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湖北與港澳辦同時換將　重新思考為什麼「自己人上」

過去7年，外界觀察中共政壇人事變動，「浙江派」「之江新軍」成為「習近平用人觀」最常被提起的標籤，而習似乎也並不避諱對「自己人」的提拔任用。其在2013年就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後便以「用人得當，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識人不準，往往會出現用人不當、用人失誤。」來為任用「自己人」提供合理化的解釋。
2020年初，由香港反修例運動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而引起的兩個系統人事變動似乎為外界觀察習近平提拔「自己人」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

2月13日，飽受輿論爭議的湖北官場終於迎來最重量級的人事調整方案，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市長應勇接替湖北省委書記一職，蔣超良去向不明，輿論尚未來得及反應，中共再宣布免去張曉明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之職，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蔣超良與張曉明的去職自然是中共問責湖北官場、整頓港澳系統的直接信號，但應勇與夏寶龍的「脱穎而出」則具有豐富的政治用意。

無論如何，一天之內，湖北、港澳辦同時易主，這看似不經意的巧合背後實則透露着中共用人的一個相通之處——「自己人上」。

應該說，湖北換將在輿論意料之中，更甚一定程度上就是輿情呼籲的結果，但人選是應勇則在意料之外。在此次的疫情防控中，被認為表現突出的河南省以及最先採用分級管理病患與醫療物資的四川省更為輿情認可，且四川省長尹力1962年生人，從其求學專業到進入仕途後的經歷都在衛生系統，曾任中國國家衛生部副部長。而從應勇的履歷來看，其長期在公檢法系統，並無科教文衛的分管經驗。應勇為何能夠擔任「救火隊長」的角色？

能夠勝任「救火隊長」必然要具備平亂局、逆轉局勢的能力，因此，「受任於危難之際」的人事調整是最考驗中共識人用人的能力。結合文章開篇提到的習近平的「用人觀」，「知人」也就成為「用人」被考慮到的重要條件。今年63歲的應勇雖然並未涉足科教文衛領域，但其長期在浙江與上海兩個經濟大省（市）任職，期間與曾主政浙江、上海的習近平有交集。外界認為，也正是如此原因，其在2017年才能以「三非官員」（指既非中央委員、又非候補中央委員，也非中紀委委員的官員）的身份出現在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名單上。

而被稱之為「浙江鐵軍」的夏寶龍更具「自己人」的鮮明色彩，這位出生於1952年曾一度退居「二線」的官僚，在2003年從天津市副市長職位上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成為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的第一「副手」，與習搭檔約有4年。習近平2007年調離後，夏寶龍先後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代省長；中共十八大後，夏寶龍升任浙江省委書記。其後浙江經濟的發展模式，獲得身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首席經濟智囊中財辦主任劉鶴的高調讚揚。

《多維新聞》此前曾發評論文章認為，任用「熟悉的人」可以知道所用之人的特點與長處，可以揚長避短有針對性地使用，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其次用「熟悉的人」可以使自己的執政思路有效傳達，並付諸實踐，避免在此過程中出現失控或無謂的消耗。從習近平啟用舊友王岐山開展開反腐風暴到任用同窗劉鶴推動經濟改革再到提拔基層同事慄戰書入主中辦，無不是基於對他們的了解。即使這種用人思路也招來權鬥猜疑與一些非議，但就習這樣一個具有理想主義的強勢領導者而言，比起外界的非議，恐怕其更在意重用「熟悉的人」而達到的改革合力。

也正是在這樣的政治邏輯下，可以看到，近幾年的中共政壇，政治快車道幾乎是為 「浙江派」而開。但是不同於中共十八大、十九大的「卡位戰」對「自己人」的任用，湖北與港澳系統的人事調整有着更為特殊的政治背景。湖北處於整個疫情的中心，而習又判斷當前疫情防控處於最關鍵的時刻，一定程度上說，應勇從上海市長升任湖北省委書記是仕途更進一步，但在中共授予應勇權力的背後也是更大的政治壓力與政治考驗。同理，在香港經歷半年之久的修例風波，「一國兩制」遭到不小的衝擊之後，夏寶龍與張曉明的權力交接也意味着夏將承擔重振香港當前的蕭瑟局面與強力捍衛「一國兩制」的重任。對二人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福利」。

而習的如此安排，也折射出提拔「自己人」的另一層用意。即是對於一個有着強烈使命感與責任感的領導者而言，其身邊聚集的官員就應該在越是風高浪急的時刻越勇於衝上去，越是在棘手的領域，越應該顯示出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習對「自己人」的要求，也是對所謂「自己人」的磨礪。當然，外界認為其對「自己人」的優待似乎也是這種政治邏輯的「一體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