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央治港】駱惠寧在官媒上發表文章　透露中聯辦的改革路徑

新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1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標題為《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的文章。雖然全文只有3000多字，在香港和外界輿論中沒有引起多少波瀾，但其重要性其實不可低估。

文章首次全面闡述駱惠寧赴香港之後，其領導的中聯辦將要做甚麼不同以往的工作，以及中央治港在執行層面的整體框架。在北京觀察人士表述中，此文章對於香港未來時局走向，極有警示價值和參考意義。

駱惠寧1月6日履新香港中聯辦主任後一直馬不停蹄，與新聞媒體見面、率團往深圳會見領導班子、拜會香港歷任特首、到廣州會見廣東高層等。外界根據官方打磨後公開的隻言片語來觀察這位曾經的地方大員赴港後會有怎樣表現，而他此次發表在《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其實正是其接下來工作的一次集中宣示。

首先，這篇文章回答了駱惠寧和他領導下的中聯辦未來要做什麼，怎麼做的問題。在第一段，駱惠寧說明了習近平早前視察澳門時一系列講話對「一國兩制」的重要性，以及「澳門經驗」對於香港治理的重要性。他表示，「更深深感受到借鑑澳門經驗，堅持和完善香港『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對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也更深深感受到中央駐港機構所肩負的光榮使命和重大責任」。

這些相對感性的表述裏，觀點和邏輯卻是明確的。中央對澳門的治理證明了「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和成功，已經形成了「澳門經驗」，而且這種「澳門經驗」可以為香港所「借鑑」。香港中聯辦需要做的，就是借鑑「澳門經驗」，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制度體系，進而實現包括香港在內的整個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就是香港01此前不斷強調的「第五個現代化」。

這是在習近平視察澳門之後，駱惠寧領銜的中聯辦相對於以往的「更深深感受到」的，也當是其接下來將要展開的新的工作方向。駱惠寧稱其為「光榮使命和重大責任」，其潛台詞是這種「光榮使命和重大責任」是中央駐港機構本就該肩負起來的，而他此番赴港就是要承擔起這樣的使命與責任。

文章最後直接點出了中聯辦接下來的工作內容，但其指向相對較「虛」，例如說「與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一道，在全力『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同時，認真思考圍繞『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應『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這一重大課題」。而這其實反映出「一國兩制」框架下中聯辦的基礎性和輔助性角色，其對問題的思考和改進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香港政府和各界人士的主動作為之上。

第一，要樹立香港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也就是對香港的政治制度、前途命運的信心。自香港回歸以後，逐漸形成針對中央政府、香港政府、中國內地等方面的，以懷疑、批判、異化、反對或排斥為主調的思維認識和輿論氛圍。持續半年之久的修例風波更是嚴重動搖了香港各界對「一國兩制」和香港政治制度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更須首先重建人們的信心，然後才可實行其他後續方案。駱惠寧沒有明言的「潛台詞」或許包括改變香港管治團隊的治港思路和認識，以及改善明顯不利於香港穩定發展的社會輿論環境。

第二，「準確」和「正確」地把握「一國兩制」方向，通過制度改革和加強執行，實現香港的「長治久安」。駱惠寧提到，「如果國家安全體制機制長期缺位，外部勢力就能夠無所顧忌進行滲透破壞」，並複述了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所稱的「建立和完善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並強化執法力量，着力補齊這一「突出短板」。

第三，香港要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積極參與者」，實現香港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分工、融合與共同發展。駱惠寧引用了習近平視察澳門時發表的觀點，澳門的「主人翁意識」就是「自覺站在國家整體利益和澳門根本利益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優勢，中國改革開席是香港的最大舞台，「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是香港的重大機遇，香港應該抓住這些機遇，「乘勢而上」。

第四，恢復香港社會民間的國家認同，其關鍵着手點在於香港的教育。駱惠寧認為，習近平所說的「愛國愛澳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制度得以在澳門順暢運行的社會政治基礎。習近平所說的「愛國主義教育茲事體大，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部門和學校擔負起主體責任」，「這一點對香港同樣非常重要」。香港需要在全社會尤其是青少年中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完善香港教育治理制度體系。

香港也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駱惠寧的這些表態，其實與近年中共形成的新思路、新決策一脈相承，是具體化到中聯辦和香港各界的具體行動計劃。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作出過大幅調整，習近平視察澳門時的講話更清晰地指明瞭香港的變革路徑。

十九屆四中全會制定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就是中國「第五個現代化」的系統方案，也確認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具體包括完善中央對香港官員的任免制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並提出「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健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等等諸多方面。

駱惠寧這篇文章明白無誤地強調，「香港、澳門自回歸祖國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那麼，在整個中國都在推進「第五個現代化」之際，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是否也應該推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更何況，香港近年飽受政治紛爭的困擾、經濟發展趨緩、底層民生困窘，修例風波更是重創整個社會的未來命運，更需要做出自我改變，跟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需要指出的是，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並非「西方化」。香港更不應認為自身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走在中國內地前面。由於雙方的制度差異，進行簡單的對比是不合適的。雙方都需要在「一國」之下，基於各自的實際情況改進自身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

具體如何推進香港的「現代化」，需要香港自身的探索，以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協調。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此番發表於《人民日報》的文章儘管帶有明顯的中國式官員風格，簡單、乾脆、利落，外界難以看懂，實則代表了中央的立場與態度，正是講給外界尤其是香港人聽的。四平八穩、波瀾不興的背後，其實是大國治理的靜水流深。香港還需仔細領會。