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戰時狀態下中國疫情三級管理架構　習李如何分工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蔓延之際，重災區湖北官場今天（13日）「臨陣換將」，上海市長應勇、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分別接替蔣超良、馬國忠擔任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另有消息稱後續湖北省委常委班子也將進行大規模易人。
從時間點上來看，這顯然是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議結果，更是因應了民眾關切，中國民間對於湖北發生重大疫情以來湖北官場自上而下的無能十分不滿，這次「臨陣換將」也表達了中央要全面整頓湖北吏治的決心。

對於目前從武漢到湖北以及整個中國的疫情防控機制，有必要進行一個梳理。總體而言，目前中國防疫領導機構主要有三個機構，自上而下構成「防疫金字塔」，分別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政治局，以李克強為組長的「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以及以湖北省委為主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其中，習近平統籌全局；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要負責黨政各部門聯防聯控，保證抗疫同時穩步復工復產；領導小組成員，負責科教文衛的副總理孫春蘭率領「中央指導組」在湖北前線督戰；抗疫主戰場湖北、武漢的防控主要由「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負責。

最高指揮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如果說今天中國已經進入「戰時狀態」，那以上三套「戰時機構」實際是一環套一環的分別在不同戰場領導抗疫。

首先，此次疫情最高指揮人毋庸置疑是中共習近平本人，正如習近平本人親口所說以及中國官媒報道所稱——此次防疫是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

自疫情爆發以來，中共七常委已在短短20天內舉行三次黨內最高級別的會議。1月2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級別的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並向湖北派出指導組。2月3日，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此次疫情是對本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就具體工作而言，2月12日會議要求，提高提高收治率和治癒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加大藥物和疫苗科研攻關力度；強化醫療物資等的供應保障等。就湖北、武漢而言，會議要求解決床位和醫務人員不足問題，改造擴容定點醫院，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

在整個疫情中，「應收盡收，不漏一人，刻不容緩」的策略，對於疫情是一場「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定性，「既是一次大戰，也是一次大考」的表述都是來自於習近平的定調。「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也是直接向政治局進行匯報。因此，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是這次中國抗疫的總指揮部，統籌黨政軍、31省（市）以及內外全局。

此處要強調的是，軍隊是直接聽令于軍委主席習近平的。今天武漢尚未是軍管狀態，只有火神山、雷神山移交軍隊管理，也是2003年SARS疫情時北京小湯山醫院由當時軍隊總後勤部管理的慣例。此外軍隊仍然只是負責幫助運輸等職能，在前線管理上仍然是以黨政系統負責而非軍管。

領導與辦事機構——李克強中央領導小組與中央指導組

然後，在中共政治局之下，就是兼具宏觀指導、協調職能和具體辦事職能的「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1月2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1月2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當時這次會議確定了中央向湖北派出指導組，各地要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黨政主要負責人要親自掛帥等重要要求。

目前該小組成員分別是組長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副組長王滬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成員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孫春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黃坤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王毅（國務委員、外交部部長）、肖捷（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趙克志（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從目前歷次會議來看，這個領導小組主要職能是協調各部門、各省份進行防疫，同時統籌全國有序恢復生產。組長李克強在小組成立之初親臨武漢後，便開始頻繁視察各種類型企業、科研機構。

這個領導小組之下有一個「指導組」，組長為孫春蘭，副組長陳一新、王賀勝。如果說領導小組是統籌全局事務的，那指導組就是十分明確的對湖北疫情進行指導的中央辦事機構。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組，簡稱中央指導組，是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

中央指導組設置下列機構，前方工作組，專家組，督查組。可以說，這個「指導組」是真正親臨一線的中央機構。湖北及武漢官場的種種無能之舉，指導組成員也都會看在眼中，直接反饋給中央提出換人建議。

例如，2月10日晚，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對武漢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開展緊急約談。主要針對武漢市在應收盡收工作中暴露的問題，包括：1、對確診還未住院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進行集中收治過程中，工作滯後、銜接無序、組織混亂。不僅轉運車輛條件差，街道和社區工作人員也沒有跟車服務，導致重症病人長時間等待繼而情緒失控，做法十分惡劣。2、應收盡收工作不到位。

在內地媒體報道中，在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約談會上，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辦公廳督察室主任高雨直接質問武漢官員——「應收盡收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要把好事辦好，怎麼能把好事辦壞？這些負責轉運危重和重症病人的黨員幹部為什麼不跟車？現在的武漢就是戰時狀態，這些人的行為十分惡劣。」

爭議最多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

聚焦到湖北，湖北疫情的防控主要由以湖北省委班子成員為主組成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在湖北省之下，實際上還有武漢市指揮部。

這種指揮部並非湖北個例，實際上中國各省市基本都已成立指揮部。但是作為疫情的發源地和主戰場，以及在整個防疫過程中暴露出的種種混亂之舉，湖北省及武漢市指揮部一直被推入輿論的風口浪尖。

例如此前武漢市就發生多起防疫物資分配不及時，不均的情況。在內媒的採訪中，一些工作人員都表示他們是聽從「指揮部」的安排。2月1日更是發生了有人在一線醫療物資緊張情況下，武漢紅十字會臨時倉庫提出一箱3M口罩放入一輛汽車後備箱中。該汽車車牌為#鄂A0260W#，系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公務用車，該車司機稱領取的物資是給領導配的。從而引起輿情巨大憤怒，對湖北和武漢疫情指揮部產生巨大不滿。

當然，在省以下，還有市、區各級指揮部。中國黨政機構宂雜，利益不同，官員能力不一，這種臨時性領導機構的建立能夠在特殊情況下，協調各部門，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但是現代化的體系建立是無法彌補官員現代化能力不足的窘境的，也是這次疫情給中國敲響的最大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