導能力強，基層歷練經驗豐富，熟悉經濟工作和城市管理，處事果斷，勇於擔當，勤勉務實，為人正派」。

另外也有聲音認為，應勇與陳一新同為浙江出身官員，就此更可見習近平用人底牌，即在關鍵時刻大量啟用「自己人」。的確，危機關頭，中共需要勇於任事的人，而不是推諉扯皮的人。應勇可能不是最專業的官僚，但北京火線調兵遣將顯然不是讓他「跳火坑」，讓其承擔無法勝任的任務，步蔣超良的後塵。

相反，這意味着中共領導層相信他具備當下湖北局面急需的官員素質。當然，這背後必然有「浙江系」出身的加持和習近平對其政治素質的認可。從這一角度說，習近平如此安排，也的確折射出他提拔「自己人」的用意。權力即是責任和重擔，對應勇來說，這不僅是一頂令人羡慕的烏紗帽，也是更大的政治壓力與政治考驗。而對習近平來說，作為一個有着強烈使命感與責任感的領導者，其身邊聚集的官員就應該在愈是風高浪急的時刻愈勇於衝到一線。這是習近平對「自己人」的要求和優待的「一體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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