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武漢疫情敲響怎樣的警鐘？
武漢肺炎仍在急速傳播，中國也仍在對疫情舉國抗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月3日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稱，「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就在前一天的2月2日，武漢火神山醫院整體移交中國軍隊管理，不僅如此，駐鄂部隊抗擊疫情運力支援隊也在2月2日正式抽組成立，開始承擔武漢市民生活物資配送供應任務。可以說，疫情肆虐之下，當地的行政管理系統已經無力獨立支撐，武漢某種程度上已經臨時成了一座軍管城市。
武漢肺炎疫情像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中國崛起亮麗外衣下官場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慵懶無能被動的官員、低效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媒體監督角色的缺失以及落後的疫情防治體系。也再次說明了中國雖然已經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依舊是個發展中國家，國家崛起的底層還非常薄弱，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仍有太多亟待補齊的短板。而這顯然是對中南海敲響的一個警鐘。
首先就是疫情逼迫武漢甚至整個湖北官場上演了一場尷尬的官場現形記。
武漢首個前往醫院就診病例的症狀發生於2019年12月8日，而當地政府居然和相關職能部門居然一直沒有發出通報，直到2019年12月31日。因為武漢市衛健委此前一天（2019年12月30日）發出的系統內文件——有關「不明原因肺炎」的文件在網上廣傳，武漢市疾控中心方才首次向向社會披露已有27例確診病例，所有病例均已進行隔離治療，「到目前為止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
除了愚蠢和無知，似乎沒有辦法找到其他理由，來解釋為何在病毒出現將近40天的時間當中，武漢和湖北兩級政府官員不僅未採取任何社會管控或警告措施，還接連召開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兩會。2019年12月底，當時武漢有8人在醫學微信群提醒旁人注意「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被武漢市警方在2010年1月1日一起處理為「造謠者」，並先後遭到約談和訓誡。2020年1月7日晚上21時，中國專家檢測出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兩天之後（即2020年1月9日）首宗死亡案例出現。但是武漢一派風平浪靜，甚至依舊「歌舞昇平」。
1月6日至10日，武漢市召開兩會。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召開兩會。首宗死亡案例出現10天之後的1月18日，武漢百步亭社區舉辦了有 4 萬多個家庭參加的第二十屆「萬家宴」未受到任何障礙，大家「邊吃邊聊，共度歡樂農曆小年」，該「盛宴」還得到湖北省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楚天都市報》的頭版報道。甚至在抗擊非典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院士1月20日在央視揭開疫情具有「人傳人」的真相之後的1月21日，湖北省省委書記蔣超良和省長王曉東還一起出席了聚集活動——春節團拜會文藝演出。
顯然，在疫情發生後相當長的時間裏，武漢和湖北領導班子的工作重心根本不在防疫，錯過了黃金防控期。鍾南山1月19日考察武漢並在當天奔赴北京，向中南海匯報疫情真實情況。1月20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分別發聲要求各地官員「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以此為時間節點，中國中央政府快速且強勢介入疫情管控。官方信息推送和輿情也就此轉折。
不過，令人無語的是，疫情控制已經是第一要務的情況下，武漢和湖北兩級政府官員在無知之後再次上演無能的戲碼。
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開有關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上，湖北省委秘書長別必雄戴口罩露鼻孔，省長王曉東未戴口罩，武漢市長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後面全戴反。王曉東稱對於湖北口罩數量的三次口誤更是引發公眾嚴厲批評，網絡上各種「跟着省長學數學」的段子流傳以嘲諷湖北政府的領導力和公信力。1月30日的疫情發佈會上，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對央視記者的問題（對離漢通道被封后武漢返鄉人員回不了家的看法和武漢醫院醫療物資的進展介紹），視而不見答非所問，照舊念已準備的稿件內容。繼「跟着省長學數學」之後，中國網民再創網絡新段子「答非所問蔣書記」。如此「榜樣之下」，已經被就地免職的湖北省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的「一問三不知」，似乎已經不那麼令人詫異了。
據《湖北日報》2月2日消息，2月1日，疫情發生以來，黃岡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出動開展監督檢查，處理處分黨員幹部337人，對6名防控不力的幹部予以免職，其中3名正縣級幹部，3名鄉鎮主要領導。事實上，近期多省市都對疫情中幹部應對不力的問題展開了嚴查。貴州、廣西、江西、湖南、廣西、內蒙古、河北、天津、浙江等9省（市）均對查處的幹部發佈了公開通報或追責。
其次，中國衛生系統的反應更是讓人失望。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簡稱衛健委）的失職。正如前文所說，從2019年12月1日疫情出現，或者寬鬆一點說，從2019年12月8日第一個病例就診開始計算，無論是系統內部通報（即2019年12月30日被網絡公開的那份「關於報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況的緊急通知」），還是12月31日第一次向社會公開通報，武漢衛健委的拖延和遲鈍顯然是疫情大肆傳播的第一責任機構。甚至在2020年元旦之後，武漢衛健委仍然持續多日宣稱疫情「可防可控」，沒有新增病例。
而中國國家衛健委的表現同樣並不合格。2020年1月31日，中國央視《新聞1+1》節目連線武漢市市委書記馬國強。按照馬國強所稱：去年（即2019年）12月30、31日，武漢其它醫院也出現了類似患者，「所以我們上報了國家衛健委。」據此可以認為，中國國家衛健委應該在2020年元旦前後，就已經知曉相關情況。
另外，早在1月9日，衛生專家就確認了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上報中國國務院。中國國務院決定，參照SARS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漢的防治戒備並通報全國。但是中國國家衛健委仍然沒有發出與疫情匹配的社會警告。正如前文所說，在1月20日之前，整個湖北省甚至武漢市仍然「歌舞昇平」。而此鍾南山1月20日在央視披露存在人傳人可能的前一天，中國國家衛健委還在通告中表示「當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與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香港政府卻在1月4日就公布「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並宣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澳門也在1月5日開始提升肺炎預警級別至第3級，中度風險，並於同日成立「應對不明原因肺炎跨部門工作小組」。香港和澳門這種反應，無疑讓武漢甚至整個中國大陸地方衛生防疫應急反應機制相形見絀。
中國國務院在1月24日發佈公告，向社會徵集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漏報、瞞報等問題的線索。此前，中央政法委員會也發文，言辭強硬地指遲報瞞報疫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根據武漢市長周先旺1月27日接收中央電視台採訪時所說，「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周先旺說，「後來，特別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之後，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
周先旺的此番表述被解讀為起碼是中國國家衛健委在疫情預警流程中起到了消極作用。這種分析的依據是，在2003年的「非典」之後，中國已經建立了重大傳染病匯報系統。按照該系統，一旦出現不明原因的疾病，在完成化驗後，武漢的疾控中心需要在四小時內向中央匯報。但是系統上報的信息是不能對外披露的。根據中國《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規定，中國具有專門的傳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該制度規定，傳染病暴發時，中國國務院衛生部門負責向社會公布傳染病疫情信息，並可以授權省級政府衛生部門公布本地區的傳染病疫情信息。
第三，雖然經過7年的黨內反腐正風、中國國務院總理也多次痛斥行政機構中存在種種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中南海也在2018年3月就推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但是中國政府機構中低效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在這次疫情中再一次曝光。
比如在疫情示警過程當中，前文已經提及的武漢市長周先旺所說的，「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而在疫情完全公開後，迅速傳出武漢乃至整個湖北省物資短缺的消息，尤其是醫療物資嚴重供應不足，包括武漢市一眾三甲醫院在內的大量醫院頻頻傳出防護用品告急的新聞。
媒體查證之後，發現來自中國各地的大量捐贈物資竟然因為武漢市和湖北省職能部門的低效、繁雜審批程序而不能及時發放。但很多一線醫院因為「手續問題」沒能領到急需的物資，黃岡市浠水縣人民醫院甚至拿出院方的捐贈文件，都不起作用。
對於這種混亂，武漢紅十字會向媒體表示，所有醫療物資的分配和發放權不在紅十字會，而是在武漢市抗擊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的一名工作人員1月31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疫情指揮部並不統一負責分配，只審核和批准三家定點機構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駁回紅十字會上報的分配方案。
需要承認，為解決肺炎危機，中國已經全速開動了整部國家機器。不過也正如2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所稱，這次疫情是對中國政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它也給中南海敲響了警鐘：中國雖然已經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仍有太多亟待補齊的短板。這既是中共高層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同時又應該是全世界認識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