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醫護罷工】大V兔主席：封關可探討，但罷工不可接受
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香港已有15宗確診個案，醫管局員工陣線今（3日）發起一連5天罷工，要求政府立即封關。
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他一連發表2篇文章，討論如何看待香港醫護罷工要求封關。首篇文章中指出，封關和罷工兩件事應分開考慮，封關是技術問題，可以探討，但醫護人員罷工涉及道德準則問題，絕對不能接受。
以下為《如何看待香港醫護罷工要求封關（一）兩個問題分開考慮》文章節選，香港01已獲公眾號「兔主席」授權轉載：
一、封關和罷工兩個事可以分開考慮。封關是個技術問題，可以探討。
針對中國大陸的封關在多地發生，從美國、新西蘭、新加坡、澳洲、俄羅斯、越南到菲律賓。這些國家封關的原因，第一是對疫病本身缺乏清晰的判斷，更多的只能根據世衛組織的建議、疫情在中國發展的情況（依賴中國的對外披露）以及中國政府的抗疫舉措來判斷。其中非常重要的參考因素是中國自身採取的行動，例如湖北採取多地封城，各大城市一級響應等，舉國上下抗疫，配以快速上升的確診人數，使得外界形成觀感：且不論新冠肺炎本身危害多大，但中國舉國抗疫，疫情應當非常嚴重。
第二是各國都不具備中國舉國抗疫的體制。他們制止疫病蔓延的防線只有國門，一旦疫病進入國內，在本地開始傳播，就難以防控了。全國聯防聯控，封城，統一調整假期，系統性減少人群聚集，軍事化的抗疫行動，這些舉措在其他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疫病一旦流入並發展起來就不可控制。
因此，這些國家只掌握兩個事實：一是承認自己對疫病的嚴重性不清楚；二是承認自己沒有強大的防控能力。那麼只能先拒病毒於國門之外，採取暫時的封關。
與這些國家相比，香港有甚麼差異呢？筆者以為：社會層面，香港除了與中國大陸的人口互動非常大，封關會造成巨大的不便——不光是不利於內地人造訪香港，而且會給來往內地的香港居民造成巨大不便。大量的香港居民在內地居住，工作、學習、經商（光湖北一省目前就有1300港人），他們頻繁往來關口，是目前從內地進入香港的最主要人群。2019年運動以來，赴港的內地人群大量減少，封關影響的不一定是內地人，而是與內地有聯繫的香港人。
經濟層面，香港經濟高度依賴內地。香港的基層經濟包括零售、旅遊、酒店、餐飲、貨運等都會因封關受到重創，是2019年香港反中運動之後的額外一擊，許多企業可能因此徹底歇業。此外，封關還可能影響到香港的上層經濟——中國內地的離岸金融，使得相關專業人士不得往來內地。因此，香港對內地封關的經濟代價遠遠大於其他經濟體。
政治層面，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雖然《基本法》規定了香港有對出入境的獨立管轄權，但疫病之下，對內地「封關」是一種離心離德，觀感不好。特區政府說不考慮政治因素，但完全不考慮也是不可能的。在可能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會想辦法遏制從內地入境的人流，但止於採用「封關」這樣隱含政治訊號的強力做法。
所以，對「封關」是要做一攬子考量的，要統籌計算經濟、社會與政治代價，不能單從疫情防控一個角度出發。疫情之下，勢必要考慮抗疫與社會經濟正常運行之間的平衡關係。這就是公共政策的難處所在。特區政府施政之難，很易理解。
中央政府決定動用舉國之力對抗疫情，何嘗不知道抗疫和影響GDP，何嘗沒有經過以上一攬子的考慮。
筆者認為，由於《基本法》賦予了香港獨立管理出入境的權利，我們應當尊重一國兩制，尊重《基本法》，由香港市民和香港政府結合各種因素進行考量，決定自己要採取的出入境政策，並享受自己決策帶來的收益（阻止疫情輸入香港），並承擔相關的代價（經濟進一步下行）。按說，一個如此成熟的城市應當可以做出符合自己最大公共利益的合理選擇。
筆者以為這也會是中央政府的姿態。如果特區政府客觀分析，提出要短暫對內封關的訴求，筆者相信中央政府也會理解並給予支持。因此，筆者以為「封關」問題是可以探討的——它是一個在特殊時期知悉，需由香港人自行處理的政策問題、技術問題。封關勢必會帶來代價，而這個代價也主要由香港人承擔。
香港需要的是廣泛的公眾討論，納入各方面的意見，但由於「封關」問題不僅涉及公共衛生，也涉及民生及其他議題，要吸納各個領域專家的意見（疫病/醫學/公共衛生專家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並避免簡單的民粹決策，畢竟普羅大眾對疫病的了解是非專業的，可能限於恐慌；對經濟、社會一攬子賬是看不清楚的。如凡事要交由「公投」決定，是公共決策者最大的不負責任。
而目前看來，短暫「封關」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學者專家都支持進一步封關和限制人流。在這個問題上，黃藍是不分的，建制派最多可能抱有些許政治權益和投機心理。
二、醫護人員罷工絕對不能接受
開展罷工的醫護人員是利用其特殊的職業身份，在醫療資源本來就極度緊張的特殊時期（流感季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威脅），通過變相拒絕對病患提供醫療護理，脅迫政府及全市市民滿足自己的訴求。
醫護人員是有需要嚴格遵循的專業道德準則的，他們的責任是窮自身能力，救死扶傷，幫助病者，對病者負責。在面臨個人危險時，醫生也要迎難而上，為病者負責。救治病人就是他們的天職，臨陣脫逃是不被社會倫理所接受的，正如士兵要打仗，警察要執法，消防員要滅火一樣。醫生對於病者是無差別對待的：他們不問病者的身份，不問其患病的原因，對一切病者都要盡最大努力去救治和幫助。即便是在戰場上遇到受傷的敵人，或在和平社會裡遇到的罪犯和惡人，也要遵循同樣的原則。在救死扶傷時，不能涉入個人情感、道德判斷，更不能涉入政治立場。
醫護人員一般佔社會人口的1%，這部份人是不可或缺的，也無法在短期內替代。與一般行業（例如稅局或教師）不同，醫護人員提供的服務是涉關社會最弱勢群體的生死的。他們一旦統一行動起來，就可以綁架並要挾整個社會。何況現在是在疫病之下。他們的「權力」非常大，大到能夠生殺予奪。
當他們拒絕提供醫護服務時，就是將病患綁架成為「人質」，對社會進行要挾。如果政府不滿足他們的訴求，他們可以威脅採取進一步的升級行動，例如發動更大規模、持續時間更長的罷工。這就相當於威脅對「人質」進行「撕票」。值得一提的是，醫管局員工服務於公立醫院。而公立醫院又是服務於社會最弱勢群體的（有錢人都選擇去私家醫院）中最為弱勢的群體（需要到醫院求診的病患），且壓倒性絕大部份都是香港本地人，也即他們的「本地同胞」。醫護罷工，就是拒絕對這部份無辜的弱勢群體提供服務，打着護港的旗號傷害無辜港人。
同時，選擇在疫情之下這個非常特殊的時期罷工，就是為了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和談判籌碼，更好地綁架和要挾政府。這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在社會最需要醫護的時候，他們卻通過綁架香港最為弱勢的本地群體，以後者的健康和生死要挾全社會，其道德之卑劣已難用言語形容。有市民到醫管局請願，指責醫護罷工是「喪盡天良」，確實只有這四個字才能描述他們的卑劣。
而醫護與一般行業又有本質不同，他們提供的服務涉關人的基本健康乃至生死，本應受到額外的道德約束，在道德感上應當高於社會平均水平。但香港這些醫護非但不遵循醫生的道德準則，而且連一般的人倫常理都不顧及，要通過罷工來傷及無辜患者，要挾社會。筆者以為這已經構成一種軟性的恐怖主義。細想，這與一群恐怖分子威脅用炸彈炸死人質以逼迫政府就範本質上又有甚麼差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